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82年8月，浙江才允许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当时按领导要求，去省图书馆查阅各省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情况，发现除上海外，浙江也仍未全面实行。我把此向领导汇报，领导要我别向其他人透露。

关于浙江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滞后状况表明，在浙江这样一个改革领先的省份，也并不是任何关于改革的行动，都能走在全国前列，浙江也有他的无奈。然而，人民的选择终将冲破历史前进的障碍，经济体制终将按照人民的意愿而形成。

浙江是联产承包制的发源地之一。1956年夏，浙江全省实现了初级合作化，但当时许多农民勉强入社，对土地和家具入股等在思想上有抵触，加上经营管理不善，生产“大呼隆”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队长乱派工，社员磨洋工，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好看不管用，一天只半工”的状况。针对这种情况，浙江一些地方开始尝试包产到户的经营方式。

1956年9月，永嘉县委召开“千人大会”，提出“多点试验，包产到户”，几个月内有24%的高级社实行包产到户。当时温州地区有一千多个社、17万社员实行包产到户，占入社户数的15%。

1957年，极力提倡包产到户的原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被打成右派，包产到户受到全面打压。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李云河任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办公室与我单位在同一条走廊上。对我来说，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毫无领导架子。偶尔在路上相遇，看到他总是挂着微笑。路过他办公室时，都是看到他在办公桌前奋笔疾书，似乎总有写不完的文章。

包产到户在浙江一直顽强地存在着。1975、1976年期间，永嘉县77%的生产队土地到户，1/3的山场到户[1]。作为一种准包产到户的形式，浙江民间时不时会出现分小小队的倾向，当然也同样遭到了打压。文革期间，我能从我们家糊板壁的旧报纸上看到批判“分小小队”的文章。

1978年以后，浙江农村的广大农民也和全国一样，强烈要求实行包产到户。但当时的浙江省委认为，包产到户主要是适合于经济不发达地方，而浙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因此从这一实际出发，不宜全面实行包产到户。

当时，我从浙报农村组的大学同学蔡景富那里，多次了解到，浙江只允许报道小组承包、专业承包，不允许进行包产到户的报道。后来40周年同学会，我特意向他致谢。

农民包产到户要求十分强烈，一些地方出现了干部和农民严重的“顶牛”事件。1980年11月上旬，原遂昌县联溪公社党委决定实行包产到户，但随即被地、县、区党委“纠正”[2]。1981年7月，省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浙江通讯》，刊登了奉化县葛岙公社党委书记的一篇文章，《我们是怎样由“堵”到“导”的》，透露了当时农村基层领导的思想矛盾。

去年十月间，中原、孙家塔、沙东头三个大队的23个生产队，根据中央《1980》75号文件的精神，搞了春花作物联产到劳责任制，盼望公社党委给予支持。当时我从地委党校学习回来，却认为是“越轨”行动，急忙组织力量，分组下队，决心要把它纠正过来。

我到带头搞春花作物联产到劳的中原大队作为突破口，与支部书记石万友进行整整一天的舌战。我一面指责他们这样做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会削弱集体经济；一面又以关心爱护干部的口吻劝他说，“你入党20多年了，再犯错误犯勿着”。谁知他去引证中央75号文件的有关章节，反问道“搞联产到劳责任制，犯什么错误，为什么不允许？”说服无效，我采取限制措施，一不供应农药化肥；二不贷给生产资金。同时指定干部下队坐镇，限期纠正，但还是没有效果，这些大队普遍采取明纠暗不不纠的办法对付我们。还有的队尝到甜头以后，又在酝酿水稻联产到劳，我们感到越搞越被动[3]。

这是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虽然长期来党和政府替民间设想了很多非常美好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政府偏好无法替代民间偏好，政府选择无法替代民间选择。把选择权交给民间，人们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最适合他们当时当地实际的制度方式。政府所要做的并不是替民间进行选择，所要做的是如何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主选择创造良好的环境。

关于浙江能不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终于在1982年8月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上白热化。后来担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的厉德馨，对此作了深入调研，提出深入分析，呼吁全面放开对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种种限制。就在这次会议上，省委听从各方面意见，作出了在浙江全面推行联产承包制的决定。

浙江少数基层干部对此并不适应。我当时去临安昌化镇调研。晚饭后，我和几位乡镇干部一起坐在镇政府院子里乘凉。昌化溪畔的夏晚，星空璀璨，银河闪烁；凉风习习，溪水潺潺，我们惬意地坐在院子里聊天。乡镇干部向我这个省里来的小干部抱怨，难以理解省委关于全面实施联产承包制的决定，认为这种做法并不适合昌化实际，很难做群众的工作。至今仍记得其中一位30来岁女干部，向我说了一大堆比较激烈的意见。

现在回顾觉得，姗姗来迟的浙江农村改革告诉我们，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根本一条，就是尊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党和政府对于客观实际的主观理解，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并不完全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在党和政府看来是客观实际的东西，而从民间的角度看，有时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客观实际。“民为贵，社稷次之”，民间社会自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只有时刻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尊重民间选择，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在总体上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封闭式循环。中国社会前进的能量在这种循环中逐渐耗尽，终于无法进行自我维持式的增长。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农村政策也是以如何把农民拴在土地上为核心，“劳力归田”、“以粮为纲”，形成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截然分离的“二元经济”。中国社会内部积聚的矛盾，逐渐达到了顶点。

农村改革解除了农民和土地之间的人身依附。农民以自由人的身份，利用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之间巨大落差的势能，开始进行伟大的创业活动。积聚于传统农业内部的巨大能量被释放出来，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浙江农民由于“激励较强、约束较弱”的种种有利因素，更是如鱼得水、春风化雨，开始他们创造历史的不朽事业。

本文系拙著《挑战沼泽——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第七章第一节，增加了若干文字，其余保持原状。

[1]高光等《大梦谁先觉》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2]《松阳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3]中共浙江省委主办《浙江通讯》1981-7-10，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