“浙江模式”的新思考

－－卓勇良研究员于《书城》畅谈“‘浙江模式’何处去”

文/鸽子

　　五月六日的茶座，请来了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研究员，主讲“‘浙江模式’向何处去？”对大多数与座茶客来说这是个陌生的领域，但卓先生图文并茂、不时穿插民间小故事的生动演讲，让大家听得兴致盎然，笑语不断。

　　卓先生开场给了一组数据，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两大领域浙江省均实现了成功的探索，经济总量不仅位于各省前列，近年来GDP甚至于瑞典这样的欧洲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卓先生将这三十年“浙江模式”的发展进程总结为三条线：民间创业创新、民间与政府的积极互动、解放思想的新突破。

　　民间创业创新是主线。卓先生讲道，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从低档次的日用品起步，在低层次需求的刺激下，依靠低水平的技术支持，形成了繁荣的“本地人利用本地资源在本地创业”大众创业现象，使得浙江成为全国人均拥有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实现市场化的进程中，“浙江模式”又不同于上海、江苏、广州等沿海城市以外资植入为主的“外生型”模式，而是一种没有打破原有生产力、完全在老百姓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内源型”经济，卓先生称其为“古典式市场化进程”。

　　民间和政府的积极互动是独一无二的“浙江模式”的关键一环。在民间一方，创业者不嫌弃蝇头小利、不拘泥一时得失以及在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下的妥协精神—即不追求最优体制的现实理性，卓先生认为这“三不”特征尤为重要；在政府一方，可贵的是采取了顺势而为的积极态度，以民生为要务，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恰恰是这种站在双方立场上的阶段性“次优模式”的选择，形成了民间和政府各自最优的行为模式，保持了双方合作的长期最优。卓先生说在经济学上这叫做“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独特的“浙江模式”的形成，同样包括文化、区位、空间、历史等各种因素。卓先生分析，为什么浙江的土地能够容纳更多的劳动力投入，为什么浙江农民可以从最微薄的蝇头小利做起，为什么“浙江模式”先是从浙南河浙中地区起步？卓先生还提醒大家，注意浙江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带来的诸多便利、浙江人口高密度带来的投资环境的空间优势等等。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规划着未来社会的发展。卓教授从三十年来“浙江模式”形成追溯到一个半世纪前的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卓先生的研究一直关注着浙江省内南北地区人口数量的巨大差异，譬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温州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仅是浙北一些地方的四分之一，这是个体私营经济之所以率先从浙南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与耕地的失衡，有战争的因素，甚至也有物种引入的历史动因，卓先生还特别提到麦哲伦环球航行发现的番薯，经由东南亚传入我国沿海地区、对浙江人口产生的巨大影响。

　　卓先生随后讲到“浙江模式”如今面临发展瓶颈的问题，浙江民企当下已出现发展缓慢，居于低层次徘徊等诸多弊情。“浙江模式”向何处去？这是亟需思考的一个问题。最后的互动环节，围绕“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等问题，卓先生又展开了简单的论述。也有朋友表示对卓先生的“番薯理论”颇感兴趣，要带着卓先生的著作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原载《书城》杂志2011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