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开放40周年而作，已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18第3期，标题为《民间经济从不得不然到深以为然的积极演进》

民间经济发展对于浙江改革发展具有主要推动作用。这正如诺思所言，“正是人类组织的成功或失败决定着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1] 。本文用四个带“然”词组为标题，不得不然、自然而然、不以为然和深以为然展开理论分析，揭示民间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演进，得出若干重要结论。

需说明的是，“非公有制经济”是鉴于20多年前公有制经济比重仍较高下提出来的，本文以民间经济、民间企业提法替代，以求与国有经济概念相对应。

一、不得不然

本文在这一部分建构一个关于浙江民间经济发展的约束较强，但激励更强的分析框架，构勒民间经济于无奈之中冲破“左”的束缚的图景。在一个发展水平低下、耕地稀缺和全面管制经济活动的半小农经济和半计划经济框架内，浙江农民在20世纪60、70年代遭遇严重的马尔萨斯危机，形成求生存求福利——基于自然选择的较强激励。在这样一个别无选择的无奈背景下，加之其它方面优越条件，浙江在全国率先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束缚——基于理想选择的制度架构，形成了最早的个体私营经济。

关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已有大量著述，集大成者是史晋川教授等著的《浙江省改革开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这部专著第一章第一节，即是“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认为“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这一节进一步指出，“从制度变迁角度来看，浙江模式是一种‘准需求诱致’的制度变迁模式（金祥荣，2000）；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浙江模式是一种新古典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赵伟，2002）。”[2]

这些结论总体上把握了浙江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但也可以作更确切的表述，同时也可作更深入分析，以观察到更多细节。比方说，浙江民间经济最早一定范围的发展，先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在浙江的普遍实施[a]，所以最初的动因并非农业责任制改革，尽管后来大范围发展确乎如此。又如，最初的个体私营经济缺少来自党委政府的必要支持，主要是严厉的计划经济管制和“打击投机倒把”等，稍后一些才出现了默认和不争论；对于民间经济日后发展，庙堂与江湖当时均未想到会成为浙江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民间经济最初发展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集体无意识。

再如，从更确切的学术判断言，浙江民间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制度创新毋宁说是制度回归更为确切。从理想选择回归自然选择，从政府选择回归民间选择，重新走上古典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是政府与民间积极合作的一种回归，政府顶层决策，民间积极跟进，回归交易成本更低的企业制度模式。还有，民间经济最初是相当程度地在国有和集体经济支持下发展，并未表现出对于国有和集体经济的取代倾向，是国有和集体经济自身缺少活力，导致了民间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全面取代。

浙江民间经济发展遭遇的多重制约，总体言并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均为1978年数据。

一是自然资源制约，浙江缺煤少铁无油，农业人均播种面积1.9亩，仅全国平均的82.6%；

二是缺少国营工业支持制约，全省国营工业产值仅全国各省份第18位；

三是知识制约，1978年浙江每万人口工程技术人员34.4人，只有全国的76.3%；

四是体制制约，浙江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迟至1982年8月后才全面放开，是全国倒数第2个省份。

这时如果激励较弱以及其它条件较差，浙江就会像中西部农村那样的恶劣环境令人心灰意冷一样，不会有20世纪60—70年代的民间经济最初的发展。幸运的是，制约很强，激励更强，所以才有了浙江民间经济的最初发展。

浙江当时正遭遇严重的人口过剩。1979年，全省人口从1949年的2083.1万人，增加到3792.3万人，增加82.1%。全省人均耕地1979年仅0.72亩，且因太平天国战争和抗日战争，各地人均耕地相差悬殊。嘉兴人均耕地1.12亩，台州0.58亩，温州0.52亩。好在实际地亩数通常大于报表数，比方说大致可按报表数乘1.3或更大的系数[b]，我实际调研所知，极少数地方甚至能按报表数乘以2或以上。尽管如此，人多地少仍是不争的事实。更严重的是采取了被农民称之为“以粮为纲，全面扫光”方针，严格禁止农民种植计划外经济作物，如绍兴县农民当年戏称当地是“稻草加稻谷”经济。

