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及自然选择的问题已然比较复杂，更好生存和理想选择的问题显然更为复杂。当中国发展从生存走向更好生存的时候，改革也从单一选择进入多元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更需要基于自然选择的社会选择，更需要坚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长期方针，并以此进一步推进改革。这就是本文所谓的，生存与更好的生存&自然选择与理想选择的问题。

二、生存和更好的生存

生存，也可以解释为基本生存，是人类的基本目标。我们人类作为个体的存在，其实是比较无聊的一个过程。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此在总是存在着一种“不完整性”，而“这种‘不完整性’随着死亡告终[1]。”我们出生时，在科学不发达的长时期内，那作母亲的痛苦不堪，而我们自己毫无感觉。当我们将要离世时，相信绝大多数尚有知觉的人会非常痛苦，然而旁人却甚至可能毫无感觉，即使痛苦亦将随时间而逝。但即使如此，我们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仍要顽强地生存，因为这是我们的一种动物本能。

更好生存是人类的根本追求。按照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大体属于生存或基本生存范畴。为什么说是大体？因为相当一部分生理需求已不再属于生存范畴，而是属于更好生存范畴。部分的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则属于更好生存范畴。更好生存的最高层次是价值生存，这才是真正的作为大写的人的本质特征。

生存和更好生存，几乎在人类一出现就并不截然可分。人类生存的多姿多彩是一个基本的结构性问题。对原始人遗址的考古发掘，通常能发掘出简单的珠子状饰物。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土有数十件骨笛。只要我们存在，我们就会有起码的精神文化生活；只要我们存在，我们就必然追求更好的生存，哪怕是异常的艰难困苦。而这也正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

就人类因自然地理和历史因素所形成的国家或地区间关系而言，为了更好生存而形成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丛林法则阶段，二是贸易法则阶段，三是价值法则阶段。虽然这第三阶段很可能永远也难以完全达到，因为正如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所揭示的“人类多元价值目标存在着不可消除的相互冲突”，但仍不妨予以追求。我们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更好生存的追求，因为这是我们作为理性人对于美，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社会本能。

生存和更好生存亦是人类的一种存在状态。生存是指物质产品匮乏时的存在状态，更好生存是指物质产品丰富时的存在状态。生存主要是物质性的，尽管也存在着精神性的因素，但精神性占比较低。更好生存更多地具有精神性因素，在人类全部生活中的占比显然较高。尤其是随着物质丰裕程度的提高，精神性需求因素的占比将提高得更多。

三、理想选择

人类有理想是人与其它动物区别的最主要原因。人类在生存时代，因为物质产品的贫乏而别无选择，只能以自然选择为主。这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也还是伴有理想选择的个别的具体行为。人类在物质产品丰富而开始具有多元选择时，形成更好生存的占比开始较快上升的时代。这时，就个体而言作为动物本能的自然选择的占比，就出现了逐渐降低的状况。

人类的社会选择的分叉由此形成。人类社会在逐渐走向更好生存的过程中，总是有一些人在进行着深层次的思考。因为基于动物本能的自然选择总是难免粗鄙，因此总是有一些先哲进行理想选择的思考和愿望。“后世的中国人，尤其是儒家，将乌托邦视为自己追求的理想目标，并命名为‘大同’。大道之行，没有等级差别的安稳平和的社会。”[2]孔子显然是其中的典型，《礼记.礼运篇》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中国文化长河中产生了众多追求“社会大同”的碎片式的名人名句，如老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陶渊明“桃花源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

西方社会对此上具有系统的学术研究和表达。比较典型的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确立城邦的三个等级之间的分工合作互相帮助的关系，以达到全体公民的普遍幸福[3]。另一个比较典型案例，或可说是15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

因此，基于人类对于美和美好生活追求的天性，基于人类的社会性特征，一些人在更好生存时代，或者是在对更好生存的追求当中，总是很难避免提出理想选择的愿望，计划经济的提出，显然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

作为个人的理想选择，只要是在习俗和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不影响和损害公共利益，那就无可非议，而且应该保护和促进其应有权利。不过个人实施其理想选择，也必须适合其自身状况才具有现实可能。如果目标总是很高，能力总是欠缺，环境总是拒绝，这样的理想选择除了让人抑郁之外，并不能有较好效果。好在多数人总是能在社会实践中调整自己，形成切合实际的选择。显然，作为个体的理想选择，那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千百万人的理想选择，作为整体而言仍是一种基于自然选择的社会选择。因此，作为个人的理想选择，虽然从社会总体的角度观察而言应被称之为社会选择，但仍属自然选择的范畴。

