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6年，六分之五的伦敦城遭遇大火毁灭。44年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建筑师雷恩的儿子，在其父亲现场指导下，在大教堂穹顶放置最高的石头灯笼，象征竣工。

圣保罗大教堂，伦敦地标性建筑，伟大的不朽建筑。建筑师雷恩（1632—1723）说：“我为永恒而建”。

古埃及文明存世近3000年。公元7世纪，这块土地和人民于被纳入伊斯兰文化之中。伟大的金字塔犹在，只是塔下的人民早已不是法老子民的后裔，甚至连其伟大故事和遗迹也几乎湮没于茫茫沙尘之下。

现代英国或可说肇始于1066年，17世纪至20世纪以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引领全球。千年王室，血脉如初。英王室至今仍是英加澳新等国的精神领袖和文化象征，大英帝国的衍生国美国更是当今世界一大霸主。

 “为永恒而建”是我们人类的伟大信念。然而这一信念确立本身，既需要伟大天分甚或狂妄信念；至于其实现，更需艰苦卓绝的过程。对于具体的个人，不仅仅需要绝高的智商，还需要非比寻常的坚毅和超人的洞察力，以及天时地利人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按照文革语言，需要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按照改革开放以来的语言，需要科学合理和适合实际的制度架构。

1、祈求永恒者并不永恒

古埃及法老把他们的永恒信念贯注于建筑之中。然而当我站在现已是开罗西南郊的胡夫金字塔前，突然觉得他们错了，永恒绝无可能因建筑而存在。

站在金字塔前的我，怎么也感觉不到金字塔的伟大。从直观的自然角度言，这或与视角有关，因为金字塔并未如想像中的巍峨；从内心的情感角度言，我所看到的是绝对权力的狂妄和法老的暴力美学，甚至觉得那只不过是一堆粗糙的石头的堆积物。我这些理解，当然丝毫无损于金字塔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众多游客感到的震撼，我只不过是如实写出我个人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感受而已。

古埃及如此伟大的文明，还来不及采用公元纪年即已消亡。古埃及文明始于公元前3400年，因为据考证，这是发现埃及象形文字的最早时点，是全球仅晚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第二个古文明。至公元前664年，随着波斯人的入侵和统治，古埃及文明被开启了消亡模式。其后，虽有希腊、罗马人的统治，甚至在公元前30年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古埃及还是保留了其自身的一些文化特征，一定程度地苟延着自己的生命。

当时的埃及对基督教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公元1世纪中叶基督教传入埃及，据说彼得的门徒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那位马可，是第一位从罗马来到亚历山大城的基督徒。著名的罗马史学家吉本，曾绘声绘色描写过埃及基督教与罗马皇帝，以及罗马教皇之间的剧烈冲突。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开创于埃及。以至于有一本写埃及的史书如此评价：“罗马统治埃及时期比绵延5000年的埃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留给现代世界的遗产如此直接和明显。整个世界，……都从埃及这里得到了丰富的馈赠。”

公元640年，古埃及文明终于断流。公元639年，阿拉伯大军由巴勒斯坦南下，至公元642年，“埃及全国从此归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随后，大批阿拉伯人向埃及移民，据统计仅公元663年，阿拉伯半岛北方部落拖儿带口迁往埃及的人数就达1.2万人。至11世纪初，阿拉伯语已成为埃及全民的语言，埃及已成为一个纯粹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1994年埃及官方统计，阿拉伯人占埃及人口的87.0%，由古埃及原住民演化而来的科普特人占11.8%，其余是原居住在古埃及南部边境的努比亚人。

追求永恒者并不永恒。一个有着史前1500年的灿烂，又有着近3000年的伟大文明，然后以1000年时间消亡，随之被纳入一个诞生于7世纪的新文明——伊斯兰文明之中。

一位美国作者如此叙述：到公元7世纪时，古埃及的过去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当地民众几乎不知道法老祖先与历史。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再能够阅读象形文字，不再能够从古铭文中获得任何东西。来到埃及的阿拉伯人，把法老的的古建筑看作是巨人魔法师的作品，把它们当作财宝的潜在源泉。许多古建筑被用来开采矿藏，吉萨金字塔贴面的石灰石面板，被拆下来运往开罗，用于新首都的建设。