农民收入是一幅凄凉画面。1979年，全省农民从集体经济分得的收入，包括投肥，仅人均119.5元，1977年则仅84.3元，这一数字略高于当时城里国营企业一位小青工的两个月工资。人均耕地的较大差距和区位条件的较大差异，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温州和台州农民人均收入列当时全省倒数第1、3位，分别为82.9元和66.2元，仅为嘉兴地区的2/5和1/3，农民生活之艰辛难以言表。

贫穷形成强烈的求生存求福利激励，无依无靠进一步陷入别无选择的窘迫境地，由此构成浙江民间经济早期发展的一对基本的环境变量。求生存求温饱求起码的体面生活，是每一个人的天性。然而求地无门，这个地就是当时极低水平的人均耕地，土地产出甚至难以维持温饱；求天无路，这个天就是改革开放前“左”的路线和数量并不多的低效的国营集体企业，他们杜绝了农民可以依靠的念想，于是只剩下了自主创业的一条路。

由于是极度贫穷下的创业，每挣一个钱都意义非凡，边际收益的效用系数甚至趋于无穷大。因此尽管制约是如此之强，仍挡不住农民尽可能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强烈愿望与行为取向，“安排变迁的诱致因素是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3]。而这实际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风险和艰辛是如此之大，收益又是如此之小[c]，只要有一丝可替代的选择便不会走这条路。然而求生存求温饱求起码的体面生活的强烈欲望，加之边际效用趋于无穷大的强烈诱惑，促使他们走上了一条自主创业的不归之路。但需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条在全中国境内，能够普遍获得成功的道路。

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模式导致了普遍贫困，但也在无意中造就大量的牟利机会，然而这些机会只属于激励大大强于约束的地区和人们。令人庆幸的是贫穷激励并非唯一的激励，浙江经济社会内生地具有长期形成而又逐渐增强的多重激励机制。因此，浙江农民的自主创业与别的地方不一样，更容易获得起步时的成功，更容易挖到“第一桶金”。

第一重激励，农业社会传承的文明，勤劳、精明、务实和开拓，注定了浙江农民具有坚实的精神支撑。

第二重激励，现代社会挑战环境的激励，缺乏矿产资源、缺少民国时期的经济“遗产”、缺少中央政府投资，都导致了没有形成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把浙江农民推上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境地。

第三重激励，毗邻上海的较好区位条件，与上海具有血浓于水的关系，交易成本较低，创业难度相对较低。

第四重激励，省内的高密度均质化空间，这就使得浙江农民在较小空间范围内也能具有相对较大市场需求，比较容易形成最起码的规模经济。

第五重激励，具有最低限度的积累水平，1978年全省城乡人均储蓄34.2元，是全国平均的1.6倍。

由此一步步地形成类似于核裂变的链式反应，也就是通常说的浙江民间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给一点雨水就滋润，给一点阳光就灿烂，创业成功概率较高。

因此，关于浙江民间经济发展的约束激励的分析，可以形成一个典型的无奈之下具有激励更强的场景。首先是农民别无选择，不创业就难以较好生存，但人是典型的惰性动物，如有更好选择，就不可能极其艰辛地冒着较大的经济和制度风险去挣几个小钱，更是在近乎赤贫情况下，边际收益的效用系数几乎趋于无限大形成十分强烈的创业激励；其次是政府别无选择，如果阻碍陷于如此无奈困境之中的农民创业，就将愧对自己的“初心”，因此最初容忍、默许甚至怂恿农民创业，成为浙江基层官员不言自明的政治伦理准则；再次是持续较高的边际收益的积极激励，良好的主客观条件形成了持续较高的边际收益，使得农民创业欲罢不休，也促使浙江各级政府看到了区域发展的新路径，因此浙江能比较容易地突破“左”的重重束缚；第四是民间经济发展的持续的正的外部性，形成强烈的溢出效应，政府也具有进一步做好公共服务的强烈愿望和实力，从而在市场较快发育和经济较快发展基础上，促使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如投融资体制改革、效益农业、城市化战略等。于是，浙江民间经济发展越走越远。