问题是具体个人的理想选择具有成为社会选择的可能。我们人类的本末颠倒，就在这一时刻出现。即把对生存方式的选择作为目标，而忘记了生存和更好生存才是目标的本身。不仅把关于选择的问题作为社会焦点，同时总是希望把某种理想选择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如哈耶克引用墨索里尼的话，“是我们首先主张，文明的形态越复杂，个人自由也必定变得越受限制”[4]。我们人类相互间由此而展开不可调和的博弈，导致一系列的人间悲剧。

一部人类文明史表明，那种个别人的美轮美奂的理想选择作为集体意志，乃至作为国家意志而成为社会选择时，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公元1世纪的《新约·使徒行传2》就有关于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的记载，“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这句“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在《新约·使徒行传2》中出现了两次。

《新约·使徒行传2》还说，有对叫亚拿尼亚的夫妇，因为没有把出卖田产的价银全数交出，结果夫妻双双“立刻仆倒”，由此可见早期基督教是如此狂热地实行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正如我们大家所知，基督教后来也觉得这些举动过于激进，并未继续实行，反倒是在中世纪实施实行“赎罪券”的罪恶做法，终于在16世纪激发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正是基于现实上的不可行，美好的理想选择最后仍不得不回归粗鄙的自然选择。1620年11月，满载着102名乘客的“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大陆。然而头两年“因为食物短缺而使居民变得虚弱不堪”。因为当时实行的是同耕同种，效率堪忧，居民们总是吃不饱，1622年秋季遭遇了严重的灾荒。1623年4月，他们决定“分地到户”。“各家种自己的那块地……，每家保留自己的收成”。“大家劳动态度的巨变让人吃惊，家家户户都愿意比以前更卖力地干活。……从那以后，居民们再也没有挨过饿。”[5]

历史发展不乏细节的雷同。分地到户不仅是改革开放初期，令中国农民吃饱的惟一招数，即使在近400年前的北美大陆开拓期间，分地到户也是让人们吃饱的惟一招数。这里用得上张维迎的一个句型，如果不知理想选择的不现实性而硬要实施，那是无知；如果明知理想选择通常是失败的前景而仍要实施，那就是无耻。

正是有鉴于此，有了哈耶克那部著名的《走向奴役之路》。因为目标的美好，而使统治集团有了正当理由而迫使人们实行。然而正如哈耶克所说，“现代的计划运动是一种反对竞争本身的运动”[6]，巨大灾难由此而生。哈耶克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自由秩序原理》中，引用布兰代斯的话说，“对自然的最大危险，则潜藏在那种热心者的诱人但剧毒的行径之中，潜藏在那些善意但却令人无法理解其为何如此之善的行径之中”[7]。奥威尔的《1984》，则为我们描绘了实行理想选择所出现的可怕情景，那个执掌着所有人生杀大权的老大哥，总是无处不在，恐惧之极。哈耶克指出，“如果让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专家毫无阻碍地实现他们的理想方法的话，那将再没有比这个更难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8]。

四、自然选择

问题显然是，即使在更好生存的时代，也应该尊重和保护自然选择。就经济发展的制度架构的社会选择而言，仍应是基于自然选择，而不应基于理想选择。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人类有一个容易健忘的通病，日子稍稍好过一些，就会故态复萌，就会想到如何继续增强和实施主观意志，就会往理想选择方向滑去。作为个人的理想选择当然没有问题，而且需要保护；但如果以政府意志实施这种理想选择，则显然有较多问题。因此，显然就有必要着重强调自然选择。

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自然选择的经济模式。亚当斯密认识到了分工和规模经济的积极作用，提出尊重和发挥每个人的利已心，通过人们的逐利行为来推进社会发展。“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9]。哈耶克指出，“分工之所以能达到使现代文明成为可能的程度，……就是它不是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而是人们无意间摸索到的一种方法”[10]。200多年来，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产品，却仍以建立于利已心之上的自然选择为基础。

