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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人才机制是当下重大战略选项

长期以来,中国缺少对于人才及其机制的应有重视,尤其是至今仍对此缺少科学全面的认识和建构
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贸易与交往难度正在增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发展或将再次遭遇人才瓶颈。由此而言,重构人才机制是当下的一个重大战略选项。
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都是人才问题。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正是因为研究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知识和思想等要素,获得了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缺少对于人才及其机制的应有重视,尤其是至今仍对此缺少科学全面的认识和建构。
一、人才问题的重大紧迫性
中国经济是基于发达经济体历史累积的物质文明和部分精神文明,实现快速发展的。“就算是今天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可能即将回归霸主地位,基础仍然是欧洲的生产和金融模式”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语)正因缺少内生知识技术的自我支撑,说中国经济是“沙滩上的大厦”亦不为过。中兴、华为事件进一步表明,中国经济大厦底下的这个沙滩有相当多的流沙。
中国制造不仅仅是大而不强,更确切地说是大而脆弱。中国集装箱出口占全球90%左右,是典型的傻大笨重产品;纺织品出口占全球近40%,是典型的低附加价值的古老产品;办公和通信设备出口虽占全球30%多,但以组装加工为主,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汽车出口仅占全球4%左右,药物出口占全球不到3%,欧盟药物出口占全球比重高达60%多。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90%以上的高端工作母机、高档成套设备,以及几乎绝大多数高端核心部件和元器件,包括90%以上的高端芯片,均依赖进口。甚至汽车发动机上小小的密封圈和螺栓亦依赖进口。而且,中国经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原材料。国内所需铁矿石的3/4和原油的2/3依赖进口,2018年进口原油是国产原油的2.4倍,简言之,中国原油进口率达70.8%。
当然,必须看到,中国经济能达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属非常不易,指出上述问题的目的,是强调中国必须继续前进。任何经济体均有从规模扩张为主走向优化提升为主的过程,中国经济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关键是“强起来”,必须从体量之大走向骨骼之坚。
重大转折必以人才为先导。100多年前李鸿章亦如此。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给恭亲王和文祥写了一封信,被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评价为“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李鸿章在信中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专设一科取士”。中国当下面临三方面的人才紧迫性:一是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对于人才需求的紧迫性;二是大批人才外流对于重构人才环境的紧迫性;三是与发达经济体发展差距缩小对于自主知识产权需求的紧迫性。
尤其是上述第三方面问题更为现实紧迫。当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引进不太先进的实用技术即可。当前中国越来越需要引进最新技术,但理论而言没有哪一个发达经济体会无端地将最新技术拱手相让,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且需指出的是,这是全球技术贸易及交往的常态。有鉴于此,当下中国人才问题越发表现出紧迫性。
二、中国人才理念、政策和机制落后
1、基本理念缺乏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文精神
“尊重人才”这一提法非常值得商榷。难道不是人才的人就不应被尊重?这是典型的“按下葫芦浮起瓢”一类的缺少深刻逻辑思维,似是而非的提法。当“尊重”尚为稀缺资源时,我们不得已只能把它分配给最为紧缺的人才。而当十七大和十八大提出“以人为本”,十八大和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后,尊重人才这样的提法显然应与时俱进。切实落实好十七大以来关于以人为本等精神,真正实现对所有人的无差别的尊重,才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关于人才的基本的人文原则。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值得商榷。这样的提法是历史的产物,只是普遍不重视科技时的一种过渡性提法,当前已不适应实际。这一提法的主要症结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科技的主体是人,科技的支撑是人,促进科技进步的是人,没有千百万大写的科技人的艰辛探索,就不可能有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且这个提法只是聚焦到具体的科技成果、科技应用,忽视其中科技人的主体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提法说了那么多年,人才问题依然突出的一个原因。
政府直接用钱引进人才更值得商榷。政府是市场经济创造环境的主体,不是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应该为所有的个人营造环境,但原则上不应为特定的个人营造环境。且就长期言,政府事实上也做不到、做不好这一点。
关于具体引进人才的事,还是让市场主体去实施吧。政府所要做的,就是不要有人群、城乡、性别、职称、年龄等歧视,准备好简易审批程序和普惠的可拎包入住的人才公寓,提供人人都可享受的高质量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同时也积极促进为特殊需求服务的教育等产业的市场化发展。
2、错把人才举措作为速效救心丸
人才培育必须历经数代努力。如果缺少长期的历史文化沉淀,是不可能形成一大批超一流人才涌现的局面的。我们现在培养人才的努力,要到一代人后甚至更长时间后才能见效。人才培育是必须从其父母辈抓起的跨代工程,日本20世纪60-70年代快速发展,一大批具有较高学历的全职“知识妈妈”功不可没。这也正是所谓的人才培育的“隔代效应”。
人才培育必须全覆盖。人才能不能脱颖而出是一个概率问题,基本取决于四重因素,即智商、情商、努力和运气,而这四者是相乘关系。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展示其特质,就必须为每一个人创造同样好的条件,使每一个具有无限潜质的特定个人,都能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成才,从而极大提高人才脱颖而出的概率。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有教无类”原则的现代应用,也是现代人文精神在培养人才上的基本原则。
人才培育必须有通识教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者,应具有起码的自然科学知识,18世纪的欧洲大哲学家都是大数学家,甚至没有读过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学者连学术圈子都进不去。自然科学大家通常都具有极高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修养,比如爱因斯坦拉了一辈子的小提琴;苏步青是数学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写作大家和诗人。人文精神必须自小培养,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严重违反人伦的发明创造。
人才培育必须自由宽松。英国18至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自然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的开创性的大家,此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689年的光荣革命后,英国成为欧洲学术氛围最为宽松的一块土地,马克思就是在伦敦写出《资本论》的。日不落帝国的炼成绝非偶然。当时欧洲不少国家都缺少宽松的学术氛围,康德曾接到普鲁士威廉二世的内阁令,指责他歪曲和贬低《圣经》,威胁他如一意孤行,必将遭致不愉快的处置。
3、人才使用落后
人才考核是人才培育成长的一大阻碍。最顶尖的大科学家和大学者,没有一个是通过考核成长的。重重考核之下,只能出一些滥于充数的低水平成果,至于中国大量的发明专利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只有天知道。前不久听一位长期研究教育的大学校长坦言,国内的论文很多,但用境外人士的话说,是一种低水平的快速增长,实际是考核指挥棒下的大量垃圾文章。
当前政府对于高校研究机构的管理,正在影响其发展。高端智库应有众多高素质人才,但相关部门机械地卡住职称评聘数量,严重不符合高端智库实际,严重影响对于科研人员必要的精神激励;另一方面又缺少灵活的薪酬机制,严重影响对于科研人员必要的物质激励。名和利的路子均不畅通,人才激励何在?