二、自然而然

如果说不得不然是无奈之下的被动选择，自然而然则是贫穷激励及其在最初的经济绩效较强激励下的主动选择。本文在这一部分建构一个多重制约下形成制度变迁突破性进展的长期最优选择模型，民间经济从无奈选择转变为积极选择，从不得不然转变为自然而然，最简化制度架构和最优化要素配置，有力推动了浙江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所谓“自然”，康德认为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一切可能经验之表象的总和；康德还指出，“如果我们把自然这个词理解为本应以正当的、合理的方式发生的事，那也就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4]。

20世纪60年代，浙江就在传统农业框架内，冲破当时农业60条的框框，进行发展集体工业企业的积极探索。现在能查阅到的关于浙江乡镇企业发展的最早文件，是关于温州平阳的一份报告。1964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提出了平阳县城西公社发展社办企业经验，认为这是解决农田基本建设资金的一个较好办法。1964年5月27日，刘少奇对此写了近200字批语，指出“这件事浙江可以试验”。不知何因，事隔近两年后的1966年3月15日，省委办公厅才向全省印发刘少奇批语[5]。1978年，浙江乡镇企业产值21.2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15.5%。这些虽然都是集体经济名义，但也可以说是形成了浙江最早的民间经济的起步。

然而国有集体企业令浙江农民失望。1981年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最早扶持的也是国有经济”，“跑贷款、讨项目，动足脑筋算尽机关，可是最后的结果仍无济于事。”[6]笔者1991年底调研温州平阳县城南的私营编织袋企业，企业经营者大都曾是集体企业职工，细述一家家农村集体企业垮台原因，不屑地说，“那些企业是办不好的”。

集体企业需要一定的集体农业形成的积累才能创办。这虽近似于同义反复，但较之于最初的个体私营经济相当部分是零积累，以及以借贷为主的创办来说，一定的集体积累是创办集体企业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农村集体企业不乏零积累、借贷创办的事例，但不具普遍性。

人均耕地成为决定浙江区域制度模式变迁的一个重要变量。集体企业的低效率决定了只有集体积累和集体领导均较强，才能创办集体企业。这是因为集体积累相对较多，才能使其经受得住总体低效率的折腾；集体领导较强，才能使其具有较强的集聚资源的能力，同时也才能抵御总体相对较高的效率损失。然而集体领导较强，从面上状况而言，又是以集体积累较强为支撑。而集体积累这一因素，则主要是由人均耕地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初期，人均耕地相对较高、集体领导相对较强的浙东北的杭嘉湖和宁绍农村，以创办集体企业为主；人均耕地较低和集体领导较弱的浙西南的温州、台州以创办个体私营企业为主。

十分明显，我们在此观察到了民间经济发展，是在人均耕地较低、缺少必要的资本积累状况下起步，经不起低效率和较高交易成本的折腾，只能“自然而然”地进行制度模式选择。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遵循着“奥卡姆剃刀”的决定性作用。奥卡姆剃刀定律是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提出来的，要义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对此，一位出生于1932年的美国经济学家指出，“利用数学和逻辑工具，包括奥卡姆剃刀原理，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们……逐步形成了一套正式、严密的经济理论体系”[7]。广受推崇的最小投入、最大产出，正是奥卡姆剃刀的现代表达。民间创业者以其与生俱来的本能，在多重约束之下，以求生存求福利的内在激励，在边际收益的效用系数趋于无限大的激励下，于无意识之中，成为奥卡姆剃刀的忠实信徒。

——最简化财产关系。当农民利用自己少量剩余产品创办企业时，他们本能地选择产权关系简单明了的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直接处置经营成果的体制。大自然删繁就简，经济社会体制以简为美，企业优化运行需要较强的直接约束激励。至少就当时浙江农民的创业而言，完全不需要再在创业主体与可怜巴巴的少量生产资料之间，再设立一个所谓“集体”的中间环节。

——最小化交易成本。任何冗余的产权关系设置，均将增加交易成本。资产直接支配，盈亏全属自己；没有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没有行政指令。这一方面也与当时简陋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而且即使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后，民间也能按最小化交易成本要求来形成现代治理结构，从而形成较高的投入——产出水平，形成经济发展的长期最大激励。

——最优化农民与政府的合作博弈。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广大群众而言，创业创新是最优行为选择；对于政府而言，支持民间创业创新是最优行为选择。这些对于经历了经济濒临崩溃，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人们来说，均非常自然而然、天经地义。民间在早期顺着政府偏好，假装发展“集体”经济；政府顺着上面要求，假装没有看见民间企业的私有性质。这就形成了所有参与人最优选择的行为组合，形成了合作博弈的帕累托改进。

