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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景气时期的来临及其难点

消费崛起是中国经济2011年以来的一个积极变化。不过这一变化最初是出口和投资增长回落所致,系收缩性的消费崛起,缺少相应共识,尤其是某大牌学者极力反对。然而当出口投资低增长成为常态,收入增长持续快于GDP,消费相对较快增长终于成为一股积极主动因素时,多方共识渐强,反对声渐弱。

一、中国经济的前四个景气时期

改革开放至2011年,中国经济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也构成了有鲜明特点的前四个景气时期。

第一阶段“农村景气”。农村改革迅猛推进,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较快发展,东南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个私经济开始起步。1978至1984年,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速7.3%,史上最快增长时期。工业从文革低增长中迅速恢复过来,工业增加值同期年均增长11.9%。更令怀念的是,这也是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美好时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年均增速,分别为8.0%和16.3%,后一数字一举筑就农民兄弟收入较快增长的基座。

第二阶段“企改景气”。1984年底,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企和城镇集体企业改革全面推进,乡镇企业登堂入室,经济发展呈现崭新面貌。1984年,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带队调研海盐衬衫总厂,省委召开专题常委会充分肯定步鑫生,浙江日报一版头条通栏标题报道常委会讨论情况。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多次批示浙江企业改革当中遇到的困难,诸如王星记扇厂承包奖兑现、鲁冠球奖金兑现等。不过鲁还是没拿巨额红包,他当时是靠种植苗木挣下了人生至此的最大一笔钱。这是一个激荡的奋进年代,1984至1989年,全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12.1%。

第三阶段“南巡景气”。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等地,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讲话,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新的改革发展旋风。经济体制改革大步推进,个私经济加速发展,浙江乡镇企业开始全面改制。国企改革虽较滞后,但也努力推进。同时因非国有企业较快发展,一些国企经营困难,出现大面积下岗。1991至1998年,全国GDP年均增速达到11.3%。

第四阶段“出口景气”。2000至2011年,全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长按美元计算高达20.3%,GDP年均增长10.5%;几乎是同期,浙江出口年均增长31.2%,GDP年均增长14.2%,奠定今日浙江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城市建设飞速推进,人民生活较快改善,但随之也产生了较严重的扩张性结构失衡问题。一是动力结构失衡,形成出口和投资依赖;二是分配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走低:三是需求结构失衡,消费率走低与积累率走高;四是社会结构失衡,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及幸福指数均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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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需陡降下的经济均衡重建

“出口景气”终结于2011年,随之是2012至2016年上半年的经济回落期。这虽是一个比较痛苦的时期,却是新均衡的构建期,以及中国发展的转折期。

全球商品出口贸易2011至2016年,年均负增长2.9%,中国商品出口此期间按美元计年均增长仅2.0%。此前10年,全球商品出口年均增长11.5%,中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长21.7%。出口增长陡然失去20个百分点令国内企业痛不欲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此期间利润年均增长仅2.3%,而此前1998至2011年,这一数据高达33.3%,转瞬间利润增速跌去30个百分点。最困难的2014年2月,工业企业亏损面最高达20.9%,“多少楼台风雨中”,经济“硬着陆”甚嚣尘上。

但中国经济此时有一个积极的内生因素开始形成走强,这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开始持续快于GDP增长。2011至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达到8.0%,比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速高1.2个百分点。拜收入增长相对较快之赐,就在其它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指标都跌入1位数增长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稳居2位数之上。以内销为主的工业企业相对较好,服务经济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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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性结构均衡由此而生。即在国民经济若干主要指标断崖式下滑中,主要的结构性参数趋于好转。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开始上升,服务业比重开始持续提高,新经济开始较快增长。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增长,开始主要依靠消费增长。

此时另有一个更重要数据开始登场,意味着经济增长动能开始转换。全国劳动生产率2016比上年增长6.4%,高于同期居民人均收入增速0.1个百分点。这数字虽然较小,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2010至2015年,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均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如果没有劳动生产率的较快提高是难以为继的。但现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由低于收入增长开始转向高于收入增长,意味着企业具有了抵御劳动成本提高的能力。浙江工业的技术进步贡献份额明显提高。

经济新均衡开始形成。中国经济大致于2016年下半年出现触底迹象,2017年出现回升迹象。其实GDP年均增长6%多,哪怕是5%,在全球范围内仍稳居增长第一方阵。目前的关键是在这个相对并不算慢的经济增长下,开始形成新的均衡,而这正是当前国民经济的一个可喜迹象。