就在古埃及湮没于历史尘埃中时，一些西方旅游者来到埃及，他们的目的是找出与基督教和神圣家族逗留在此的相关遗址。这些西方来访者在很大程度上，都错误地认为金字塔和其他法老的古建筑在某些方面与圣经直接相关。直到法国年青学者商博良，1824年完成对古埃及文的罗塞塔石碑的翻译，古埃及伟大而灿烂的文明才被慢慢揭开秘密。这块石碑原本由拿破仑的侵埃大军所发现，最后被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法国人所发现的也由法国人来破译，历史就是这样吊诡。

公元2018年3月，我在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仰视森林般林立的庄严肃穆的立柱。这原本祈求亡灵再生的宏大神庙，如今是世界各地旅游者的天堂。立柱穿透和散射阳光，这里具有比摄影棚更好的侧逆光和补光条件，巨大的立柱构成厚重的历史背景，拍摄人像绝佳。这里随处可见穿着阿拉伯长袍的安保人员，然而企求永恒的法老和他的子民们又在何处呢？

2、引领全球文明的年青国度

就在伟大的古埃及文明消逝300多年后，公元1066年，一位维京强盗的后裔——史称“征服者威廉”的诺曼底公爵，率领大小船舶三千艘及六万精兵，经黑斯汀斯一役入主英格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全球文明后来由英国为首而展开一段全新旅程。

英格兰这个蕞尔小岛，孤悬大西洋的高纬度地区，11世纪前后，土地贫瘠，民风未开，社会落后。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厚重的六卷本《英国史》，是这样描写威廉征服前的英格兰的，“除了羊毛以外，不知有其他衣物，完全没有丝绸和棉花，……由于农业不发达，牛群没有今天多。”休谟还说，当时的英格兰主流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未开化的蛮族，粗野不文、不谙工艺、目无法纪、习于酗酒、放纵和暴乱”。

英格兰这种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状况，与比其早数百年的埃及形成鲜明对比。阿拉伯人公元642年夏征服亚历山大这座埃及最大城市后，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撼。阿拉伯大军的首领阿慕尔向当时的阿拉伯人领袖欧麦尔报捷时说：“此城市内的豪富巨贾真是屈指难数，城内环境之优美，以笔墨难以形容。我很荣幸地告诉您，城内有4000座金碧辉煌的宫殿，400座公共澡堂和400座娱乐场所。”

同时期的伦敦城，人口不会超过三四万。对于威廉征服后的伦敦城，英国著名作家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是这样写的，“这座城市确实比今日更喧嚣，……所有这些酝酿出一股浓郁的恶气，纵使最凛冽的狂风，也刮不尽这股臭味。”BBC有一部纪录片，专题叙述伦敦城的肮脏。11世纪以后，后世著名的各种建设才开始兴起，如伦敦塔、伦敦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等，此后历经毁损重建。

然而，仅六七百年后，英国经济社会已有了长足发展。1776年，英国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三件大事，说其开启了全球文明的转折性变化也并不为过。一是无奈地目睹美国独立，二是瓦特脱胎于纽可门技术的蒸汽机终于投入实际应用，三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开始出版发行。

这三件事，完全可与西方世界发生于15世纪的三件大事媲美。这三件事是，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但丁堡，东罗马帝国崩溃，罗马帝国的碎片构成了今日欧洲版图。第二件事是1455年德国人古腾堡发明整套的铜活字印刷术，毕升的活字印刷术虽要早四五百年，但直至清末民初，活字印刷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仅2000来种，并未发生实际的重大作用。而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技术发明20年后，欧洲各大城市几乎都设立了使用其工艺和装备的印刷厂。用这项技术首次印刷的180本圣经，至今仍完整保存近60本。第三件事是1493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西方世界由此开始了近乎狂热的大航海时期，至英国库克船长1779年2月死于夏威夷原住民之手时，欧洲人几乎已到达了这颗星球上最遥远的每一个角落。就在这个时候，明清政府正在禁海和禁贸易。