——最低化产业层次。本地人利用本地资源在本地创业，以低档次日用工业品和非标产品起步，低层次需求推动，以及低水平技术支持，形成适合当地实际的产业结构，重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古典式过程。笔者1987年利用全国第二次工业普查资料分析，在工业近40个行业分类，不管代码为3位数还是4位数的“其它”一类中，浙江乡镇工业的产值通常占这一类目的比重高达 60%左右，大大高于国营和城镇集体工业在这一类目中的比重。浙江乡镇棉纺织业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主力织机，即是日本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20世纪30年代的专利产品[d]。

这四个“最”，是浙江民间经济发展的活力最优要素配置的集合解，是自然而然之下的主动选择。高度简化的财产关系最初其实并不明晰，并不受法律保护，但农民们不在乎，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自然而然地不怕任何失去。只要使用权、处置权和分配权在他们手上一天，他们自然而然地就要为此拼搏一天。产权关系决定了治理方式、生产方式、交易方式和分配方式，一切均以交易成本尽量趋近于零的最简方式进行，这显然是非常自然而然。如农民合股企业挣来的钱，除各人生活必须而支取外，通常均继续留在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俗称“肉烂在锅里”。农民由于缺少知识、资本，以及受到计划经济的制约，自然而然地只能以最简陋装备生产最低层次产品，加之当时的短缺经济和城乡居民收入快速提高，这些低档次产品通常具有更好销路。农民们也会瞒着政府，政府中的相当官员也支持他们，且政府因信息不对称通常并不完全了解企业，层级越高政府自然而然地越不知晓低层故事。

产权关系伴随着创业发展而形成，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自然而然过程。当农民们开始生产、交易的一刹那间，无论他们是注册成为集体企业还是注册成为个体企业，或是根本就未曾注册，自然而然形成了个体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产权关系。在这里，特定企业的产权关系并非是事先有意识的制度安排，而是按照习俗、当地通行做法，以及外部压力强弱而无意识形成。浙江民间经济的工业总产值，1988年以后在统计年鉴上突然大幅增多，这主要因为是1988年4月通过了“82宪法”修正案，令私营经济浮上水面，一大批“红帽子”企业“摘帽”，堂堂正正地开始以私营企业面貌出现。

正的外部性进一步促进民间经济发展。一个与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要求并不相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快速发展，并未给区域经济社会带来震荡，反而在稳定的政治社会格局中，产生了积极的经济绩效和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效应。民间经济活跃了城市流通，满足了居民需求，给当时的短缺经济注入活水；民间经济的大量采购，救活了一大批濒临破产的国有集体企业，避免了一大批人员失业；民间经济发展极大地活跃了区域经济，解决了当地就业问题，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而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区域财政不仅并未给以直接的资金支持，反而形成大面积的坚实税基，促进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三、不以为然

民间经济原本就是在争议和阻遏中发展起来，所以遭遇“不以为然”当属正常。问题是实践已证明民间经济对于浙江乃至全国发展的非常积极作用之后，仍有人教条式地极力反对，这就不得不思考其中的必然性。一方面是民间经济起于贫穷和无奈选择的制度突破与建构，如缺少根本性的转变，其自身发展因物质性需求的满足而不可避免地放慢，且劣根性凸现，因为原本就是“不得不然”、“自然而然”，带着若干无可奈何的勉强，并由此导致保守和怠惰。另一方面，境遇稍好后，如缺少制度上的进一步演进和改革的根本进展，庙堂与江湖均仍不可避免地看低民间经济，尤其是一些人士有意识无意识地看重其与传统语境的矛盾冲突，于是“不以为然”泛起，争议持续。

这里有必要回顾关于民间经济的一系列重大制度演进。1988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82宪法”修正案，在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从此，民间经济再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开始有了合法地位，几乎一脚跨进了社会主流地位。

随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这是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的一个重大改革成果，或可说是与宪法修正案的唱和。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又将私营经济由“补充”改为“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又一个重大突破。不过近20年过去了，与当下实际状况比较而言，民间经济地位仍欠一拍，似乎总是有另一只脚悬停于社会主流之外。

