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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建议:确立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方针

 “十四五”发展思路应有一些重大改变。其中之一就是将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论”,改变为“快于论”。如果考虑到重大提法变动的稳妥性,也可以改为“收入增长同步于或适当快于经济增长”。

1、收入增长曾被长期忽视

在一个长期尊崇“先生产后生活”的国家,我们今天能够提出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已经是尊重客观规律的一个巨大进步。1980年代初至今的全国8个五年规划,除了“六五”和“十二五”、“十三五”的3个规划外,其余5个五年规划的居民收入指标,均大大低于经济增长指标。

图表 1  1980年代以来,全国历次“五年规划”经济增长指标与与居民收入增长指标比较(数据来源系历次全国五年规划)

规划

GDP年均增长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年均增长

“六五”1981-1985

工农业生产年均增长4%

职工工资总额年均增长4.9%。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

“七五”1986-1990

7.5%

 

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名义增长7.1%,职工工资实际年均增长4.5%。

“八五”1991-1995

6%

 

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年均增长2%;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3.5%

“九五”1996-2000

8.1%

城镇5%,农村4%。

“十五”2001-2005

7%左右

5%左右

“十一五”2006-2010

7.5%

5%

“十二五”2011-2015

7%

7%

“十三五”2016-2020

6.5%

6.5%

“六五规划”提出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并非认识到了其中的客观规律性,而是出于收入长期低增长的无奈。1952至1978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0.367%;1957至1978年,全国人均生活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长仅1.0%。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认识到这种实际存在着的“收入冻结”,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严重背离党和政府领导经济发展的目的。党中央国务院为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多次发布文件,提高职工工资,在农村推行“大包干”,形成了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波的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提高。

不过 “先生产后生活”仍在事实上指导着经济工作。1985至2005年提出的5个“五年规划”,其中的收入增长指标,大幅低于经济增长指标。收入增长指标最低的是1991至1995年的“八五”规划,GDP年均增长6%,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年均增长2%,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3.5%。只是到了2010年的“十二五”,才明确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

2、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的苦果

1978至1983年,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黄金期。这期间,人均GDP年均增长6.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7.0%,均大大高于人均GDP增长。联系到1953至1978年,全国全部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实际仅增长0.4%的实际,这显然具有拨乱反正的积极意义。

然而收入增长黄金期稍纵即逝。1984至2011年,全国人均GDP年均增长9.0%,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仅7.2%,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仅5.5%,双双大幅低于经济增长。

尤其是农村,可以说是形成了对于农民的一种剥夺。尽管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是收入增长大幅慢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政策上能主动自觉地重视收入增长,地方政府不是如此地重资本、轻劳动,情况或许会好一些。

这也导致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系统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结构失衡。一是动力结构失衡,形成出口和投资依赖;二是分配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走低,政府和资本收入比重持续走高;三是需求结构失衡,消费率持续走低,积累率持续走高;四是社会结构失衡,经济增速较高,居民幸福指数较低。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远离他的人民。

问题严重性还在于,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和约束因素长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加之对此缺少必要和积极的政策干预,中国经济发展格局长期难以转型。尽管自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以来,历次党代会均强调经济转型,但中国经济粗放外延增长越演越烈。

3、居民收入增长的转折性变化

中国经济发展终于在2011年以后,出现一系列根本性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的变化,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

浙江民间早在新世纪初就感觉到了这一变化。2004年前后,浙江湖州被称为“童装之都”的织里镇,连年遭遇“招工难”。就浙江而言,先是技工短缺,接着是青壮年普工短缺,再接着是劳动力全面紧缺。

然而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缺少应有准备。我10多年前,在研究“十一五”规划的一个座谈会上提出了劳动力短缺问题,没想到遭到了出席会议的复旦老教授的一顿抢白,他认为农村劳动力仍大量过剩。此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劳动力短缺将对浙江经济的影响,我与之长期相处的一些学者和官员没把它当回事,他们的一个理由是人口数据不可信,其中一个貌似有力的说法是,“一场洪水冲出了一大堆孩子”。因为1998年的长江洪水,相当一些获救孩子没有户口,似乎还包括牵动全国人民爱心,年仅6岁在洪水中坚持近9小时的嘉鱼小女孩江珊。

人口普查0至10岁数据,确有较大偏低,国家统计局官员亦发文坦承。然而10岁以上人口数据,可信度较高。更重要的是,我所做的是同口径比较,尽管数据有水分,但结论仍大致可信。

图表 2

劳动年龄人口的实际减少,终于不期而至。根据现能搜集整理到的公开数据,2012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2万,此后这一数据以年均5.3%速度递增。2018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470万。2012至2018年合计,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814万,平均每年减少402万人。根据“六普”年龄表推算,2026年,如果扣除死亡但不扣除就学因素,全国当年劳动年龄人口将比2025年减少1200万人。

中国经济终于迎来了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重大根本性变化。2011至2018年,全国人均GDP年均增长6.6%,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9%,比经济增长快1.3个百分点。

2019年1季度,全国人均收入实际增长比人均GDP增长快0.8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由2011年的40.1%,上升至2018年的43.7%。由此导致中国经济由投资出口主导的增长,转变为消费主导的增长。2018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76.2%,尽管其中有不正常因素,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优化,毋庸讳言已呈显著的优化迹象。

