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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得不然到深以为然——民间经济发展历程的若干思考

民间经济的发展是不得不然,意思是不这样就没法生存下去,所以当年比较容易就冲破了“左”的束缚。民间经济的发展是自然而然,意思是并非人为设计而是遵循内心呼唤及自然和社会的最简原则,所以能有较好绩效且短期内迅速崛起。民间经济的发展当前仍遭遇某种程度的不以为然,意思是民间企业仍缺少应有地位,仍需周期性的正名提振。民间经济发展应是深以为然,意思是突破认知障碍,确立民间经济的应有地位。

一、不得不然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的账面数据似乎不算太差。但即使是这一并不算高的经济增速,也是以牺牲城乡居民福利增进为代价的。1953至1978年,全国GDP年均增长5.8%,此期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4.7%。然而1957至1978年,全国城镇人均生活费年均实际增长仅1.0%,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亦仅2.3%。1952至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速仅0.367%。考虑到职工家庭赡养人口增长,实际生活水平有较大下降。

20世纪80年代前后,浙江这个曾经的富裕省份,城乡居民的日子都有一点艰难。1980年,浙江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有24个县低于100元,最低的青田县仅40元,现在蛮富的乐清县仅91元。我1981年在青田调研林业责任制,农民生活艰辛,住房破烂,食物匮乏。1991年1月,我在义乌小商品市场调研,个体摊主何海美说,过年没钱,只好摘下结婚时的窗帘给孩子做新衣。

不得不然的意思是不得不这样。对于何海美来说,这可不是《音乐之声》里的浪漫镜头,是无可奈何下的酸楚选择。

不得不然——办厂经商自求活路。1981年3月,瑞安县金后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这个人均只有0.28亩耕地的村庄,如果泥土都变成黄金倒也不错,但即使种最赚钱的经济作物也收不了几个子儿。作为村支部书记的金文育与17名党员聚在一起,进行了3天讨论,提出用废塑料再生加工,生产塑料编织丝。

不得不然——创办个体私营企业。1979年夏天,当时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文件(浙革[1979]95号)指出,街道集体企事业“可以由几个人联合起来办”,“允许个体经营”。这是浙江最早有“个体”字样的省文件,时任省委书记铁瑛就此事发表记者谈话。就在上面说的金后村的那个会上,创办了一个共有9股、平均每股3000元的塑料拉丝厂,合伙办厂之风随后在金后村一发不可收拾。

不得不然——乡镇集体企业改制。我们1986年进行全省10强县调研,提出乡镇集体企业正在走上一条“复制旧体制”的路子,企业缺少自主权、经营管理僵化、经济效益下降,走上了公有制企业老路。正是基于这一状况,1992至1998年,浙江乡镇企业普遍改制为经营者持主要股份的企业。1998至2011年浙江省出口年均增长25.9%,GDP年均增长11.9%,事实证明乡镇企业改制的无比正确。

不得不然——摧枯拉朽般地冲破极“左”束缚。民间企业在一个崇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里迅猛崛起,很多理论家不得其解,其实是再简单不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自己的理论归纳成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并且认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但却束缚住了20世纪后期中国民间的创业伟力,致使农民失去了改善自己境况的发展权利。当这种束缚对民间生产力破坏到了无以复加地步,令国家综合竞争力明显落后于先行国家时,终于在不改革就不能生存的理念价值冲击下,迅即解构。

并非农民不想办集体企业,实在是因为集体企业是办不好的。1990年末,我与温州平阳县城南的经编厂老板长聊,他们目睹集体企业办一家垮一家。2015年在杭州偶遇一位的姐,早年是一家集体食品厂工人,给我讲了员工把糖果装在大杯子里,夹在冬季的大衣内,偷带出厂的故事,她跟我说,这样的企业能不垮吗?至于如金后村这样,是拿了自已身家性命创办企业,多半人的钱是借来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绝无可能办集体企业。

浙江现能见到的乡镇企业最早文件是关于温州平阳的。1964年5月,浙江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提出了平阳县城西公社发展社办企业的经验。1964年5月27日,刘少奇对这个报告写了近200字的批语,指出“这件事浙江可以试验”。不知何因,事隔近两年后的1966年3月15日,浙江省委办公厅才向全省印发了刘少奇批语。可见温州农民也是愿意积极创办集体企业的,只是集体企业屡屡失败的经历,使得他们不得不敬而远之。

并非浙江未曾打压过民间自主创业。1982年,温州乐清柳市镇以胡金林为首的8位个体工商户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人称“八大王”。次年,一个高规格工作组从杭州来到乐清,县委班子除一人外,全被清理。1991年,湖州市有个体织机4000台,集体只有500多台,有关部门下文件控制家庭织机规模,不赞成这一做法的区乡领导,或被调离,或被免职,家族织机也大幅减少,当地人称之为“杀机”。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些发展中的小逆流,很快被历史大潮冲得粉碎。“八大王”于1984年平反,湖州家庭织机经此一役,发展更快。生产力发展大潮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过需指出的是,民间经济起于贫穷,耽于富贵,这一不得不然的缘起,也为日后持续发展留下隐患。

二、自然而然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南北农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所有制模式。温州、台州一带以创办个体和私营工商业为主,环杭州湾一带以创办集体工业为主。而在这背后,是人均耕地的决定性因素。

我在1988年,把省内的34个县级行政区划,按人均耕地分成3个组进行比较研究。目的是观察在不同人均耕地下,人均GDP、集体和个体私营工业比重,以及人均GDP增速的不同表现,由此得到了人均耕地决定企业模式的结论。