一些人喜欢嘲弄日不落帝国的没落。殊不知，当今世界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均是当年英帝国的衍生国。最近发生的英国报复俄罗斯用生化武器暗杀前俄间谍事件，似乎与美国毫无关系，但美国以此为由驱逐60名俄外交官和关闭俄驻西雅图领馆。要知道，美国最早主要是由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移民建立起来的，英国是他们的根基、母国以及文化源头。至于英国的历史文化，则可追溯到公元前800年的古希腊。

美国崛起写就了全球新架构，瓦特蒸汽机揭开了英国产业革命序幕，斯密揭示了市场经济奥秘。一个是从全球化，一个是从技术工艺，再一个是从体制机制，高度逻辑而全面地开启了新时代序幕。

与此同时，以牛顿为首的一大批英国科学家，以洛克、贝克莱、莱布尼茨、休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英国哲学家，以及以莎士比亚为首的英国文学家，造就了群星璀灿的现代启蒙和现代发展的多重理论和人文精神准备。可以说，全球自公元前3500年的两河文明以来至今，再未有一个国家民族，如英国这样，对于全球文明，具有如此渗透于每一角落的促进和历久弥新的推动作用。

3、优渥的自然条件的长期侵蚀

文明起源与一个地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但文明之河后续的汹涌奔腾并不与其源头直接相关。这确实很值得把玩。

人类5000年文明史清晰表明，富饶的土地最终使人怠惰，由此而在长期快乐生存中形成的价值观，更使得生存恶化后仍不思改变，导致文明衰亡；贫瘠的土地终能使人奋发，由此而在长期艰辛生存中形成的价值观，使得富裕之后仍能积极向上，或将进一步促进文明发展。

古埃及宜耕地面积，至多仅英格兰的1/2，但因得益于尼罗河的周期性泛滥和大大高于英格兰的全年平均积温，单位土地农业的产出，能养活的人口大大多于英格兰。埃及当代人口，大致是英国当代人口的两倍。古埃及绿洲上的黑色沃土，养分丰富，没有杂质，细腻得当，能在金属工具尚未发明之前，使用木材、石材或骨制农具耕作，所以农业开发可以大大提早。距今2000多年的古埃及人口在高峰时期，达到500至700万，相当于距今仅200多年的产业革命前的英国人口。

古埃及的富饶，广泛地吸收着周边地区移民。非洲于公元前2130年至公元前1980年期间，曾发生过一次大旱，周边不少人迁入埃及。《圣经》记载希伯来人因大旱，逃荒来到埃及，投靠曾被他们陷害抛弃的弟弟约瑟，或有可能就是这次大旱。五六百年后，当年的希伯来逃荒者已成为有12支派的上百万人之多的大宗族，这就与当年的那场大干旱形成逻辑关系。不过圣经关于摩西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记载，至今尚未得到埃及考古的证实。

英格兰这块土地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中世纪，比埃及更难以养人。英格兰的宜耕地，虽然是古埃及的两倍以上，但土地贫瘠，积温较低，雨水不多，在农业技术和工具均尚未发展以前，单位土地产出很少，这很可能是英格兰的发展甚至比古埃及晚4000多年的主要原因。1340年“黑死病”爆发前夕, 英格兰人口约375万，这与公元前古埃及人口相比，再考虑到时代进步因素，小巫见大巫了。“黑死病”使英国人口陡降至250至300万人，1741年，英格兰人口达到590万，尚未达到古埃及人口高峰估计数的上限。

英格兰人的日子并不好过。休谟《英国史》记载了一位生活在伊利莎白时代的人，描写16世纪中期的玛丽时代的简陋：“即使重要市镇的房屋都很少有烟囱；炉火在墙边燃烧，烟雾从屋顶、门窗冒出；房屋无非是粘土涂上灰泥；人民睡在稻草铺的床上，用圆木做枕头；几乎所有家具和餐具都是木制的”。再看看上文描写的亚历山大城的辉煌，足见英格兰与古埃及的悬殊差距。