图表 3

 

图表 4

 4、改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为“快于”

中国经济发展近10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劳动供求关系变化的同时,居民收入增长开始持续快于经济增长。正是由于收入增长相对加快的支撑,就在一些主要经济增长指标纷纷跌入1位数时,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月度同比名义增速,至2017年11月前,坚持挺立于两位数之上。这就在出口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的断崖式回落之下,GDP增长获得了回落中的有力支撑,并未出现所谓的“硬着陆”,且顶住了接踵而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持续回落。至于工业企业,尽管2015年非常困难,但据我的大量调查,至少在浙江,并未像网上一些帖子说的那样惨不忍睹。

收入与经济增长的 “同步论”,是2010年编制“十二五规划”的一个巨大进步。但这还不够,如果“十四五”关于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提法,仍继续强调“同步”,则将有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不符合实际。不仅不符合2011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实际,而且在“十四五”时期,如果经济社会发展不出现有重大负面影响的小概率事件,居民收入增长有相当大的可能,将持续快于GDP增长,且这一“快于”,按照劳动供需等的均衡分析,或将持续10年左右。

二是不利于优化重大经济结构。如果“十四五”仍提出“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且实际亦如此,则将意味着难以改变目前收入占GDP比重较低的局面,消费推动作用将弱化,投资仍将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经济增长。尽管这在实际上不会出现,但对“十四五”发展思路和政策制定,将有严重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十四五”结构优化和发展。

三是不利于促进地方党政领导重视居民收入增长。如果“十四五”仍提“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将不利于改变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的“唯GDP”思想,导致相当一些地方忽视收入增长局面的继续存在,从而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一些人士,尤其是极少数所谓的大牌经济学家,总是担心收入增长相对较快不利于经济增长。甚至说出城乡居民将寅吃卯粮、“钱花完了怎么办?”这样违背经济学常识的话。众所周知,这样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有一位教授朋友提出疑虑。他觉得想法不错,但可能只是一个美好愿望。未来政府支出压力那么大,蛋糕就这么一块,增速还在下降,老百姓多拿一点,能维持下去吗?我的回答是,居民收入跑赢经济增长,是劳动与资本的博弈决定的,与政府多收并无直接关系。政府多收先影响资本收益,然后才影响劳动收入。因为只有当政府多收严重损害资本活力,导致经济增速回落,而在一个较低的甚至是负的经济增速下,资本缺少对于劳动的需求,劳动收入才有可能跑输经济增长。而这时,经济增速将降至难以承受之低,政府收入亦将受到极大影响。所以,基于政府对于自身长期收入下降的恐惧,政府也有动力去促进居民收入增长。而只有在这一情况下,经济才能较快健康增长,政府收入亦能较快增长。

当下已出现了劳动生产率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甚至略快于收入增长的状况。2011年来的头几年,由于居民收入的长期相对低增长,收入增长确实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然而近几年,如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6.5%,劳动生产率增长6.6%,已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乃至稍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由此奠定了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另据计量分析,浙江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的技术进步贡献份额,2011至2018年达到73.8%,比2004至2011年的44.4%,提高了29.4个百分点。

图表 5

图表 6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不同时期的技术贡献份额

实地调研亦能证实。我今年五月初去海宁市马桥经编园区调研,企业家们告诉我,新世纪初期,一个工人看1台经编机,月工资约1000元左右,机器转速约1000至1100转;现在,一个工人看3至4台机器,甚至5至6台,月工资约6000元左右,机器转速约2000至2200转,面料幅宽亦提高较多。在这一粗略的案例中,工人工资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提高4至5倍,如不考虑面料幅宽提高因素,且1位工人操作机器按3至4台的行业平均计算,则产品生产效率提高6至8倍。

那天,一位颇有成就、生活方式健康的企业家向我介绍了这些情况后说:“只要我们把应该做的工作做好,我不担心工资提高的影响”。湖州一位省内著名企业家,多年前也曾对我说过,工资占企业销售收入比重长期较低,企业对工资提高并不如一些人说的那么敏感。

对于一些效率较难提高或提高较慢的行业及企业,工资较快增长确如噩梦一样。这确实比较麻烦,一方面是希望政府努力改善营商环境,真正把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也只能寄希望于企业自身的努力。

还需要强调的是,请诸位在恐惧工资增长的同时,别忘了1998至2011年,在这具有数据记录的长达13年里,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33.3%的资本美好时光。既然在相当一段时间,存在着分配向资本的倾斜;那么也应该积极正视和应对,当下分配向劳动的倾斜,因为这无非是“六个月大、六个月小”的经济周期现象。

这几年的大量案例表明,一些企业并非被工资短期内较快增长压垮,而是被经营者自己的非理性行为压垮。海宁市马桥经编园区,与上述那位企业家共同在新世纪初期创办的10多家经编企业,只有一家关闭,且系非生产经营因素所致。

我们当下需要造就的,是一种“捧金饭碗创造钻石价值”的新分配和新动能格局。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当劳动供给增长小于劳动需求增长,且技术进步相对加快,则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应是大概率事件。而且,在当前收入占GDP偏低状况下,只有收入增长适当快于经济增长,才能持续优化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才能持续提升消费及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能持续保持和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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