即使如法国人托马斯•皮凯蒂忧心忡忡地所指出的，“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因此“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11]。然而这并非“经济增长的大潮会使所有船只杨帆远航”[12]的客观规律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皮凯蒂的分析框架当中，缺少中国农民工，缺少科技发展因素所致。1983至2011年，在中国的国民经济分配中，劳动所得占比持续下降，资本所得占比持续上升[13]，而这部分资本所得又相当程度转变为发达经济体的资本所得。皮凯蒂不了解这方面情形就贸然指出，“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集中度回到了（甚至还约略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14]。当前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随着中国的国民经济分配开始向着有利于劳动倾斜，相信全球资本收益率也将逐渐降低。然而与此同时，因为尖端科技总是仅由少数人掌握，加之全球化导致的巨大规模的成功机会又总是仅垂青少数人，这就又给收入平等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自然选择是一种听从内心召唤的选择。千百万人的内心的主要愿望，多半是增进自己的福利，实现个人的具有千差万别的小愿望。千万不要以为这里所谓的福利主要是物质愿望，那就太low了，这其中应该有相当部分是精神文化愿望，这也正是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所告诉我们的。作为个别的内心和作为总体的内心，很正常地均难免粗鄙，均会犯错。然而这只是一个概率问题，正常人的正常愿景，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总是以健康向上为大概率。并且随着物质产品增加，随着人类有更多时间增进知识、增进理性，内心粗鄙和错误的概率就总体而言逐渐降低。而且人类的自我学习和自然及经济的制约机制，进一步使得人类的自然选择具有较强的内生和外生的纠错机制。

自然选择是一种个体的自主选择。所谓“自然”，康德指出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一切可能经验之表象的总和。康德还指出，“如果我们把自然这个词理解为本应以正当的、合理的方式发生的事，那也就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15]。如果个体在某种外力的强烈作用下，违背自己心愿而不得不被动选择，那就肯定不是出自内心的自然选择。或许社会有必要对某个特定的个人进行必要的限制，但如果对于社会全体施予这种限制，那就不再是自然选择，那就是走向自然选择的反面了，那就不再具有个体自主选择。

自然选择是一种社会多元选择。基于理想选择的社会选择就总体言一定是单一的，基于听从内心召唤和尊重个体自主的自然选择，一定是多元的。大自然的色泽有多少，我们人类内心从阴暗到光明的层次也有多少。我们为什么需要多元选择？我们为什么可以也应该包容某些个人的阴暗的选择？一方面当然是出于对习俗和法规框架内的自由选择的尊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受人类理性和大自然的局限，我们实在不可能先知先觉地知道某种被我们所认为的阴暗的一种自主选择，就一定不是光明的选择，就一定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允许一小部分人乃至一个群体的试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途径。真理多跨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常识在特定情况下亦将是谬误。人类的有限理性，决定了我们只能从多元选择的结果中来作进一步的选择。所以尊重个人的自然选择，并形成基于自然选择的社会选择，也就是对于一种将在实践中胜出的较佳绩效的选择。

如果自然选择不再是社会选择的基础，人类很可能将因此而不再进化。尽管仍会有具体的个人的自然选择，但这不仅会受到打压，也会独木难支。大自然已经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物种多样性受到了致命影响。所以尊重自然选择，就像保护物种多样性一样，也就是确保和促进人类的进化。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政府就开始注意到这一点了。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在中央党代会和全会级别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提出“首创精神”。10年后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随后至2013年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每一次重要报告和文件都会提到“尊重”或“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等。十九大报告因为有更积极提法而没有出现这句话，下文详述。

五、自然选择是经济社会持续活力的基础

改革开放的本质特征，是尊重、促进和保护人民群众的自由选择。正是在人民群众自主创业创新之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理想选择转变为自然选择，从生存而较快转变为更好生存。

计划经济是典型的理想选择。然而正是由于计划经济对于人民群众自由选择的桎梏，加之十年浩劫，令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农村，百业受损、经济凋敝、人民困苦。当然也有人说，改革开放前GDP年均增速也达到了5.8%，也还不错啊。然而这是在牺牲人民群众收入增长情况下实现的。1952至1978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0.367%；1957至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仅2.3%。