优渥的自然条件能决定文明发展的起点，但起点并不能决定过程。一方面在丛林法则大行其道的冷兵器时代，易攻难守，富裕地区很容易遭到贫穷地区劫掠而丧国，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充斥着穷国打垮和侵占并奴役富国的故事；另一方面长期的优裕生活磨灭人的斗志，起先的尚武精神逐渐消失于温柔富贵乡之中，制度老化，矛盾增多，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最后甚至连儿子也生不出来。

严酷的自然条件不能形成文明的起源，但因磨砺人的斗志，完全有可能后来居上。英格兰这块土地，最早的居民是从邻近大陆迁来的高卢人和凯尔特人。公元前54年恺撒到来以前，这里的居民又被称为布立吞人。公元448年罗马人离去，随后经过150年血战，居住在德国易北河口附近和丹麦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等日耳曼部落征服不列颠，形成7个小国。此后，丹麦人不时前来劫掠，终成大势。随后，终于迎来了1066年的诺曼征服，现代英国及其王室由此起源。

4、法老统治令古埃及文明消亡于公元前

大河文明因其自然地理及农业水利的需要，通常都有一个“总协调人”。古埃及的大河及三角洲文明，决定了其大一统的统治架构。因为这是出于水量的预测、分配，防洪、抗洪，以及更高效率地用水的要求，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显然具有较高效率，由此形成3000多年的高稳态的政府体系和社会组织，以及耕作制度。

古埃及并未有像西欧和中国古代那样的分封制，法老既是政府的中心又是宗教的中心。法老与他的贵族集团，垄断权力，垄断财富，垄断宗教、垄断文化，垄断贸易，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最关键的是，古埃及因此而使其人民缺少应有的自由，极大地窒息了人民的创造性活力。

法老掌控着埃及所有的土地、房屋、原料和人民。法老经常会把税收以赠地的方式，给予皇家贵族和神庙。贵族集团外的富人阶层虽然从古王国时期起，就已私下拥有了一些土地，但其总量和他们雇佣人的数量与贵族集团和神庙比起来都很小。埃及农民的土地产出，至少有1/3缴纳给法老治下的政府。从石材到金属的矿藏和采集，都由法老直接控制管理和使用。在埃及大量壁画中，中上层人士从不骑马出现，这或可看作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普通人的价值定位。

法老通常设1至2个相当于宰相的维西尔协助其管理，一些时期上下埃及各有一位维西尔直接向法老负责。从史前时期开始，古埃及就被分成若干个行政管理区，每一个均由法老任命地区行政长官。虽然这些职位在古王国变成了世袭，但法老很快夺回权力，将其置于中央政府严密控制之下。

直到波斯人统治时期（公元前525），埃及一直没有货币系统，实物交换是买卖的主要手段。贸易在埃及的货物转运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希腊等地流传过来的金币，也不是按面值使用，而是按重量使用。很可能一些商人或中间人（包括官员）确实存在，但几乎没有文献提到过他们，古埃及人从来没有形成过正规的贸易阶层，因为他们的生活是以实物地租和以物贸易为基础的。没有货币也就缺少经济自由，也就没有人民的自主创造和发明。

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形态不同的是，古埃及并没有真正的奴隶。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必定经历过奴隶社会阶段，但埃及学专家们认为，埃及文献中的奴隶定义，不同于当代社会对奴隶的定义，在埃及没有人被完全剥夺法律权利，因为这些人可以拥有财产并自由支配这些财产。他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可以雇佣仆人，可以与自由民妇女结婚，并把财产传给孩子。然而埃及民间的这种活力元素，完全没有在古埃及文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文字使用是法老及其贵族集团的专利。古埃及具有读写能力的人大致仅占2-5%左右，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低的文字普及水平。官府设有专门的书吏负责文字工作，较高等的教育对象主要提供给贵族和上流社会成员。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今日以色列强盛之根，或可说是扎在二三千年前的文化普及的沃土之中。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犹大王国，后世考古学家发现了当时下级军官从前线发给司令官的求救信，“我们看不到信号”。考古报告指出，“信件都用墨水写在破瓦器上，都是相当棒的希伯来语，就像《圣经》一样”。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的西班牙，连农民也识字。

全球当前几乎所有使用中的文字，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文字变革，而古埃及象形文字历经3000多年，居然缺乏实质性改变。

