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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全局意义

卓勇良 

  义乌再次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焦点。浙江草根式改革走到今天,已经越来越需要来自中央政府层面的支持和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上升为国家试点,是浙江改革的一个重大进展。

  一、义乌试点的重大意义

  30年前,义乌人挎着小竹篮上街叫卖针头线脑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传统的市场贸易方式将在他们的实践中快速复兴,并由此开启了义乌生产力发展与生产方式变革相融相促的发展路子。

  义乌历程是浙江三十多年改革发展的一个缩影。草根创业推进市场化生产关系确立发展,市场化生产关系加快生产力发展提升,这些都是浙江在这30年中发生的故事。岁月流逝、环境变化,浙江改革发展也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产业结构“三十年如一日”,企业综合竞争力相对较弱,尤其是新近出现了中小企业发展减速,大企业偏重于向省外投资,省内经济增长与兄弟省区相比,持续多年滞后。这些状况显然与浙江体制机制钝化有关,根据我们长期跟踪分析,浙江市场化相对指数已有所下降,浙江改革领先优势正在弱化。所以在体制机制创新改革方面,我们又出现了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相似的情形,亟需有一个重大的、对于全局有振聋发聩作用的改革举措。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上升为国家级层面,对于浙江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改革以实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主线,推进监管体制改革,发展平台建设,政府服务强化,管理权限升格等多项重大举措,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积极意义。

  草根式改革上升为中央政府实施推进的制度创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变迁划分了两大基本类型,一种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主要是民间和基层自主进行的变革,后者是政府推进的变革,对于中国来说,更可以理解为是中央政府以法律法规和政策形式推进的改革。义乌这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变迁,主要是在民间和基层层面上的推进,长期具有“乱哄哄的繁荣”的特点。虽然这种“乱哄哄”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乱哄哄”正好表明了一种很强的内在活力,但毕竟也桎梏着义乌市场的转型升级。

  由中央政府支持推进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意味着义乌将从民间和基层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为政府推进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了改革推进方式的重大转型。今年3月4日,国务院批复实施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5月6日,国家发改委和省政府在义乌市举行改革试点动员会议,有十六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当前正在酝酿实施的改革举措,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至少涉及2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义乌,这个从“拨浪鼓”和“鸡毛换糖”一路走过来的小市,将再次在共和国改革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地方特色化发展路子上升为全局性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抓手。1991年1月中旬,就在小布什发动攻打伊拉克的“沙漠风暴”的那一天,笔者恰巧在义乌调研小商品市场,后来形成了据说是第一篇在全国发表的有关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大型调研报告。四十多年前,笔者是因为穷而知道有义乌这么个地方。从全国角度看,这无非是一个因为穷,通过发展市场而快速致富的区域。义乌的发展路子确实非常有特色,但无非也是一种地域特色而已。多年实践告诉我们,义乌经验并不是到处都能照搬照用的。

  然而如今再这样来理解义乌改革试点,就很可能会犯经验主义错误。浙江的进出口贸易当前亟待转型,一是需要以更低的交易成本加快推进机电产品出口,二是需要拓展出口市场,三是需要扩大进口,四是必须加快形成集工贸、物流配送和售后服务于一体的大贸易体系。在这一背景下,义乌恰巧可以成为加快浙江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同时对具有较高贸易依存度的中国经济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示范意义。通过义乌改革试点,我们或许能找到一整套全新的、有利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制度安排。

  小商品市场上升为国际贸易全面多元发展的全球性综合发展平台。义乌以小商品市场起家,当年笔者去调研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简陋的工业开始发展起来,当前则已形成了相对较强的小商品生产体系,同时对于周边地区也开始发挥较强的带动作用。然而,当前无论是贸易方式,还是产业支撑,以及对于周边的带动,都仍有较大空间。尤其是义乌这个国际贸易平台,如何强化对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推动,进一步强化对于民间创业创新的促进,如何更具面上推进效应,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显然,这些对于正在遭遇“成长中的烦恼”的浙江来说,是一个具有“可乘之机”的重大兴奋点。

  因此,从小商品贸易向多元化商品贸易拓展,从单一的出口贸易向进出口复合型贸易拓展,从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及电子商务拓展,从贸易一业为大向贸易与制造业以及物流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的一体化拓展,成为非常现实的重大战略选择。同时,贸易方式更为灵活便捷,贸易监管更为简化有效,贸易主体更为活力规范,平台支撑更为坚实系统,政府服务更为周到高效。所有这一切,都将使义乌不再仅仅是一个小商品集聚发展区域,更是一个全球性的综合发展平台。