国有企业既是高校学子的向往,但也是压抑人才的地方。大批出不了国的优秀学子挤向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份额小、扭曲大,占了好地,贡献却甚少,比较典型的是占GDP仅20%多的国企,却占了70%多的银行贷款。
民营企业因为大量采取“拿来主义”,以及长期以低层次产业及组装加工为主,缺少对于人才的迫切需求。或许今后情况将有较大改变,但鉴于民营企业地位需要周期性重申“妾身未分明”状况,加之民营企业当前事实上在主动收缩,仅就当下而言,其人才状况不容乐观。
三、加快建构促进人才辈出的四大环境
如果缺少下述四方面环境建构,或者说下述四环境比较薄弱,是难以造就一大批能把国家民族带向未来的人才的。进一步要指出的是,这四大环境之间,是一种缺一不可的相乘关系。
1、自然而然的学术环境
所谓“自然”,康德指出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一切可能经验之表象的总和。康德还指出,“如果我们把自然这个词理解为本应以正当的、合理的方式发生的事,那也就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斯宾诺莎说,“一切事物都由最神圣的自然的必然性决定”。
“自然而然”简单而言就是实事求是。客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就应按学术准则和规范,挖掘事实,深入分析,如实地得出结论。这里大致应遵循三方面准则,一是以基本事实为研究出发点,二是以自然法则为衡量标准,三是以遵循逻辑为基本规范。只有满足这些要求,才能建构良好的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学术氛围。任何不符合事实,不符合自然法则,不符合多重逻辑的研究成果和结论,都是不具有科学性的。
西方学术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具有朴素良好的开端。然而,直至14世纪,神学大施淫威,自然而然的学术氛围是一个稀缺要素。15世纪欧洲发生的三件大事,催生了西方学术的重新崛起:德国人古登堡的铜活字印刷术,促进了知识普及发展;奥斯曼土耳其攻陷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激发了欧洲人对于生存约束的紧迫认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导致了欧洲发展激励的增强和发展函数的改写。正是在“自然而然”的学术环境下,一系列改变世界的重大科学和制度发现应运而生。其中,有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它们奠定了全球现代化发展的科学和制度基础。
2、自由自在的成长环境
每一个孩子都有奇思妙想,每一个孩子都有某种特质,每一个孩子都有成才的可能,关键是环境。有利于孩子们自由自在的成长环境,是培育一大批能把国家民族带向未来的超一流人才的关键。
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嬉笑自如,率真自然,这是人才成长的最佳状态。约束肯定是有的,这就是道德、习俗和法律约束。即使是一些起码的法律约束,如有两可的酌情状况,也应尽量取其宽松而不取其严峻。适当的压力肯定是需要的,毕竟人无压力轻飘飘,但应建立在因材施教基础上,而这在相当状况下是一门艺术,这就又给培育最尖端人才平添了相当的难度。我们终究还是需要循循善诱,尽量让孩子们在较少的压力中成长。
自由自在包括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爱因斯坦觉得教育最根本的要求是“思想自由”。行为自由当然也是必选项,如果爱因斯坦没有在伯尔尼的瑞士专利局度过那段自由自在的美好时光,也许就不会有狭义相对论的横空出世。
3、应有尽有的物质环境
这里的意思是,应尽可能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物质环境,亦即“应该有的请尽量能有”。缺少最起码的物质环境,即使再优秀的人才亦恐将一事无成。尤其是随着人类财富泉涌式的增长,以及科学技术的爆发式发展,相应的物质条件越来越不可或缺。就象一位从小与汗牛充栋的中外古今书籍绝缘的人是成不了伟大的学问家一样,一位从小与计算机绝缘的人绝无可能成为比尔盖茨式人才,一位从小与天文望远镜绝缘的人也成不了哥白尼式人才。
相应的物质条件和环境之下,才能涌现出相应的大师级人才。尽可能给孩子们创造较好的物质环境,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我们2011年研究山区发展,曾提出至少给山区学校的孩子们每天一块大排、一个鸡蛋,冬天能洗上热水澡。2012年浙江省推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016年全省已有25万学生享受每天5元的免费营养午餐。
4、自创自立的制度环境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但这是一种消极的被动式的人才观。把人才脱颖而出建立在不稳定的伯乐基础上,本身就是缺少现代精神。现代社会需要造就的是人才自我成长、自我发展,自我脱颖而出的积极主动的稳定机制,而这需要系统的制度建构。
建立和完善遵循习俗和法律基础上的利益机制,才有可能形成人人都是伯乐的稳定的人才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即使没有伯乐、人才也能脱颖而出的自我发展机制。同时,需要加强法治,如专利制度、反垄断机制、打击假冒伪劣机制,以及其他必要的监管机制等。此外,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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