埃及的工艺技术在公元前2000多年就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可以说是当时全球的最高水平。然而发展缓慢，后期大大落后于西亚和欧洲地区。这是因为在法老为首的贵族集团控制下，法老能用人力搞定一切，于是技术创新因缺乏需求而未能有相应进步。

如前王朝时期就在东部沙漠和西奈发现了用铁制成的珠子和护身符，位于现土耳其的赫梯帝国于公元前15世纪就开始铁的生产和贸易。但埃及在公元前1000到公元前600年间才引进铁，是近东地区使用铁的最后一个民族。埃及没有加工木材的刨子，只能用细密纹理的砂岩磨光木材。埃及制造泥砖的模具发明于公元前3400年，但烧制砖直到公元前600年才出现，这时埃及已经即将消亡。埃及的王宫绝大多数都是未经烧制的泥砖建筑，这也是我们能看到众多宗教建筑，却很少看到王宫建筑的原因。一位美国作者评论认为，“由于他们生来就保守，所以不愿意接受新技术。”

所有这一切的原因并不复杂，高度的集权统治窒息了民间活力。古埃及民间具有极强的创造性活力，那座建于公元前2670年的胡夫金字塔，是自由民建造的，被认为是古埃及文明顶峰。只要给人民以自由，他们一定能有极其辉煌的创造。一般认为，古埃及此后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文明高度。古埃及石雕工艺的专业技术最早的例证是在前王朝时期，在坚硬的石头上雕刻华丽的花瓶和容器。到了古王国时期，手工艺人的已经技术发展得非常熟练。

保守的绝不是古埃及人民，而是法老。而法老之所以保守，因为在他的统治架构中，能方便地得到所有的一切，根本不需技术创新。就像满清皇宫，冬天以小车载着薪炭，直接放入地下隔层取暖；贵族有取之不尽的低廉人力，根本就不具有对以节约人力为主旨的技术创新的需求。

古埃及严重缺乏制度创新，即使有也是稍纵即逝。公元前14世纪，阿蒙霍特普四世的一神教的宗教改革，在其死后即被放弃。而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最终引燃了1689年的光荣革命。

一个没有自由交易，没有竞争，人民缺少文化，大一统的社会，注定是不可能有长期进步的。虽然这对法老及其贵族集团来说并无不便，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技术逐渐落后，统治集团矛盾逐渐激化，王族的统治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渐朽坏，统治力逐渐弱化。更要命的是，周边的叙利亚、希腊、希伯来、亚述以及后来的波斯、罗马在崛起，再加之其他“海上民族”的侵扰，王国多次成为别国附庸，原本充满活力的文明终于逐渐衰亡。

这里就得讲一下古埃及人的民族成分、民族感和民族情绪，这也可以认为是古埃及文明于公元前衰亡的一个因素。

古埃及缺少像华夏民族及西欧一些国家那样的民族认同感，这既与其长期的历史进程有关，或许也与法老及其统治集团高度脱离人民有关。自从最早时代埃及人定居在这块土地以后，尼罗河便利的通行条件就确保了那些来自不同地区和具有不同族群背景的人们混合起来，并相互通婚。旅行者和入侵者也与当地人通婚，与当地人融合。英国学者罗莎莉.戴维在《探寻古埃及文明》中说，“埃及人口从来没有真正组合成一个民族过”（P480），正因如此，一个具有5000多年的古文明，先是希腊化，随后是有浓厚希腊文化色彩的基督教化，再然后就几乎可以说是平和地融于伊斯兰文化之中，直至今天。

埃及人并无伤感，一些现代的阿拉伯裔埃及人也把古埃及文明作为自己的文明。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拉伯裔导游，阿曼达.阿萨马（Ahmed Asama）在埃及博物馆用流利的中文对我们讲解，“我们伟大的拉美西斯二世大帝”。显然，我们外人毫无必要为古埃及文明消亡而伤感，因为这对埃及这块土地来说未必不是幸事。我们想研究的，只是对于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及其借鉴，无关乎埃及。

5、英国王室的千年血脉

现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血脉一直可以推至950多年前、1066年入主英格兰的维京海盗后裔“征服者威廉”。这是当今世界上依然在位的历史最为漫长，血脉一以贯之的王室。

