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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民间的善良与怠惰

中国经济社会并未在文革期间崩溃,是因为民间社会具有善良的根基。大概所有的社会都是如此,来自于底层的稳定性往往出乎想像。但那时也存在着普遍的怠惰,因为任何激情都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那个无奈的年代,现在居然有人怀念,也是比较奇怪。1977年春节,我去宁波当时最大的第一副食品公司,就是当时新江桥下面的那一家,现在早拆了。柜台里空荡荡仅几盒发硬的糕点,货架上空空如也。

我那时在宁波一家国营建筑公司当泥工。进公司的头几天,领导老是跟我们解释,那种认为路走对了,门进错了的想法是不对的。我脑子简单,理解不了是什么意思。觉得能进城里的单位就不错了,再说也不可能一辈子呆在这里。

好多事情其实用不着缺乏自信似的解释个不停。根据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是公司领导自己没有底气,以为我们也会跟他们一样的想法。领导越解释,我们越奇怪。现在写这文章时才知道,领导的意思其实只是要我们不要嫌弃建筑公司。工地确实比工厂辛苦很多,但我始终有师傅等人罩着,并没吃过什么苦。

1974年,我们在当时的宁波地区水利局建造一栋砖混结构的五层办公楼,是在原宁波地区专署院子北侧。地基混凝土浇好后,泥工进场。师傅带着我和另外两个师傅,还有两个小工,开始在混凝土地梁上砌砖。

那栋楼宁波水利局自己设计。设计师有时会来施工现场,师傅有几次埋怨这人不懂,弄不拎清。我后来在杭州工作,无意在水利厅的一个会上见到了他。高高的个子,清秀的身材,于是上前叙旧。其实我当时不过一名小工,大设计师当然不认识我。设计师此时是省某总站站长,他说当时下放在宁波,设计不是他的专业,纯属玩票。

在那个工地,我们每天上班后先要说一阵子笑话,然后搬砖拌砂浆,通常上午砌一个来小时砖就快到饭点了。工作时欢声笑语不断,因为有一位陈师傅特别会说笑话。陈师傅有时会带五六岁的儿子过来,小男孩正是最顽皮、最好玩的年龄,大家有时放下手中的活逗他玩。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太阳开始下山,我们也准备收工了。

工地上的岁月也并不全是这样松垮。有一次浇捣这房子五层楼的混凝土圈梁,因为必须一鼓作气完成,各个工种都来配合。正是冬天比较冷的时候,我在15米多高的脚手架上推翻斗车,灯光昏暗,一车接一车,很少空闲。北风吹来,身上的汗立马收干,一阵寒颤。

那时候没有奖金,师傅们也没有怨言,大家都习惯了。记忆当中,这样的紧张工作,大概占了三四成。但师傅们闲聊时,也会提出自己的想法。他们当然知道不能发奖金,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东西,但也希望能不能完成定额后,就可以下班。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我的师傅是泥工班长,他偶而会跟大家说,今天大家辛苦了,早点回家吧。师傅资格老,不怕别人知道。

那位特别会说笑话的陈师傅,技术一级棒。他砌的砖墙,水平缝和垂直缝都对得特别齐,墙面非常平整。快下班时,他拿了把大扫帚,把墙面再整理一遍,又把地面打扫得清清爽爽。那砖墙矗立在那里,就跟工艺品似的,这大概就是现在说的工匠精神。陈师傅告诉我,这叫“落手清”。

陈师傅跟我说,技术最好的泥工师傅,应该能穿着料子衣服干活,下班时,身上衣服不沾一点灰尘。

师傅们大约四五十元工资一个月,大都抽烟喝酒,手头都很紧。所以那年头大家尽量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尽量找点“外快”。有些星期日和假日,师傅们大概会被人请去,到别人家里或是什么小单位,砌灶、打墙、粉刷,反正泥工能做的活很多。一般一天能挣5元多,是一笔不少的钱。有一些是朋友不能收钱,但会有很好的招待。

这大概也是在这个无奈年代,大家的日子还能凑乎着过的一个奥秘。来自单位的现金收入虽然较少,但还能有一些外快,家里的一些活也能在单位干,家里需要的一些东西也能从单位拿。后来有个段子,“国外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好像前苏联也有类似的话,“他们糊弄我们,我们也糊弄他们”。当人们的报酬与他们的付出长期不相称时,人们就不会主动努力工作,效率逐渐下降,体系逐渐朽坏,崩溃是迟早的事。

进建筑公司的第二、三年,来了一批余姚泥工,工程节奏明显加快。余姚泥工都是30岁左右的壮劳力,一共10来位。他们的工资要低一些,都住在工地上,比较容易管理。工作时说笑的情景没有了,拌砂浆、搬砖和砌砖,因为人手增加而专门化分工作业,效率大大提高。这就是亚当斯密1776年说过的,分工提高效率,但分工则必须有相应的规模。

余姚泥工素质较高。他们中的一位师傅,30多岁,一副知识分子模样,平常总是不声不响。有一次室内粉刷,休息时他蹲在脚手片上抽烟。我随意一看,昏暗光线下,烟头红光闪烁,双眼炯炯有神,红黑之间似乎是对世事的洞察。

20世纪九十年代,上海有一个段子。“书记谈理想,厂长搞横向,生活靠阿乡,阿拉白相相”。不过我在的那个建筑公司,至少在那段时光,并未有过这种情形。不过后来听说,我当时遇到的那些师傅,要么是退休,要么是成为管理人员,要么是进入二线,农民工成为主劳力。

后来在清水浦的镇海渔业基地又遇上一批温岭农民工,有几十人。他们有些人带来的粮票,背后盖着“松门”印章,应该来自温岭松门镇。他们什么工种都有,也有做小工的。有一位不到30岁的小个子农民工,与我十分友好,两次给我带来他们家乡的糯米虾皮,那似乎是我从未品尝过的美食。

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单曲循环,一不留神又回到了过去。一栋大楼的设计或许还能玩票,自有我师傅这样的善良人们自动纠错,但经济社会发展未必能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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