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困局的两重性

卓勇良

　　改革开放这三十余年，经济增长较快，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有人怪罪GDP，说是这个“狗的屁”不要也罢。其实GDP仅一指标耳，仅是由于获取成本较低，综合表现力较强，才使得这个词的出现频率较高。

　　那么经济增长形成的财富都去哪了呢？除了居民正常收入这一块外，还可以有五个方面，一是变成企业利润，1998至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高达34.6%；二是变成政府收入，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9.4%；三是变成外汇储备，截止2011年1季度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高达30447亿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算，达19.96万亿元人民币，占2010年全国GDP的50.1%；四是变成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收入，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9年最高收入行业和最低收入行业的收入差距为5倍，日本同年相同行业工资差距3.4倍；五是变成各种浪费，如建筑物寿命普遍较低等。

　　从上述分配格局中，可以解读到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奥秘。由于企业和政府拿到较多剩余产品，因此就可以有较多扩大再生产投入，从而大大加快经济增长，现行分配格局是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基本推动因素。当然，这三十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也是比较快的，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7.8%和7.9%，只是与GDP增长相比，仍要低一个多百分点。亦正因如此，虽然国民经济分配持续地倾向于资本，但普通劳动者福利仍得到较快的大幅提升。

　　从上述分配格局中，也可以看到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潜在危机。一方面是投资率已经高到了67%这样荒唐的地步，产能的周期性过剩、严重的数量型扩张等；另一方面是钱来得容易，花得也快，诸如满街的进口豪华轿车、高档别墅供不应求、茅台价格飞涨等。当投资率长期过高，当花钱的不合理性长期持续的时候，全局性危机暴发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大。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是否存在着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因为出口较快增长，是导致资本所得占比较高，劳动所得占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出口增长有所控制，虽然就业增长会放慢，但物价涨幅也有可能放慢甚至下降，同时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也将有所降低，从而降低企业和政府的分配比重，则分配合理性就会提高，民众的实际感受也会稍好。同时在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增长有所放慢情况下，倒逼机制将促进全社会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并减少浪费。在这一情形下，民众的实际福利增长，就有可能不低于甚至高于出口增长较快时的情形，民众情绪也会相对较好。

　　1997年至2003年，中国物价指数历时7年负增长。这是民营企业全面替代国有企业，全社会要素效率全面提高下的物价下降。在这一情形下，实际工资增长快于名义工资增长，虽然工资增长较慢，但实际福利有所增长。2004年以来，快速的出口增长导致需求增长，物价指数开始上升，从而“吃”掉了一部分工资。

　　分配困局的难点在于中国经济存在着“劳动力无限供给”，因此分配天平长期不利于人均收入增长，是一个主观意志较难改变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前，大学生确实是“天之娇子”，那是因为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而当前大学毕业生工资甚至低于农民工，那是因为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只要这种局面没有大的改变，大学毕业生工资增长就有可能持续较低。

　　分配困局的两重性说明了分配问题的复杂性。笼统地予以指责，笼统地进行道德批判，很容易误导社会情绪；而如果不改变其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亦将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好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分配优化的曙光已经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