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经济意味着“民有”，民营经济仅是“民用”，两者具有本质区别。“所以我使用‘民间经济’概念，不使用‘民营经济’概念，因为这样更科学合理，而且也可以与国有经济概念相对应”，卓勇良如是说。

“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一页以此为标题的PPT，开始分析浙江民间经济发展起因。针对一些把此说得云里雾里的说法，卓勇良指出，民间经济发展，“是日子过不下去的产物”，这也正是卓勇良所谓的“不得不然”的意思。

从执政党角度言，这诚然是制度创新，但从更阔宽的人类文明史角度言，民间经济发展是“制度回归”。从理想选择回归自然选择，从政府选择回归民间选择，从官民对抗回归官民合作。形成政府与民间的合作博弈，形成交易成本更低的体制机制，回归古典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共来浙江51次，居住782天，但他并没有为浙江建设开过“后门”。 1953至1978年累计，以1978年人口为分母，浙江人均投资411元，全国最低，仅为全国平均的52.6%。1978年，浙江工业在全国的位次，从1953年的第10位，降至第14位。1979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04.4元，最低的温州仅66.2元。

所以，浙江民间经济发展是“不得不然”语境下，别无选择的结果。一是农民别无选择，不创业就难以生存；二是政府别无选择，如果阻碍陷于如此无奈困境中的农民创业，就将愧对共产党人“初心”；三是区域经济别无选择，财政要增收，城市要建设，返城知青要工作，惟有发展民间经济；四是发展战略别无选择，轻纺优先、投融资改革、效益农业、城市化等相继推出。

如果说“不得不然”是无奈的被动选择，“自然而然”则是行为主体在贫穷激励，以及在最初的经济绩效较强激励下，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主动选择。就农民个人来说此时已是主动的选择，但就无数个农民所形成的整体而言，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无意识。政府和民间当初都未曾想到，民间经济能成为破除旧体制，建构新体制，加快推进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关键因素。

卓勇良充满敬意地介绍了浙江省委省政府为发展民间经济所作出的探索和努力。现在能找到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社队企业发展的一份最早文件，是1964年5月，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提出了平阳县城西公社发展社办企业经验，认为这是解决农田基本建设资金的一个较好办法。尽管浙江不乏对于民间经济的打压，但也必须看到，这是浙江民间经济发展的序曲。

或许这也可认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试错过程。到改革开放第2个10年末的2000年，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台经济发展，以年均增长15.5%和15.2%，分列浙江11个地区的第一、二位。

发展民间经济是“自然而然”的最优选择。最简化产权关系，在农民自主创业中，不可能再塞进去一个集体的产权关系，这是难以想象的。最小化交易成本，一切均以交易成本趋近于零的方式进行，因为对于农民极为简陋的创业来说，任何冗余的成本均是不能承受之重。

最优化农民与政府的合作博弈。对于广大群众而言，创业创新是最优的行为选择；对于政府而言，支持民间创业创新是最优的行为选择。在早期，民间顺着政府偏好，假装发展“集体”经济，诸如带“红帽子”、“挂户经营”等；政府顺着上面要求，假装没有看见民间企业的私有性质，形成了所有参与人最优选择的行为组合，形成了合作博弈的帕累托改进。

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顺应民间要求，引领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坚持实施若干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卓勇良特别强调了时任省委书记王芳，1986年3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的《温州农村发展情况的调查》一文。此后，温州民间经济发展在浙江已无大碍。省政府1984年顶住压力发文规定，乡镇企业可以在税前提取销售收入的1%作为业务经费，利润超过30%部分可减半征税。省委1984年12月的一次全委扩大会议，《浙江日报》头版大字标题：“搞活经济必先搞活思想”，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的冲击力。

1988年通过“82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层面上允许私营经济发展，肯定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7年提出“基本经济制度”。然而30年和20年过去了，缺少民间经济方针政策的进一步推进。

