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8.5%。统计局认为是“经济结构继续优化”，然而这并非正常。因为在出口和投资需求增长双双回落情况下，消费增长亦将回落，当前消费贡献率高只是假象。

1、消费贡献率提高的“水落石出”效应

今年上半年消费贡献率提高，系投资和出口增长的回落所致，是典型的收缩性提高。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回落2.6个百分点，出口增长按人民币计算回落5.9个百分点。由此而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1.4%，降低1.3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9.9%，降低13.8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比去年同期提高15.1个百分点。

消费并未有相应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自2011年以来持续放慢，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实际回落约2个百分点，同比实际增长约8.4%，系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逆势而上比较诡异，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增长6.7%，比上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这虽是近6个季度以来的最快，却比2014年和2015年同期，分别慢1.0和0.8个百分点，且比2016年同期仅高0.1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消费贡献率较高的另一个原因，是2017年人均消费支出增长放慢。2017年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6.1%，比2016年同期放慢0.5个百分点，系近几年较低水平。因此，虽然今年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增长水平并不高，但以数字比较言，却比上年仍大幅提高0.6个百分点。

2、消费回落的“雪上加霜”效应

下一步投资和出口增长的回落，或将具有较大概率，势将影响就业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假定不实施所谓的“放水”，或“放水”效果不佳，则有较大概率继续回落。出口增长虽然全球经济看好，但因中美贸易战而有较大回落概率。农民工增速2011年以来已持续回落，今年上半年农民工增长仅0.8%，同比回落1.3个百分点，是近7个季度的最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进一步降低就业增长，浙江规模以上工业的从业人员2012年以来持续减少，直到2017年初才又缓慢增长。

原本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服务业也出现放慢。2011年以来，那些从制造业出来，或制造业少招聘的劳动力，大批进入服务业，所以城镇就业和农民工仍能有一定增长。然而服务业增长亦在放慢，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0%，放慢0.3个百分点。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放慢，浙江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增长逐月降低，今年1至5月增长4.0%，而去年1至8月份增长高达12.7%。

工资及居民收入增长或将继续走低。农民工工资同比增长2011年达到21.2%的最高水平后逐年降低，2017年已回落至6.4%。今年上半年，外出务工劳动力工资同比增长7.5%，扣除物价因素，大致与去年持平。居民人均收入2012年比上年实际增长10.1%，今年上半年实际增长仅6.6%，比上年同期大幅回落0.7个百分点。

基于收入增长回落的预期，下一步消费增长将有较大概率呈回落态势，影响经济增长。一是工资及居民收入增长回落，或将直接导致消费增长回落，不过因2017年下半年消费支出增长较低，有可能回落幅度不一定大，甚至有可能像上半年一样出现上升，但2019年的情况将不容乐观。二是消费支出增长的回落，导致工业及服务业增长的回落，从而进一步降低用工和工资增长；三是由此而致的负乘数效应，对经济增长形成一系列不利影响。

进一步直白地说，如果消费增长回落达到一定幅度，或将触发一场经济增长回落的小型“雪崩”，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当然，如果出口增长能保持现状，且因全球经济增长较好而略有上升，将对投资增长，尤其是对民间投资增长具有积极影响。而且，这大致就是2017年所经历过的状况。而在这一局面下，消费需求增长很可能保持现状或稍有上升，上文的担忧将不再存在。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增发货币来促进投资增长，关于消费增长回落的忧虑很可能也不会出现。然而这一“药方”副作用较大，甚至很可能只是危机延迟到来而已。

3、居民消费的“捂紧钱包”效应

经济增长的连年回落，以及消费环境、社会舆论和未来预期，促使城乡居民进一步牢牢盯住他们的钱包。2013年，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收入的72.2%，2017年已降至70.5%，大致是每年降低0.3至0.5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城乡居民每挣一个子儿，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逐年有所降低，产生了导致经济增长自我收敛的问题。