需要指出的是，当年提出宪法修正案和基本经济制度时，民间经济份额均较小，确实并非主体。而当前，民间经济至少已占竞争性领域的主要地位，如仍对其缺乏应有重视，那么就是低估了民间经济在事实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当前关于民间经济存在着三个内在的逻辑矛盾，一是“主体”与“共同发展”的形式逻辑矛盾，二是“主体”与其实际份额较低的实践逻辑矛盾，三是“主体”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思辨逻辑矛盾。

这就难免出现一些困惑。一些不赞成改革开放的人士，以“公有制为主体”为依据，指责民间经济发展，甚至提出要改造“收编”民间经济。而力主改革的人士，则以“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为依据，积极主张加快民间经济发展。应该说，前者更具法理基础，因为毕竟宪法也说民间经济是“组成部分”；后者则较勉强，因为毕竟民间经济并非法理上的主体。这时，改革热潮高一些，民间经济发展就理直气壮一些，如浙江的长期发展。改革热潮低一些，民间经济发展就会理屈词穷一些，如山西省前些年对于浙商投资煤矿的粗暴处理。政策场的起伏波动，影响着民间经济情绪，导致对于民间经济，需要每隔若干年的周期性的正名提振，从而也在事实上影响着经济周期。

这也使得浙江民间经济遭遇转型之痛。对于刚刚从农业社会走出来的浙江民间企业家，知识是他们的短板，勇气是他们的强项。他们当然较难普遍叩问高新产业，但却不妨能有大量的商业开拓和创新。然而温州民间资本转型发展遭遇重重阻碍，经商被清理，打油被收购，挖煤被兼并，炒楼被指责，升级缺少路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移之路则很不畅通。温州GDP年均增速，1978至2004年为16.6%，列浙江11市的首位；2004至2017年为9.5%，虽仍辉煌，但却只能列浙江11市末位，而这些责任应该并不全在温州，有着制度变迁上的深刻原因。

这些状况也不利于民间投资增长。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11年8月达到历史最高的35.0%以后，至2016年7月，长达59个月持续回落。此后虽然开始回升，但2017年3月又出现回落。这虽有经济周期影响，也不能不认为具有民间经济政策主张对民间投资增长的不利影响。

不可否认民间经济的固有劣根性。诸如不规范、脏乱差、假冒伪劣、行贿受贿、血汗工厂、产业层次和管理水平低下等，长期未得到根本整治和改变，但如能更公正地对待，相信能在持续的制度演进中加快转型提升。人的意识固然是由客观环境决定的，但我们的心智模式也塑造着客观主体，否则人类社会又如何进步呢。当民间经济长期较难完全进入主流的社会殿堂时，难以享有与国有集体经济的同等待遇，他们自身也只能停留在半是天使、半是野兽的“野蛮生长”阶段。

四、深以为然

从不得不然的物质性需求激励走来的民间经济，必须向深以为然的精神性需求激励转变。这一转变应是一个双重要求，一方面庙堂与江湖必须转变对于民间经济发展的认知，充分认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建设发展的生力军；民间经济自身也应有根本性的积极转变，发展初心不再是求生存求温饱求起码的体面生活，而是转变为求发展求自我价值和求服务社会。客观而言，近半个世纪实践表明民间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民间创业是人生积极行为。我们必须看到《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既然是自由发展，就一定有创业创新，就一定是从最简原则出发，选择最适合的制度模式。当然“自由”从来就是有条件的，圣经亦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9]。民间创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个体挣脱贫困束缚，奋力改善自身福利状况的人生积极行为；民间创业在当下，是遵循内心呼唤，创造人生辉煌，服务社会大众的价值追求。

民间经济是分布式的大众经济。浙江个体私营经济2016年多达352.6万户，全省平均每100个户籍人口有7.2户，大致是每10个家庭至少有2户个体私营业主，如再加上持股者、各种基金持有者和债权人，涉及的家庭更多。一大批民间企业家先是抓住短缺经济机遇，然后踩在发达经济体肩膀上，短时间内积累形成巨额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叫响了“中国制造”。当前民间企业正在形成高度的两权分离，具有高度的社会化，与原本的社会财富少部分人的私人占有，越来越相去甚远。