海洋文明或可说是一种“分布型社会”，与大河文明的“集权型社会”在治理结构上的一个巨大区别，就是缺少对于一个“总协调人”的较强需求。以海洋文明著称的古希腊是多个独立城邦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城邦治理以民主制为主。即使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具有极强的文治武功，公元前323年以33岁年龄死后，他的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也立马分裂为三个希腊化王国。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样不具有古埃及法老那样的专制性和神圣性，相当部分并非世袭，且或多或少受着元老院等的制约。

英国逐渐从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走向君主立宪的民主社会，概略而言或可说有一条主线，两大博弈，三个基本的时间节点。

一条主线是指英人崇尚个体自由和尚武精神，以及分散的领主经济，这些因素导致英格兰君主并无至高无上权威。而这显然与自然地理因素有关，日耳曼人进入英格兰之前所处的北欧地区，属高纬度寒冷区域，单位面积所能养活的人口，大大少于低纬度炎热多雨地区。这就导致群落间相距较远，这些群落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缺少交往而形成高度多元的群落文化，以及独特的群落认同。加之生存条件恶劣，只有体力和脑力均较强的人，以及这样的人较多的聚落，才能较好生存。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口逐渐增加而需要扩张生存空间，不得不联合起来向罗马人占领区域进犯。由此而产生的首领，甚至仅具“召集人”身分。

英格兰在诺曼征服以前，“政府的纽带素来松弛”。即使恺撒的罗马大军征服英格兰后，也并不“忽略文治”。罗马人把法律文明引入不列颠，引导土著居民习惯罗马的语言和风俗。罗马撤出后，撒克逊人征服不列颠后，“顽固地将他们在故国享有的广泛自由视为无价之宝，在自己的新居保存下来”。

诺曼征服后，英格兰的王权也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显然是由日耳曼人的传统所决定的。休谟《英国史》指出，日耳曼人的政体主要是独立武士的联盟，其主要力量源于众多自愿结成的次级自治组织，自治组织的首领是成员结合的中心。因此，日耳曼人的君主不过是一位大首领，他的权力来自于其他首领的自愿加盟和或推戴。

两大博弈是指英王室与贵族，以及英王室与第三等级的博弈。英王室与贵族的博弈形成了大宪章，英王室与第三等级的博弈导致下议院坐大，结果都是王室权力不断受到侵蚀和逐渐丧失。

英王室与贵族博弈的实质是权利分配，这是由王权并无至高无上的权威所决定的。征服者威廉入主英格兰后，为了笼络那些桀骜不驯的贵族，不得不把大批土地给予他的那些贵族。诺福克全郡土地归于不超过60位领主，其岁入堪与君候媲美。在以后的时代，有人问伟大的瓦恩伯爵，他占有的领地从何而来。这位伯爵拔剑道：资格在此剑，他还补充说，私生子威廉不是靠自己征服英格兰的，而是众男爵一起征服了这个王国，他的先辈也在其中。

因此，就在威廉一世时期，即11世纪，英格兰王国的最高立法权属于国王和大议事会。国王并不能独享权力，大议事会即是后来的国会的前身。这至少与古埃及法老独断一切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根本变化。

这种博弈的一个结果是国王并不能号令一切。12世纪初期，爱德华一世要两个贵族和他一起出征法国，贵族不愿，爱德华一世说“凭着上帝起誓，伯爵大人，你要么出征，要么上绞架”。赫里福德回敬“凭着上帝起誓，国王大人，我既不会出征也不会上绞架”，说完与三十多位贵族一起离去。爱德华只好搁置出征计划。

王室与第三等级博弈的焦点，前期是要钱，后期是宗教问题。在王国的制度设计中，除了国王已有资产的收益外，如果还不够花，国王须经下院同意才能得到拨款。不过直至伊丽莎白一世（1558至1603年在位），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下院只是国王的一个工具而已。到了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继承英格兰王位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斯图亚特王朝世系前四位国王的弱势，矛盾才开始尖锐起来。到了詹姆士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时期，矛盾进一步白热化。于是查理一世一怒之下，关闭下院长达11年之久。然而到了1640年，查理一世讨伐苏格兰失败而缺钱花，不得不重开下院，自此陷入被下院摆布的窘境。当查理一世发动的内战失败后，于1649年成为欧洲第一位被处死的君主。

