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愿望和动机并不能决定过程和结果。而对经济发展的全面计划管理，只能走向反面以致不可收拾。这其中不仅仅是管理者高估自己和错估被管理者，更重要的是违反了人类本性和社会规律。

1977年，浙江农民包括投肥，人均从集体经济分得的收入仅84.3元，与1976年持平，仅相当于当时国营企业小青工两个多月工资。文革10年，现在风光无限的浙江省，GDP年均增长仅4.9%，比全国低0.9个百分点。且如此低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的。

系农民人均从集体分得的收入

这种局面显然不是计划经济当局愿意看到的。网上很有一些人说GDP无意义，GDP增速快1、2个百分点，或与你我无关，但增速低1、2个百分点，绝对是一些家庭的痛苦和眼泪。

我那时每年都要去慈溪北部的外婆家农村过年。1964至1977年的10多年间，我在外婆家看到的农居，都是砖木结构的青瓦楼房，都是新中国建立前盖的。记忆当中村子里似乎就盖过一幢新房，是土坯打的。我第一次目睹以这种方式盖房，呆呆的看了好一会，直到大人把我拉走。文革期间村里倒是增加了一些草房，当地人称为“草舍”，墙体一般就是土坯，较少住人。

有一次大年初七我还在村里玩。一早，社员们聚集在村口，说是这天要下田开工了。因为如果不出工，而别人出工了，你就会比别人少一天工分。村里农田都在海边，他们称为海涂，要摇着船去。早上有一点干冷，风很大，吹在脸上发痛。快八点时，突然有人飞快跑来，说今天不出工了，于是一片欢呼，迅即作鸟兽散。

文革中有好几年，每户配给10至20%的番薯。1斤粮票买7斤新鲜番薯，也可以买番薯丝或番薯粉。刚开始的时候倒也不排斥，日子一长就不愿吃了。我妈偶尔把新鲜番薯做番薯淀粉，但出粉率很低，且那淀粉也不能当主食。后来又配给玉米粉，宁波人称六谷粉，我们主要是蒸着吃，偶尔也煎饼吃，不过都要掺点面粉。

那时甚至还配给过面粉。就是每户人家必须搭售10%多的小麦粉，我们宁波人哪会做面食啊。爸妈上班，有时我做面饼，弄得双手都是面粉。宁波人有一句谚语，“湿手沾面粉”，意思是一不小心碰上了烦心事。

这句话背后是宁波人不肯浪费粮食的传统价值。那双手沾上的面粉其实用水一冲即可，但如此珍贵的粮食，倘若就这么浪费了，用宁波人的话说，“真当罪过啊！”

翻阅统计年鉴，文革10年，浙江粮食产量徘徊在1000至1200万吨之间，其中1968和1969年，只有900多万吨。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浙江粮食产量达到空前绝后的1817万吨，是文革期间粮食产量最高年份的1.4倍，是寻常年景的1.8倍。

这段吃番薯反胃的经历，促使我后来写了番薯促进浙江改革的文章，一些朋友戏称“番薯经济”。据清雍正年间修的《浙江通志》记载，番薯最早出现在《普陀山志》，定海也是民国时期浙江番薯产量最高的两个地方之一。浙江历年番薯产量与经济发展成反比，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番薯产量最高；1977年后，番薯产量急剧下降。

番薯是穷人的食物，拓宽了穷人的生存空间。番薯因促进人口增长而导致快速的贫穷，形成一种琥珀效应，即贫穷的浙江人还能记住前辈的富裕，不失创业的精神文化支撑。小小调侃一下，如阿Q虽然很穷，心却未死，老是向往着与小尼姑的爱情。正因为有着过去的记忆，加之浙江边上有一个血浓于水的上海，因此浙江农民贫而不困；这就不像中西部农民又贫又困，因为北方农村自唐以后，几乎就停滞了。

改革开放初期分析人民公社，有两个词很有意思，一个是“考核”。意思是对农民的集体劳动根本无法准确考核，因为准确考核的成本很高，还不如不考核，但不考核就难以按劳计酬。诺贝尔经学奖得主诺思指出，“只有当个人的贡献能以低的成本来考核且质量是不变时，计件工资才是一种解决方法。”人民公社后期采取“自报公议”，每个人都有工分系数，这当然仍解决不了出勤不出力问题。因而生产队集体劳动的一个特点，就是缺少激励机制。