一是收入及利润相对较快增长的均衡。2011以来居民收入持续相对较快增长的同时,企业利润持续低增长乃至负增长,事实上形成一种失衡。2016年下半年以来,企业利润增长开始加快。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3%,比上年加快1.0个百分点;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21.0%,加快12.5个百分点。就业总体较好,浙江规上工业从业人数2015和2016年持续下降,而2017年有所增长。

二是投资相对低增长与经济相对较快增长的均衡。只有投资增长持续低于GDP增长才能拯救中国经济。投资这个宏观调控快变量,当经济新均衡逐渐建立时,即应逐渐淡出。201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相当于GDP的81.5%,这也是难以为继的,以此而言当前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当属正常。这里关键是投资转型,即较低的投资增长,支撑相对不算低的经济增速。目前已看到一些好的迹象,全国投资效果系数降幅开始收窄,企业购买机械装备同比增长回升2至3倍以上,表明企业正在走向固定资产投资低增长下的集约内涵增长。

三是出口低增长与消费相对较快增长的均衡。本轮经济回落源自出口增长的断崖式下滑,这也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从2011年名义增长18.3%,回落至2016年名义增长10.4%。然而出口增长回落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正在弱化,2015年出口负增长2.8%,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长仅回落0.3个百分点;2016年出口负增长7.7%,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亦仅回落1.0个百分点。2017年,出口相当于GDP的比重降至18.6%,而这一数据2006年曾达到过历史最高的35.7%。中国经济正在努力摆脱出口依赖,形成新的内生均衡增长。

四是货币发行与通胀的均衡。2016年初以来,M2月度同比增速从13.97%开始放慢,2016年5月放慢至12%以下,2017年5月放慢至10%以下,2017年仅比上年增长8.2%,全球主流媒体评价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近几年消费物价仅小幅上涨,而前两年猪肉价格大幅上涨或系大拆猪棚所致,亦导致蔬菜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均已平息。生产者价格虽然2016年末以来急剧上升,但或许主要并非货币现象,既有对2012年以来生产者价格持续回落的反弹,也有去产能、环保、境外价格上涨等因素。

三、消费景气时期的到来

当前中国经济有一个更重要表现也正在形成。这就是从扩张性结构失衡,到收缩性结构均衡,再走向上升型结构均衡。所谓上升型结构均衡是指,由于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渐提高,从而形成新的发展动能及优化经济结构而形成新的不断提升的均衡。

消费景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个景气时期。具体表述是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消费增长对GDP增长具有主要贡献份额,经济增长形成消费主导的格局。这里的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对较快,足以抵御劳动成本的较快提高,促使企业在工资较快增长下仍具有较好财务状况;国民经济在分配向劳动倾斜的总体格局下,仍具有足够的积累能力,经济增长仍相对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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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相对价格变化是经济增长的一股重要推动因素。相对价格变化是一些经济学大师非常关注的数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把机会成本作为分析工具并强调相对价格的重要性”;诺思还指出,“诱致性创新可能有两方面的来源:一个是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一个是经营规模的变化。”当收入增长持续慢于GDP时,消费占GDP比重亦随之降低,此时如出口较快增长,则国内经济增长并不因消费增长较慢而受影响,于是消费占GDP比重继续降低,经济增长由此形成出口和投资主导的格局。当收入增长持续快于GDP时,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开始上升,出口或将因国内成本较快上升而放慢,出口和投资的推动作用开始弱化,消费主导作用开始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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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是这一分析的基础变量。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4年开始,进入总量逐年减少时期。2018年减少600万人,此后逐年增加,至2026年将减少1300万人。2018至2026年,以我们的简易模型计算,劳动年龄人口总计减少7900万人,占当前劳动年龄人口9.0%,由此将对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影响。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话,也完全适用于这个时期,“我们现在正处于有利于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长期变动之中”。

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是这一分析的特征变量。当劳动供给逐渐减少时,如劳动需求增长不变,则工资增长将持续相对较快,由此导致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这一幕当前已真切发生,2011至2016年,全国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7.3%,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年均增长8.0%,比人均GDP增长快0.7个百分点。这已导致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的持续提高,导致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未来10年左右,人均收入增长或将持续快于人均GDP增长,逐渐使得收入占GDP比重,从2016年的44.1%,达到50%以上;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2016年的38.0%,达到接近50%,不过后者仍低于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正常水平。

