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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自明的社会伦理与深化民间经济认识

    一些被称之为常识的客观规律具有简单明了的特点,不需任何分析即是行为的基本准则。40多年前,正是那些不言自明的社会常识,促使形成了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然而思维不能停留在不言自明的粗浅层面上,深化民间经济认识仍有积极的重要意义。

一、“我们把不证自明的命题作为经济学的基础”

浙江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较快冲破“左”的束缚,迅猛发展,当年有一个不言自明的社会伦理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的政府,必须践行人民利益至上宗旨,必须确保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权利。

提出不言自明社会伦理概念的灵感,源自康德哲学。按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分析,人类社会应有两种知识,一种是源于经验,需要综合与分析上升到理性的知识,比方说宇宙起源等;另一种是超越经验的知识,比方说两点只能形成一条直线,太阳从东方升起等,康德称之为先天知识。康德指出,“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发源的。”这在事实上已经指出,人类知识具有两个来源。康德随之指出,“我们具有某些先天知识,甚至普通知性也从来不缺少他们”。对于康德提出的先天知识,以我的理解,也可以认为是一种不言自明知识。

这种不言自明知识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不需实践经验证明,二是不需理论分析论证,三是基于前两者而在经济社会具有重大困难时相对较易推行实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概念,在此已成为当然前提,不需再特别予以强调;耗时费日的理论探讨或争论,亦缺少必要,难道还不允许人民群众在基本伦理框架内自寻活路?当事人自可以最小化执行实施阻力。这也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弥尔顿•佛里德曼所说,“我们把不证自明的命题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它们之所以不证自明,是因为它们是关于人类,而我们就是人类。因此,我们有终极知识的内在根源,没有检测能否决这种……人类行为学”。

浙江当年改革,当年正是从“吃饱饭”这一最基本、最质朴的人文诉求而突破。这就党和政府而言,应该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伦理的要求,但也只有到了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群众生活极其困苦,才发挥起了支撑改革突破的作用。1978年,浙江农民从集体分配得到的报酬如不包括投肥,人均90.5元,只略高于城里一个小青工两个月的工资。全省1978年人均GDP仅331元,居全国第14位,全省城市化水平仅14.0%。此时,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所谓的农业集体化,几乎走到了尽头,任何一种不能解决人民群众要吃饭,财政要收入,区域经济要发展的所有制或意识形态,均苍白无力,均难以阻挡住群众和基层增进自身福利的巨大冲动。

这时也出现了两种不同伦理规范的碰撞。按一般要求,党政干部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必须在党和政府确定的政策路线框架内,统一思想,实施行动,这是作为党和政府任命的官员,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和政治伦理。按当时的认识和政策,是绝不能允许个体经营的。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存诉求的社会伦理,促使一些基层党委政府只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执行大政方针,虽然上必须对党中央和任命机关负责,然而下也必须对生你养你,天天直接面对的人民群众负责。在生存权高于一切的旗帜下,加之这种直接占有的生产资料,起先实在是过于微小,就当时而言并不具有冲击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可能,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果断地支持人民群众的自主创业。

二、“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因此,我们追溯历史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浙江改革发展起点并不复杂。可以用毛泽东《念奴娇·昆仑》中一句词形容,“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我们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也不妨简单化处理,不要把改革动力说得云里雾里。改革的最初起因,就是人民群众追求生存和更好的生存。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当年推进改革发展前辈的崇高敬意。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改革经典案例的起始均有其相似性,即在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行已到了难以维持的边缘,才不得不退回到历史原点。于是一些最基本,最质朴,不言自明的价值准则,再一次带着人们往前走。那种原本被理想化了的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终于被撕开了一个再也难以弥合的缺口。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重大历史关头。旧体制日益朽坏,新体制呼之欲出。原有的制度和社会架构,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最起码的生存要求,虽然仍在阻碍着新生事物的诞生,然而已缺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冲即垮,较快消亡。新的经济社会架构,在低成本且高绩效环境下,在不言自明社会伦理支撑下,恰如“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一日万丈,快速发育。

不言自明的一种生产关系,亦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发育。个别的、分散的、缺少有意识合作的社会个体,当他们实施一种仅仅是以自我维生为目标的经济行为时,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采取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自主生产经营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浙江农民最初的经商办厂,我们甚至不能称之为创业,他们惟求生存而已。至多也只是让孩子们大年初一能吃上一口好菜,有一件新衣。1991年我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召开座谈会,市场摊主何海美说,她高中毕业后嫁人育儿,春节前夕,家里没钱,只能摘下窗帘给孩子做新衣。这可不是好莱坞《音乐之声》里用窗帘给孩子们做游戏衣的浪漫故事,而是历历在目的昨日苦难。

因此,出于维持最起码生存要求的高效率需要,只能采取主体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方式。这些显然不需要教条式与经院式的分析争论,难道在农民与那些极少量、极简陋的生产资料之间,还有必要再嵌入一个集体占有生产资料,集体领导的层面吗?如义乌县委县政府,当时除了允许农民自主进行街头商贸活动和作坊式生产加工活动外,别无其他选择。