民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十七大和十八大提出“以人为本”，十九大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在这里，一个“为本”与两个“坚持”的本质特征，就是人民群众无论是作为无数个的个体，还是作为一个整体，都是社会发展的中心，都在不竭地推动着社会发展和进步；一个“为本”与两个“坚持”的基本实现形式，就是民间创业创新，因为这是人民群众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的最重要的行为特征，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本原。

纵观浙江民间经济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还可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政府如果不先入为主地替民间选择和实行一套企业制度安排，不先入为主地进行要素配置和确定产业政策，在浙江的情况下，民间一定能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形成两大最优选择。

当民间具有自主选择权时，他们一定能建构最有效率的企业制度架构，因为这是他们遵循“简单有效原理”的自然而然之举。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企业制度模式变迁，是快速的渐进式变迁，每一阶段都有阶段性的主流制度模式，民间特性亦随之增强。第一阶段是城镇集体企业发展较快，大致是改革开放至1982年，1978年，全省国有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1.3%，随后逐渐降低，此期间浙江二轻家电产业在全国风光无限。第二阶段是以农村集体企业为主，大致是1982至1992年，1988年全省乡镇集体工业产值比重达到最高的41.5%后开始降低。第三阶段是个体私营企业迅猛发展，大致是1992年以来，乡镇集体企业此时开始全面改制。2002年，浙江省统计局首次公布全省所有制结构，包括“三资”企业的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的53.0%，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的45.0%；2005年，浙江省统计局至今最后一次公布全省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经济占全省GDP的71.5%，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已占全省GDP的57.0%。民间经济崛起的制度变迁进程，与党和政府领导的改革开放进程一致，与市场化水平逐渐提高一致，是改革开放把企业产权模式选择权交给人民的恢宏建构。

当民间具有自主选择权时，他们一定能建构最优的要素配置结构，形成最适合当地的产业结构，因为这是他们遵循内心呼唤，按照边际产出持续最大化的自然选择的结果。“既然是自然选择，那就是一种比较注重客观实际、比较注重直接的经济绩效的选择”[10]。由此来理解民间经济在与具有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国有集体经济竞争中胜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浙江民间企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手大量招聘中西部农民工，一手大量引进发达经济体的实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产品大量出口，造就长达20年左右的出口景气[11]。虽然全国大抵如此，但浙江最为出色。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浙江2010年流动人口总计1990万，占全省常住人口的36.6%，仅低于沪京津居全国第4位；浙江越是工艺技术先进的工业企业，引进装备比重越高，甚至高达80%以上。1998至2011年，浙江出口按美元计，年均增长高达31.2%，GDP年均增长14.2%，牢牢居于全国经济增长第一方阵。这段梦幻般的经济迅猛增长，既有居庙堂之高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处江湖之远的民间经济的生动实践。

晚年马克思在其去世前8年的1875年，修订《资本论》 第一卷法文版时说，“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12]，这对当前创新深化民间经济理论具有很强指导意义。虽然马克思否认“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13]，但他并未指出前者与后者的差别，因此这至少表明马克思在其晚年并不否认由劳动而致的对于财富的个人占有。对此，或许也可以认为是马克思早期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发展。我们由此也看到了个人产权的古典源泉，看到了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演化，看到了当代民间经济的产权关系在经典作家那里的理论阐述。革命者推翻旧秩序后，必须建立新秩序，而这种新秩序的产权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或将以个人劳动为源泉。这也正如英国哲学家洛克在17世纪末所指出的，劳动属于劳动者，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对土地、矿物、能源的个人私有权[14]。

这样，我们的分析又回到了劳动价值论的框架内而与现代产权理论相接。现代产权制度对于个人和团体资产的使用，仅具有在一束可能的行为中作出选择的有限权利。从资产占有关系看，民间经济具有清晰的人格化主体的特点；从资产效用关系看，民间经济具有社会化的特点；从资产运营的监管关系看，民间经济具有公共化的特点。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财富泉涌的现代社会，尽管民间经济仍有较多问题，然而拥有和运用一份产权关系的物质福利性意义逐渐弱化，文化精神性意义逐渐增强，越来越与现代经济发展的早中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不能再以早期经验感受和理论结论来看待当下民间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