还有一个词是“搭便车”。这是制度经济学很常用的一个词，诺思的一部著作专以一节来讨论“搭便车”。根据我对诺思说法的理解，“搭便车”是指既享受某一行为的福利又逃避相应的职责。面对着如此低效率的人民公社体制，居然很少有人出头反对，是因为大家都在想着别人会出头，用不着自己做“出头椽子”。由于每一个人都这样想，所以除非走投无路，如安徽小岗村，才会引发无奈之中的变革。所以这种低效率的经济社会体制除非不出事，要出就出大事，现在有人把它这形容为“脆断”。

人民公社的设想当然很好。大家都尽心尽责工作，大家都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难道还有比这更美好的吗。但这里忽略了三个关键变量，一是人的高度不确定性，寻常人连坚持按照自己意愿行事都很难说，更不必说听命于计划当局了；二是产出的不确定性，并不是劳动就必有产出，劳动如果不是科学得当，产出就会欺负人，目标就会落空；三是分配的高度不确定性，当人的不确定性和产出的不确定性相结合，分配就更加不确定。由此进一步引起负反馈，导致整个美好设想崩局。

世上之事并不依照人们的美好想像而行。按照康德理论，超越现象去认识超验的本体，由此产生的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一些先验的幻相，而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任何未经客观实践证实的理论、假说、定律等，都不能称之为科学。康德指出，主观上的充分性叫作确信，客观上的充分性叫作确定性。按照康德的说法，信念就是主观充分而客观不充分，知识就是主客观均充分，才能“视其为真就叫作知识”。

社会发展如果非得按照一些人的美好想像而行，一定是大灾难。哈耶克引用一位先哲，路易斯·布兰代斯的话说：“对自然的最大的危险，则潜藏在那种热心者的诱人但剧毒的行径之中，潜藏在那些善意但却令人无法理解其为何如此之善的行径之中。”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危机，是典型的马尔萨斯危机，即人口过剩危机。1979年，浙江省人口从1949年的2083.1万人，增加到3792.3万人，增加了82.1%，全省人均耕地降至1979年的0.72亩。因此，即使没有计划经济，即使那些耕地全部种植高收益的经济作物，浙江农民的生活也不可能有太多改善。

农村问题在于把农民从土地束缚上解放出来，在于减少农民，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事实上，宁波一带的农民，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一直在向上海迁移。1948年，上海人口489万，本地人口只有75万，来自宁波的约100万。当下杭州一些地方外地人口数倍于本地人，并不奇怪，是杭州的荣耀。

改革开放初期“离土不离乡”只是一种桃花源式的幼稚想法。而希望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大致只能有若干个典型案例，普遍实现应该基本不具可能。所以从这一点看，当前就浙江言，农村发展的一个重点是重构。只有当浙江相当多的一些自然村乃至行政村，消亡于现代化和城市化之中时，才能迎来浙江城乡空间结构的优化，才能迎来浙江高度稀缺的耕地资源的高效使用，才能真正迎来城乡一致发展。

我外公是在抗日战争前离开家乡去上海打工的。外公以在上海的一家小杂货店做会计的微薄积蓄，在老家买了两间楼房。不过外公全家仍住上海，租了一间不到20平米房子。我幼年时曾寄住在这间非常拥挤的屋子里，舅舅他们一直到这条山西北路整体拆迁才搬离。

我外公的行为特征，与当下农民工毫无二致。改革开放后长期来，我们批判城乡“二元经济”，还有“城乡分割”，并认为这是体制问题，总是觉得比较奇怪。这虽与体制有一定关系，但更多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有关。当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均耕地水平低下，而又缺少其它资源时，农村发展就一定滞后于城市。这与计划经济体制并无紧密关系，只是计划经济体制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更加剧了农村困苦而已。

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是尊重人们的自主选择，迁徙自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就是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规定农民只能种什么、不能种什么，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荒唐岁月终于过去了。

一些大佬呼唤计划经济，只能表明肃清计划经济影响是多么的艰难。也有一些人很是担心农民有了迁徙自由后就会失控，就会大批涌向城市。其实他们多虑了，这只是那些城里人的自恋和傲慢罢了。只要经济社会是正常的，只要并未发生重大经济社会危机，农民作为理性人多半不会盲目行动。亦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所说，农民天生是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