不言自明的市场流通格局,也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形成。毛泽东上世纪50年代说过,那种针头线脑之类小商品,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经济。其实以毛的诗人气质,也许并不会喜爱把群众手脚捆得死死的计划经济。义乌农民最早主要经营的就是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商品,完全没有必要由计划当局管理。农民们乘长途班车到江苏,采购不被列入计划管理的内衣内裤之类。用编织袋装着成捆现金交易结算,避开了当时国合商业的三级批零体系和国有金融体系。

十分明显,民间经济或可说是创业主体对于生产关系一种不言自明选择。康德说,“自然这个词理解为本应以正当的、合理的方式发生的事”。自然选择有种种问题,但基本特点是主体心灵旨意的自然流露和自主发挥。而那种一大二公式的经济,或可称之为理想选择,这是从古希腊柏拉图就有的一种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然而理想选择很美好,但不一定是众多主体共同发自内心的自然选择,难以与心灵内在融合;至于其全面推行,则因众多个体各自的高度不确定性,往往难以完全契合客观实际。即使“五月花号”1620年登陆北美后建立的小小公有制集体,也连年吃不饱,把土地分到户后才解决了吃饱问题。《圣经新约》也有“凡物公用,……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的记述(《新约·使徒行传》),但实际难以持续。两千多年来的客观事实已在全球范围内证明,当生产力水平并不高时,强硬推进所谓的理想选择,具有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较大概率。

三、“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人类一大特点是容易遗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产和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逐渐侵蚀社会政治生活,人们逐渐抛弃和忘掉了出发时的最基本、最质朴内核。而且,经济社会复杂性日增,不断遮挡住相当部分事实真相,诱导出一系列错误幻象。问题严重性还在于,我们进而又用这些幻象来构造我们的价值体系,阻碍和影响了从质朴原点出发的转型提升。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习近平同志2016年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要求。

必须看到,基于不言自明社会伦理而突破的改革发展,存在着先天不足。虽然是基于人民群众最基本利益诉求而展开,但毕竟起点较低,取向不高,缺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较强激励,缺少构建新的制度架构的价值支撑,缺少对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论替代。如果用康德哲学分析,只是完成了从感性到知性的过程,停留在知性水平上踟蹰不前。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当前必须积极探索民间经济发展的理论深化。

深化民间经济发展认识,事关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浙江最初基于不言自明社会伦理的发展,因其质朴,因其毫不修饰原始诉求,难免粗鄙,难免“乱哄哄的繁荣”。然而浙江发展一次次冲破了一些人的责难,一次出乎意料地取得重大成就。这里的奥秘,就是浙江的发展早就突破了字面上的“吃饭”即基本生存局限,开始不断有新的追求。广大人民群众与基层以其无限的创业创新活力,推动着持续不断的改革创新和转型提升。市场建设升级加快推进,国企加快退出,社会公共服务加快改革,政府加快转型,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突破民间经济只是满足基本生存的权宜之计的认知局限,发展民间经济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存问题,也是追求更好的生存的关键。

深化民间经济发展认识,事关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要求。国人引以为傲的“中国制造”,一定意义而言应是“中国加工”。因为我们现在越是先进的企业,进口工艺装备比重越高。浙江一个著名经编园区,产量占全球17%左右,经编机90%左右进口。有些企业除了厂房和人员外,车间里的东西几乎都是进口的,甚至厂房某些材料也是进口的。至于那些高大上的中国制造装备等产品,大都有一颗“西洋心”。我们长期生产不了面广量大的高水准成套加工机械,生产不了绝大多数高精度高效率工作母机。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从“中国加工”,真正加快向“中国制造”,乃至“中国智造”转型。突破长期来存在着的发展民间经济的制度局限,促使民间企业家们静下心来,安下心来,沉下心来,踏踏实实把最强智力和最重要核心资本留在国内,加快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竞争力。

深化民间经济发展认识,事关当前增强民间信心重大问题。民间经济快速壮大后,随着巨额资产规模的形成和存在,随着世界和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尤其随着创业者年龄日渐增大,他们日渐牵挂这份资产的合法性、合理性、安全性和传承性。面对着不时有人指责民间经济种种问题,面对着历史阴影长期存在,面对着低人一等及“妾身未分明”等状况,难免出现自我恐惧情结。恐惧姓资姓社,恐惧原罪清算,恐惧社会责任,恐惧低人一等,恐惧突然而来的政策剧变。以至于长期沉迷传统产业,稍有发展即千方百计寻找安全感,不愿持续做大做强等。突破民间经济是权宜之计的认知局限,确立长期发展的方针政策,形成稳定的民间经济发展和产权预期。

深化民间经济发展认识,事关中国经济当前能否实现中高速发展的紧迫要求。中国经济当前在竞争性领域,实际已是民间经济为主体。民间经济占全国投资的份额,即使其投资增长4年多持续回落,今年1至4月也仍高达61.0%。而且我们看全社会创业创新,多半以民间经济为主体。如果再在事实上存在着“天花板”、“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不能在重大方针政策,不能在税收、信贷,甚至法治等方面一视同仁,将非常不利于当前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突破事实上存在着的民间经济非主体论的知行矛盾,进一步实事求是和知行合一,坚持和提升人民群众创业创新的主体地位。

时至今日,发展民间经济的动机和目标都应有较大改变。基于不言自明社会伦理的无奈突破早已是过去式了,发展民间经济应从无奈突破上升到理性主动,以更积极的常态来支持和促进民间经济发展。我们当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不仅要讲好过去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讲好未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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