君主居然可以由平民组成的政府，经法律程序而被公开处以绞刑，这本身即是英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一个重要时刻。审判查理一世的法庭由133人组成，实际出席70人。查理四次出庭为自己辩护，甚至当庭指责一位反对他的随从为“可怜虫”。后来澳大利亚开发的一部最早史书，记载1788年审判一名囚犯时，也有陪审团及按照法定程序，这与早期形成的法治精神，应该不无相关。查理的四位贵族朋友以证人身份在法庭上表示，愿意承担罪名，自请受罚。行刑那天早上，查理召来他的侍从，命令他更周到地侍奉着装；休谟在他的《英国史》写道，“国王早早起床，……准备伟大和欢乐的典礼”（P5-425）。

推动英国民主化的导火索是宗教问题。1685年继承王位的詹姆斯二世是天主教徒，公然挑衅当时英国民众普遍信奉新教的宗教信仰，几乎激起全民反对。1688年，詹姆斯二世的王后诞下一名男婴，出于对一名天主教男性继承人的恐惧，英格兰人终于忍无可忍，迎来了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的奥兰治亲王威廉，终结了詹姆斯二世的王位。此时，一纸“权利宣言”，终于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在这一过程中，1215年的大宪章，1240年前后下议院前身的出现，以及1689年的光荣革命，成为英国民主化进程的三个基本的时间节点。大宪章催生了宪政精神，下议院开启了平民议政的历史进程，光荣革命终结了王权的为所欲为。

从1066年至1689年的600余年中，王权式微，社会发展，英国终于在19世纪成为日不落帝国。进入20世纪，由1620年追求宗教自由乘坐“五月花号”，来到北美大陆的102名英格兰人逐渐发展而来的美国，接棒成为全球新霸主，美国或可说是西欧、其中主要是英国的衍生国家。而这一些，显然与古埃及法老长期的大一统地位，最后导致古埃及消亡而被纳入伊斯兰文明，光彩夺目的古埃及文明从此几乎湮没无闻，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

六、文明之河的源头是自由创造

人类文明是一条大河，不断地有一些溪流和支流汇于其间。从学术的角度讲，古埃及文明消亡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之中并不是什么令人伤感的事，英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的引领也不值得太多的夸耀，这些都是文明这条大河中的一些情节。然而这条大河一定有一个主脉络，就像黄河长江的源头均在青藏高原，而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流一样。至少就当下人类掌握的知识言，文明这条大河保持永恒的奥秘是自由和民主法治。

国家民族的长期发展与统治集团的专制程度成反比，古埃及和英国不妨是其中的两个极端的典型案例。当然，在丛林法则盛行的20世纪前，国家与民族的发展还取决于国家规模，因为小国更易遭受大国欺凌。然而对大国而言，从英国和古埃及的比较，以及再通过日本在“黑船来航”后的明治维新中可以看出，国家治理结构及其变革对其现代遭遇仍不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专制统治具有种种即时的便利，一个时期内或许能有非常辉煌的成就，但将损害国家民族的长期利益。所谓专制统治就是统治集团说了算的一种政府治理机制和治理结构。由于缺少权力制衡，统治者可以自由地凭借自己的意志行事。公元前2500多年前，古埃及王国第四王朝第二位法老胡夫，30年内每年用工10万，为自己建起高达146.5米的胡夫金字塔，创造了古埃及文明的顶峰。

然而坦率言，这一伟大创造无益于文明的长期发展。或许正因如此，古埃及的金字塔此后越建越小，以致法老只能退缩到帝王谷中凿洞深埋自己。古埃及虽在公元前3400多年前就大量使用泥砖，但烧制砖迟至其毁灭仍未大规模应用；古埃及早就有发达的农业，但直致毁灭仍未有民间的商贸活动；古埃及曾是跨西亚北非的大帝国，但一直没有诞生一门真正的战争艺术，武器长期不如邻居。