计划经济之路是不可能再走下去了，尊重城乡居民求生存求福利的自然选择成为唯一选项。先是农业大包干，乡镇集体工业随之崛起，紧接着是个体私营的工商经济和“三资”企业快速发展，随后是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与此相应的则是全面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改革农村流通体制，逐渐推进计划和价格的全面放开，以及一系列的综合配套改革。中国经济开始展现巨大活力，迅即进入了更好生存时代。

是不是发展水平提高了，从生存进入更好生存，经济社会发展就能够以理想选择为主呢？这种思路的实质，是把改革开放所推进的自然选择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事实上不认为自然选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这种思路和做法，显然将阻碍和扼杀自然选择，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在更好生存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更需要促进和张扬自然选择，夯实自然选择的基础。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一场伟大壮丽的社会实验。这一实验的巨大绩效已经充分表明，尊重、保护和促进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社会选择，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发展道路。这一选择的伟大成就，是在付出了改革开放前1953至1978年，整整25年的惨痛代价后取得的。当前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追求更好的生存，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该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坚持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社会选择，促进中国发展更好前进。

——更好的生存更需个体的自由选择。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指出，“行动的首要条件是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强调，“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16]。既然是各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那就一定有个体的创造发明，就一定有个体的自主创业，就一定是从最简原则出发，选择最有效率的制度模式[17]，从而形成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社会选择。因此，民间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允许”的问题，而是人民群众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十九大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体现；民间经济也不应是“补充”，而是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主人翁地位的具体体现。当然，尊重个体自由选择具有隐含的制约的当然前提，这一点连《圣经》也非常强调。“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新约·加拉太书》）。

——更好的生存更需高度活力的创新。为了应对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终结，为了应对经济发展的边际递减规律，为了持续地保持较高的边际产出，当前更需要极大地调动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多层面创新。惟一选项就是积极发展民间经济，进一步优化提升最简化的产权关系和最优化的要素配置结构。经济史研究业已表明，现代经济发展实际上并未出现边际递减，关键就是以民间活力为主体的持续创新，不断地推迟边际递减的到来。而持续的创新，必须具有长期的自然而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环境。如果认知具有禁区，思想具有约束、行为受到羁绊、知识存在障碍，哪怕非常间接，也会影响一大批最尖端创造发明的出现，这就必须继续营造更有利于民间经济发展的“放”的环境。

——更好的生存更应是多样化的生存。而多样化的生存，是由个人所从事的事业，以及同一事业的千差万别的多样性所决定，亦如海德格尔所说，“人从事什么，人就‘是’什么”[18]。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多样化生存具有经典描述，“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9]。这一多样化生存显然必须以多样化选择为前提，而多样化选择正是马恩所说的“自由发展”的同义语。在生存时代，人们只能以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主；而在更好生存时代，人们具有选择多种劳动、以及生产多种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可能。这些选择因为是基于个人而实施，当属自然选择范畴。十分明显，这种多样性的个人选择，不可能产生于单一的计划经济之中，也不可能产生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高度干预之中。

中国经济需要持续的更强活力，才能攻克长期存在的短板和不断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而这唯有进一步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大厦整体建立于西方的物质文明和部分的精神文明之上，国内当前所需的3/4的铁矿砂、2/3的原油，90%以上的高端芯片，绝大多数高端工作母机和高端成套生产线来自发达经济体。我们已经须臾不可离开的信息化的固定与移动终端的核心器件，绝大多数依赖境外发达经济体的供给。因此，即使是出于保持已有发展势头的需要，我们也应该保持民间活力不致衰减。在这样一个时刻，如果我们不尊重社会的多元，主体的自由，个性的张扬，中国发展的整体活力就会弱化，经济增长就会放慢。而就长远言，科技、文化和社会进步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经济需要不断保持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活力，才能持续发展，而这唯有保持基于自然选择基础上的民间活力才能实现。发展能解决问题，但发展将产生更多的新问题；发展水平提高后产生的问题比发展水平低的时候的问题更难解决，因为发展水平低时的问题主要是物质性的，发展水平提高后的问题更多是精神文化性的，精神文化性问题的解决难度显然更大；尤其是发展水平提高后，经济社会规模成N倍扩张，从而具有更多选择，选择为错的概率或将是经济规模扩大的平方倍。在这样一个时刻，更要注意不能以单一的理想选择扼杀民间的自然选择，更需要基于千百万人自然选择的经济社会与大自然之间的纠错机制。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自然选择和理想选择，事关坚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长期方针，事关从生存走向更好生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