劳动生产率相对较快提高是这一分析的关键变量。因为这是保持足够的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关键,也是保持足够的利润增长的关键,从而亦是在固定资产投资低增长下,经济增长仍能相对较快的关键。而在未来若干年,劳动生产率相对较快提高应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基于三方面判断提出来的。

一是最近10余年内劳动生产率提高难度相对较低。中国经济长期粗放外延增长,“遍地是黄金”,“浮财”多多。之所以2011至2015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慢于人均收入增长,是因为企业对于危机全无心理和物质准备,不知所措地“懵了”,所以待他们省悟过来,劳动生产率提高即开始相对加快。

二是后发优势。伦敦金融时报著名编辑马丁•沃尔夫多年前撰文指出,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2,则具有经济增长较快的较大可能性。当前全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7,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仅美国的1/4,中国经济仍有较强的发展势能。全国每年进口集成电路保持在2200亿美元左右,一些人惊呼其问题严重,但这实际是引进国外先进知识,可以大大降低我们的开发成本。

三是企业技术进步的约束和激励增强。基于内外压力和促进因素的增强,企业除了加快广义的技术进步外别无选择。我和同事的计量分析表明,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贡献份额,1998至2004年为43.5%,2004至2011年为52.9%,2011至2016年为69.4%,呈典型的逐渐加快趋势。2017年前3个季度,浙江工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有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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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验亦可供借鉴。日本经济二战后高速增长初期,雇佣者所得占GDP比重较低,1955年为45.7%,1960年为40.5%。随着劳动力全面紧缺,1975年,雇佣者所得占日本GDP的比重达到55.2%,比15年前上升14.7个百分点,同期GDP年均增速仍达7.9%。

四、积极破解创新之忧

上述分析比较令人愉快,实际则有一些痛苦。我们当前存在着若干重大悬念,如特朗普减税冲击悬念,金融系统性风险悬念,生态危机和社会发展滞后悬念等。尤其对于上述分析框架关键变量的创新,近期无虞,远期堪忧。这里着重谈一下积极破解创新之忧问题,因为这是促进消费景气走得更好更远的关键。

中国经济存在着一个不可能三角,即弱市场、大政府和传统思想。这三个方面的任一方面,都对另一方面有不利影响。弱市场是一种不完善的市场,且不说降低要素效率,尤其弱市场的不规范运行将影响政府的正常运行,同时也将侵蚀政府肌体健康;同时弱市场因运行不完善,从而缺少对于传统思想积极健康的影响,使得传统思想更难以转型。大政府进一步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亦影响传统思想转型。传统思想对于市场经济和大政府的不利影响,则毋庸置疑。这三个因素互为因果,互相增加其负面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自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一直存在着这一不可能三角。前期影响似乎较小,是因为改革、开放、人口和转型的红利较大,经济快速增长一俊遮百丑,抵消和掩盖了这些不利影响。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多重红利逐渐弱化,同时与世界发达经济体差距逐渐缩小,以及经济增长逐渐减速,不利影响逐渐凸现。

创新对于未来的消费景气尤为关键。因为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以及占GDP比重提高的过程,也是资本的成本费用占比逐渐上升的过程。此时如果缺少多层面创新对于效率的提升,资本利润将逐渐减少,扩大再生产将逐渐放慢;这样又使得劳动需求增长放慢,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上升型的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就将停滞,消费景气将受到不利影响。

且前述不可能三角则将对创新具有逐渐增大的不利影响。弱市场降低要素配置效率,使得创新要素较难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大政府因不适当地介入和干预经济运行,泼掉脏水的同时很可能也伤及孩子;传统思想本身即与创新行为及其成果格格不入。

更严重的是对创新人才成长的不利影响。我们靠什么创新?除了依赖现在和将来成长起来的一大批神奇小子外,诸如中外“四马”等,即中国“三马”加马斯克,还能靠什么呢?这里说的创新,是将把国家和民族带向未来的重大创新,是能拯救我们这颗星球的根本性创新。这样一大批创新人才,必定需要若干代人努力才能培养出来。因为只有长期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环境中,才能培育成长起这样一大批人才,马斯克的经历和成就就是典型案例。如果思想具有约束、行为受到羁绊、知识存在障碍,哪怕非常间接,也会影响一大批最尖端高素质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

提出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十九大提出的七大战略,其中前三大战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战略,均直接事关创新大计。当前要积极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做实落地,努力解决创新驱动中的一系列突出问题,以具体举措来增强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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