一些不赞成改革开放的人士，指责民间经济发展，甚至提出要改造“收编”民间经济。力主改革的人士，则积极主张加快民间经济发展。不过，前者更具法理基础，后者比较勉强。由此进一步周期性地出现了为民间经济“正名”的奇特景象。

温台经济增速位次，从改革开放前20年的全省领先，降至近20年的全省末尾。全国民间投资增速，2011年10月以来，出现长达56个月的持续回落，今年3月又出现新的持续回落。民间流传的那些最富的人，不是已经移民境外，就是在移民路上的段子。这些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显然也与民间经济方针政策有关。中国经济正在为方针政策缺少推进而流血。

值此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紧张之际，亟需重新认识和肯定民间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为贸易争端提供新的“子弹”，这就是卓勇良所谓的“深以为然”的积极意义。

民间经济活力是浙江快速发展的根本。当民间具有自主选择权时，他们一定能建构最有效率的企业制度架构，因为这是他们遵循“简单有效原理”的自然而然之举；当民间具有自主选择权时，他们一定能建构最优的要素配置结构，形成最适合的产业结构，因为这是他们遵循内心呼唤，按照边际产出持续最大化的自然选择的结果。

举例来说，中国加入WTO至2007年，商品出口年均增长28.9%，几乎比改革开放39年高出近1倍，这其中主要就是民间企业优化要素配置的功绩。他们一手大量招聘中西部农民工，一手大量引进实用先进工艺技术装备，造就了中国经济的一段出口景气。

浙江民间企业在这一段的表现最为抢眼。2010年，浙江流动人口总计1990万，占全省常住人口36.6%，居全国第4位；浙江越是工艺技术先进的工业企业，引进装备比重越高，甚至高达80%以上，一些企业为了减少车间细微颗粒，内装修材料也是进口的。1998至2011年，浙江出口按美元计，年均增长31.2%，GDP年均增长14.2%，双双大幅高于全国，奠定今日辉煌。

《共产党宣言》有一个发展民间经济的口子，卓勇良用严密的逻辑分析提出了他的见解。人生最积极的行为莫过于创造发明，民间创业即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共产党宣言》上说，“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因此，既然是个体的自由发展，就一定有创造发明，就一定有个体自主创业，就一定是从最简原则出发，选择最有效率的制度模式。

就本质而言，民间创业与牛顿、爱因斯坦等的科学发现，具有同样积极的伟大意义。民间创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个体挣脱贫困束缚，奋力改善自身福利的积极行为；民间创业在当下，是遵循内心呼唤，服务社会大众，创造人生辉煌的价值追求。

 “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这是晚年马克思在其去世前8年的1875年，修订《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时说的一句话。不过马克思否认“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然而马克思并未指出前者与后者的差别。联系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因此这至少表明，马克思在其晚年并不否认由劳动而致的对于财富的个人占有。

不能再以早期经验感受和理论结论来看待当下民间经济。从资产的占有看，民间经济具有清晰的人格化主体的特点；从资产的效用看，民间经济具有社会化的特点；从资产的监管看，民间经济具有公共化的特点。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财富泉涌的现代社会，拥有和运用一份资产的物质福利意义逐渐弱化，精神文化意义逐渐增强，越来越与现代经济发展早期不可同日而语。

当前民间经济的转型提升，关键是三个转变。发展地位转变：从补充论转变为确认民间经济的主体地位。发展初心转变：从求生存求福利转变为求服务社会求自我价值实现。发展模式转变：从“勇气+运气”，转变为“胆识+制度”，或可展开为“勇气+制度&智慧+知识”。

两个半小时很快过去了，大家意犹未尽。一些校友在座位上高声问，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讲。小编很开心地告诉大家，下一次高质量演讲正在积极筹划，请校友们一如既往踊跃参加。

（略有删节，原文标题系“四个‘然’，深度解读浙江民间经济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