  二、加快建设国际商贸金三角

  义乌改革试点给浙江改革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这是因为义乌自身具有较大局限,如不具有直接的出海口,也不具有陆上交通枢纽功能,制造业支撑也相对较弱。因此,关键是利用义乌的体制机制活力,利用义乌初步形成的国际贸易网络,利用义乌与其他地区的整体发展效应,利用浙江整体的产业支撑,利用整个浙商的整体合力,来促进浙江的改革发展,特别是促进浙江最有优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眼下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就是通过义乌改革试点,加快打造义乌-宁波-绍兴-杭州的国际工贸金三角,形成和强化以大贸易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以港口物流为支撑的发展格局,实现义乌改革试点效用的最大化。从地图上看,这四个城市刚好构成一个以义乌-杭州为底边、以杭州-义乌和杭州-宁波为斜边的等腰三角形。2010年,这一地区如包括整个金华市,GDP总额达1.6万亿元,略低于河北,超过上海、辽宁,占全省的58.5%。如果作为一个省级实体,可居全国第七位。

  长三角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具有两个国际性的物流大港,以及一大片广阔的腹地,这是全球少有的一个发展优势。长三角地区的物流布局,除了大宗散货外,钱塘江-杭州湾北侧区域以上海港为中心,宁波港只能起辅助作用;南侧区域以宁波港为中心,上海港只能起辅助作用。南北两大区域以各自的物流中心为支撑,积极发挥制造业基地优势,天然形成了北和南两大区块。在这一格局中,南侧的义乌-宁波-绍兴-杭州金三角,是长三角最有发展潜力的区域,同时也将对温台和衢州丽水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

  义乌和宁波一起,形成了双子星座的国际贸易发展格局。2010年,长三角两省一市出口总额已占全球商品出口额的4.3%,浙江则已占全球商品出口额的1.2%。由于中国资源性商品对于国际贸易的高度依赖,积极发展国际贸易是中国的一个长期战略。义乌在国际贸易的体制机制创新上先行一步,将产生很强的先发效应。宁波将其全球性、高密度的集装箱航线深入义乌,将其灵活高效的贸易网络与义乌全面对接,由此将形成物流密度增加,物流成本下降,贸易效率提高的积极效应。

  杭州和绍兴,应该还加上宁波本身,构成了金三角制造业高地。发轫于德国的区位理论中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中心地-腹地理论。如果把这个理论放在全球化和服务业加快发展背景下考察,则可以认为,发达国家大致是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心地,经济发展以服务业为主体;后发国家是全球化格局中的腹地,经济发展以制造业为主体。这个腹地概念当然只是阶段性经济关系的一种借喻,同时制造业也确实存在着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问题,但制造业毕竟是后发国家和地区加快发展赖以起步的一个基点。现在吃点亏,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宁波、绍兴和杭州的一个重要产业定位,就是充分发挥全球制造业腹地的作用,积极走向全球制造业高地。

  切实发挥杭州高新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杭州集聚了占全省一半多的科技教育资源,同时杭州的产业层次是全省最高的,特别是大江东的发展将再造一个杭州工业。如果把这一金三角中的义乌和宁波比作龙头,则杭州是一个非常坚实的龙身。龙头龙身密切配合,才能将中国式舞龙表演得淋漓尽致。

  绍兴在这个格局里具有左右逢源的优势条件。绍兴的特点是制造业,虽然绍兴人很想发展服务业,但最近的若干年,服务业应该难以超过制造业。绍兴自2010年初开始实施工业转型升级综合配套改革,提出了构建“5+3”现代工业体系的战略任务。目前一方面当然是加快纺织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加快纺织外产业发展,努力使得纺织外产业在绍兴制造业中的比重逐年有较快上升。

  三、积极开拓创新,切实把义乌改革试点落到实处

  细细解读义乌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其实可以把改革分解为两大方面。一个方面是思想观念创新,如外国人也可以在中国当个体户,大幅度简化监管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思想观念创新;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结构性、技术性改革,如贸易便利化、政府及其机构升格等。这些改革都需要一个基本的行为保障,这就是极大地提高义乌社会的诚信水平,极大地提高政府及其机构的服务水平和效率。

  我们推进改革,“等靠要”这三个字,惟有这个“要”字应该科学实施。这次改革试点,应该衷心感谢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他们是真正和我们地方坐到一起来了。这也启示我们,应该积极争取向上面多汇报,多沟通,完全应该合情合理地提出一个“要”字。当前改革进入顶层设计阶段,我们地方有大量事项需要中央机关和和国家部委支持,如果不及时汇报,不科学合理地加强“要政策、要创新、要放宽”的力度,上面就不一定较好地了解下面的需求,就较难给予大力支持,浙江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

  “等靠要”当中,“等和靠”万万要不得。一次会议上,一个市里的领导说,他们当地的行政区划不甚合理,需要做较大幅度调整。笔者当时有点纳闷,因为这是市里权限内能解决的事,如果确实需要调整,应该积极推进啊。可是这位领导说,上面没有文件,他不好动啊。其实上面主要是就一些普遍问题提出举措,或者说,上面只能按照平均数来实施行政治理。如果事事处处等上面文件,改革就很难推进。另外也不能靠在上级身上,决不能事事处处依赖上级出点子给方案,也不能想一步走一步都要上级承诺。最靠得住的应该是我们自己,真理是在实践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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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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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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