居民消费支出的边际倾向也持续较低。这与上文所述是同样意义，仅表达方式不同。边际消费倾向就是居民收入每增长1元钱，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2014年以来，消费边际倾向徘徊在55%至70%之间。最高的2015年为75.4%，最低的2016年仅为56.2%。今年上半年，消费边际倾向为68.3%。看上去似乎高了一些，但这是去年消费边际倾向较低导致的反弹。

对于房价上涨的恐惧很可能是居民“捂紧钱包”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居住支出2157元，同比增长12.4%；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2.4%，比去年同期上升0.7个百分点，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7%。这几年来，无论是居住支出的占比，还是居住支出的贡献率，均持续上升。一方面确实反映了收入增长所导致的消费升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房价过快增长对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绑架。

居民捂紧钱包势必影响消费升级。近几年消费结构总体有所提升，但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结构层次仍不高。如被认为是满足基本需求的食品烟酒支出的贡献率，仍高达17.5%，而被视为消费层次较高的教育文化娱乐的贡献率仅8.1%。另外，今年上半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贡献率高达18.3%，比上年同期提高6.1个百分点，不知该作何评价。

关于消费结构分析得到的信息是杂乱和相互矛盾的。今年上半年，食品烟酒支出的贡献率比去年同期降低5.1个百分点，这可以认为是消费动力结构的演进；然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的贡献率比去年同期降低4.6个百分点，则可以被认为是消费结构演进动力的弱化。然而前者很可能与农民工增速放缓有关，后者或系短期波动。对此，只能认为在一个收入差距较大，以及总体收入水平仍不高的大国内，即期消费升级的图景并不明晰。

上述分析结论似乎与所谓的居民杠杆率上升形成矛盾。住户贷款增长确实已达较快程度，2016年增长23.5%；2017年虽有下降，仍高达21.4%。不过2018年以来，住户贷款增长有所放缓。深入分析应该并不矛盾，亦即居民杠杆率的上升，影响了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而并非相反。

4、分配重现不利于居民收入的“转型停滞”效应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收入分配开始向居民倾斜，这也是中国经济至今仍未出现“硬着陆”的一个重要原因。2011至2017年，人均GDP年均增长6.7%，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9%。这使得消费在经济寒风中增长相对较快，一定程度地抵御了投资和出口增长的断崖式下滑。

然而，居民收入增长的放慢快于GDP增长的放慢。2012年，人均GDP增长7.3%，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10.1%，差距2.8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人均GDP增长6.3%，人均收入增长6.6%，差距缩小至0.3个百分点。这不仅表明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上升势头的弱化，也表明收入增长作为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的作用，也已大大弱化。

与此同时，政府收入和规上工业利润增长均快于居民收入增长。今年上半年，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预算内基金收入，同比增长12.9%，比居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长高4.2个百分点，由此导致宏观税负达到31.6%，同比上升0.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虽受质疑，但仍不妨作为参考，这一数据上半年同比增长17.2%，比居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长高8.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似乎正在再次居于国民经济分配的较低水平。

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是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逐渐摆脱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增长，转变为消费主导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城乡居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福利增长，真正实现“获得感”的增强，并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这虽将增加企业的工资福利支出，但鉴于中国经济“遍地是黄金”，企业总体应有相应的消化能力。如果居民收入增长相当于或慢于GDP增长，则意味着经济转型的停滞乃至倒退。

5、综合施策以收“整体推进”效应

前不久CCTV午间新闻，头条是国家发改委上午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扩大消费有关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可见消费已引起较高重视。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经济形势的综合反映。就消费论消费，知易行难，实际收效更难，这篇小文章原本就不打算提出系统的对策建议。而且，关于扩大消费的对策建议，事实上已隐含在上文叙述当中。诸如妥善处置贸易战以稳定出口，不走政府性投资加快增长的老路以避免重蹈投资依赖覆辙，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以增强企业活力，优化城乡居民预期以增强消费意愿，等等。

扩大消费需要综合施策，且这也事关宏观经济的整体稳步推进。消费具有惯性，改变消费习惯甚至需要一场革命；消费需要氛围，营造氛围得做几件实事造势才行；消费需要预期积极，构建明晰而乐观的前景才能增强消费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