民主政体有种种的即时麻烦，但有利于国家民族的长期发展。1066年以来英格兰国王的行为举措一直受到一些掣肘，花钱需要议会的同意像幽灵一样萦绕着王室。自诺曼征服以来，第一个受到法律约束的君主，当为1216年至1272年在位的亨利三世，“为了还债，国王不得不卖掉了所有的盘子和珠宝”。国会为了替亨利三世筹钱向教会要钱而遭坚拒，全体教会元老和修道院长集会，手持蜡烛，在国会面前宣读大宪章，扬言要将任何违反这一基本法的人逐出教门。终亨利八世一朝（1509至－1547在位），国会居于王权的下风，而国王则把国会视作工具，但即使如此，亨利八世也并没有抛开国会而直接为所欲为。

英伦诸王，最强势者莫过于伊丽莎白一世，尤其是因为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而空前权威。但这位童贞女王要花钱时，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征求下议院同意。英格兰国王的权势，在遭受了国会长达600余年折磨后，终于被彻底削弱。英国在全球率先实行议会民主，开始产业革命，开始执全球文明进步之牛耳，这显然应归功于民主法治所维护下的自由。

自由，这一国家民族的长期利益之所在，是跨越千年的利益之所在。然而自由这种长期利益，因其过分遥远，因其给统治集团随时会带来太多的麻烦，绝无可能为统治者先知先觉而主动选择。英国选择民主，也不过是因为恐惧天主教等的偶然性事件所致。这里的关键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由精神，正是这种自由精神催生了民主机制，民主机制又反过来确保了自由；而自由则又进一步确保了民间活力不至于受到窒息，从而催生了所谓的千年帝国。

自由需要民主法治“万向托架”的支撑，这就是我所谓的自由和民主法治的“陀螺仪效应”。机械式陀螺仪的基本构造是有一个“万向托架”，即陀螺仪无论如何动荡不定，置于“万向托架”之上的陀螺仪的指向部分，能始终保持水平安定状态，从而无论在何种状况下均能准确指向。经济社会发展也应具有这种“万向托架”，即既能有相当程度的约束，又能确保社会个体具有高度和充分的自由，从而确保个人潜能的最大发挥。而要达到这一点，以现代知识而言，一则是以市场机制加以激励制约，以确保要素效率；二则是以民主法治制度加以制约，以确保自由意志处于合适框架之内。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制度架构多半并非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历史长河中，由其历史文化、自然地理，以及机缘巧合而形成。“各民族的正义规则更有可能是地方性习俗和偶然进化造成的产物，而不大可能是理性的有意发明”（刘仲敬）。对于统治便利的追求形成了法老统治，对于天主教的恐惧形成了光荣革命。这种历史进程的偶然性，显然导致了自由和民主法治进程的困难和阻遏，进而这也决定了国家民族发展的不以人为转移的曲折过程。

社会文化必定是多元的，社会价值必定是多样性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必定是各具特色的。然而有一个基本点则确切无疑，即任何一种治理机制和治理结构，均必须确保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新约•哥林多前书8.9）。只有在充分自由之下，才能持续创造最辉煌的文明，才能促成文明的延续。自由必须予以制约，否则必是灾难，民主法治由此而生。“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新约•加拉他书4）。

当英国以其实践证明其治理机制的高度绩效之后，议会民主一时成为时尚。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19和20世纪之交，“全世界人都热烈地希望穿上一件议会政治的外衣”。当先行者已探出路时，后继者完全没有必要继续在黑暗中摸索。

一个国家当然并非必须实行某种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然而为着人民福祉和人民的全面发展着想，也应该积极借鉴先行者的成功经验。正如党的十五大指出的，“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高度竞争性的全球发展格局中，必定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微观主体，长期缺少高度而充分的自由，长期缺少高效率的民主法治，终将弱不禁风。落后挨打是旧式政治的思维，满清政府的实质是愚昧挨打；落后或将导致愚昧，是否挨打得由世界潮流而定，但人民的福祉将大打折扣。或许数十年乃至一二百年也并不一定能认清自由和民主法治的高度绩效，然而千年比较，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