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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人永远年轻

退休后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体改研究会年会,深感改革人永远年轻。上午7位演讲者平均年龄68.9岁,中位数63岁,最年轻54岁。

1984年中共中央《改革决定》说,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企业等改革,请注意这里“五年”基本实现的字样。

如今,整整一代人的职业生涯即将过去。至于改革,可以用吴敬琏老师给这次论坛发来的视频标题形容,“改革尚未有穷期,面临任务仍艰巨”,令人感慨万千。

改革进程与1984年《改革决定》亦并不一致。这份文件主要讲国企及其配套改革,集中阐述发展民间经济的部分,400来字,占全文2.5%。如今民企是大头,国企比重只有20%多。中国改革进程,主要不是设计和规划出来的,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产物。

当年经常直接通知我来北京开会的石小敏,这次没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海口,1997年,我刚从日本回来,跟随领导参加国家发改委关于分税制改革的一个会,小敏当时在会上介绍改革方案。这次在北京想打电话问候,又担心骚扰他,终究还是没打。

高尚全老师的身体一如既往地硬朗。这位90岁的改革不老松,稳步缓缓走到演讲台前,中气十足,不用稿子讲了20多分钟。他把浙江的“四千精神”又加了“一千”,“五千精神”说得一字不差。高老师多次说,他演讲不用稿子,目的是锻炼脑子。

高老师的秘书小陆是桐庐人。他跟我说,高老师脑子里装的都是国家改革发展的大事,所以才身体这么好。“仁者长寿”,我们两人共同感慨。

现任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最早听他演讲时是财贸所的副所长。他在会上说,上个世纪80年代财税体制的基本格局,是“取自家之财,办自家之事,区别对待”。1978年,财政收入的86.3%来自全民所有制企业,所以财政主要也是办全民所有制的事。

计划经济下的财政体制,把偌大的国家分为“自家”和“他家”。恕我孤陋寡闻,是第一次听到。家长赚来的钱是一家子都可用的,而国企赚来的钱居然只是自己用,这体制必须得改。然而很遗憾,30年前的体制格局至今几乎依然存在。

张文魁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的副所长,在工厂当过5年工程师。根据他的研究,当前国企产值占23%,贷款余额占近70%。为什么金融机构如此偏爱国企?张文魁说,这是因为“相信这些企业还不出来(对自己)也没关系”。

贷款偏爱国企自是司空见惯。然而如此简练表达,直击要害,仍不免震惊,怪不得网上没有报道张文魁的演讲内容。

1995年我曾发表“体制外发展与增量改革”一文。20多年过去了,樊纲在会上也讲了这个内容。20分钟的规定时间,他只讲了17分钟。樊纲讲到改革的两大难点,“不愿改”和“不会改”时提出,“保住既得利益先发展新体制”。

樊纲的换车史,或许也典型反映了新体制从零起步的过程。樊纲刚从美国回来时,小车尚是体制内的身份象征。樊纲说,他有一次开着他自己买的长安小面包车去美国驻华大使馆开会,站岗的武警战士盯着他看,觉得很惊奇。1999年参与市场化课题时,樊纲开白色的尼桑车带我们一起去吃饭,后来换了白色帕萨特。“白色帕萨特可是不多的”,樊纲当时如是说。

不过樊纲坦言,前面说的这个逻辑同时也可以证明,“改革会出现逆转”。如果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法截取利益,结果会使得新体制增长得慢、旧体制增长得快。我还觉得,这里应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新体制已走了40年,已经壮大。然而阻碍因素依然,再不以壮士断腕勇气推进改革,势将影响发展。

全国根据2013年普查数据,包括个体户有5500多万个经济单位。其中的主体是民间经济,是他们才使得中国经济有了今天。然而他们的重要地位,至今仍处于需要周期性的重申之中。

曾与江小涓20年前在日本静冈的一个会上相遇。我还记得那个会议大厅的主席台背面是一整面大玻璃窗,会议前幕布开着,白雪皑皑的富士山在蔚蓝天空下巍然入目,极具视觉和心灵冲击力。

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小巧文静的女学者,日后官至国务院副秘书长。她刚刚任职清华公管学院院长,在会上提出,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企业家精神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导致了市场与政府边界的移动。

江小涓虽曾是高官,却不脱女学者的率真。演讲中途,她带着似乎毫不知情的神色问台下主持人,“我的时间到了吗?”大家一阵笑声。

最早认识王战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是在上海参加浦东开发开放研讨会。这次论坛,他是惟一一位来自北京以外的南方演讲者,可见生为南方的学者是蛮吃亏的。王战当年是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现任上海社科联主席。

北京是权力中心,同时也是中国的财富中心,更是中国的学术中心。这种多中心重叠的状况,似乎并不在美国出现,这大概也是计划经济导致的一个特点。比方说,浙江市场经济全国领先,但市场经济研究,浙江或许并不领先于全国。

王战演讲题目原本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几个实际问题”,临时改成“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路径分析”。他讲了10大路径,民营经济是第10个路径。这类排序也有“潜规则”,放第一的位置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放在最后的位置,有时也是最重要的,王战在演讲中也作了类似的强调。

宋晓梧前会长是那天上午会议的主持人。他即兴串词,使得严肃抽象的改革论坛不时有愉快的笑声。他介绍江小涓为“中青年学者”,顿时让我也觉得年轻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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