结论之一,较高的人均耕地以创办集体企业为主。这一组的人均耕地0.558亩,1996年人均GDP为12003元,集体工业比重51.4%,1980至1996年的发展速度最低。这是因为较高的人均耕地导致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形成了较高的集体积累;同时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导致这一带群众的个人创业积极性较弱;我一位好友补充认为,较高的人均耕地水平也使得农民无暇旁顾。在当时单一公有制的环境下,相对较高的农业剩余,决定了自然而然地选择集体企业的行为特点。然而也正因增长速度最低,也形成了日后改制的较强激励。

结论之二,较低的人均耕地以创办个体私营企业为主。这一组的人均耕地0.279亩,只有上一组的1/2;集体工业比重15.1%,不到上一组的1/3;1996年人均GDP为8951元,是上一组的3/4;发展速度比上一组高2.9个百分点。较低的人均耕地导致集体经济缺少起码的剩余产品,加之集体企业屡屡垮台记忆导致人们心灰意冷,从而缺少创办集体企业的可能。同时较低的人均耕地水平又导致群众有较高的自主创业冲动,自然而然地选择以创办个体私营企业为主。而增长速度高于上一组,也形成了对于全省制度变迁的示范效应。

自然而然——最简化财产关系。当农民利用自己少量剩余产品创办企业时,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产权关系简单明了的直接经营体制。当然,这被称之为私有化,长期是个贬义词,但有必要如此贬损吗?大自然删繁就简,经济社会体制以简为美。至少就当时浙江农民的创业而言,完全不需要再在创业主体与可怜巴巴的少量生产资料之间,再设立一个所谓“集体”的中间环节。

自然而然——最小化交易成本。任何冗余的产权关系,均将以交易成本的形式体现。资产直接支配,盈亏全属自己,“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从而达到交易成本最小化目的。而交易成本的最小,也等于增长或发展约束的最小,构成了产出最大化的基本前提。

自然而然——最大化激励因素。人们总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具有更大的积极性和活力,即直接掌握更多信息,直接操控整个过程,直接决定成果分配。当浙江农民处于起步阶段时,创业规模均较小,客观上具有这种“直接”的可能,从而根本不需要集体或国有的委托——代理关系。个体私营的生产经营体制即是这种“直接”激励的基本实现形式,从而形成了较高的投入——产出水平,形成经济发展的最大激励。

自然而然——最优化农民与政府的合作博弈。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广大群众而言,创业创新是最优行为选择;对于政府而言,支持民间创业创新是最优行为选择,这些对于经历了经济濒临崩溃的人们来说,均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民间在早期顺着政府偏好,假装发展“集体”经济;政府顺着上面要求,假装没有看见民间企业的私有性质。这就形成了所有参与人最优选择的行为组合,形成了合作博弈的帕累托改进。所有这一些都是遵循了必须得让人们有活路的不言自明的社会伦理,所有这一切都均充满着自然而然的理性力量。

当民间具有自由选择权利时,他们一定会选择最有效率的体制模式。瑞安金后村解放30年来,进过13次工作队,大家都被“资本主义”、“地下工厂”的罪名吓怕了。村支书金文育激昂地说,“如果合伙办厂是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头就是我,责任由我来负”。

制度的自然选择确有其内在弊病,这就需要公共政策加以矫正。但这种矫正,并不是以先入为主的制度安排去替代民间选择。至于当历史证明这种先入为主的制度模式遭遇重重失败后,更应及时改弦更张。即使是公共政策的矫正,也应看到其固有局限,更多地还是应利用经济主体间的多次重复博弈的行为优化,促进制度模式转型提升。

三、不以为然

起于贫穷的制度突破,如缺少根本性的转变,将在日子稍好后遭遇阻滞。因为原本就是“不得不然”,带着若干无可奈何的勉强;日子稍好后,无论庙堂还是江湖,发展激情都将松怠。

1988年4月,中国改革有一个重大进展。这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82宪法”修正案,在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从此,民间经济再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开始有了合法地位。

随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这是小平南方谈话后的一个重大改革成果,或可说是与宪法修正案的唱和。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又将私营经济改为“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又一个重大突破。然而近20年过去了,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民间经济地位总是欠一拍。

对此,或可认为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不以为然。“不以为然”,辞典上的解释:“不认为是对的,或不认为是这样的,多用来表示不同意或轻视”。当年提出宪法修正案和基本经济制度时,非公有制经济份额均较小,确实并非主体。而当前,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国民经济的主要地位,至少已占竞争性领域事实上的主要地位,如果仍对其缺乏应有重视,那么就是低估了非公有制经济在事实上的主体地位及其作用。

这就在多个方面出现了一些困惑。一些反对及不赞成改革开放的人士,以“公有制为主体”,指责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甚至提出要改造非公有制经济,将其“收编”为公有制经济。而另一些力主改革的人士,则以“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来积极主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该说,前者更具法理基础,因为毕竟宪法也说私营经济是“组成部分”;后者则比较勉强,因为虽是“共同发展”,但毕竟非公有制经济并非主体。

这时,改革热潮高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理直气壮一些,如浙江的长期发展。改革热潮低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就灰溜溜一些,如山西省前些年对于浙商投资煤矿的粗暴处理。政策场的起伏波动,影响了民间经济情绪,导致对民间经济,需要进行周期性的正名提振,也在事实上影响着经济周期。

图表2

浙江产业层次长期较。从手头数据看,纺织工业于2000年从全国工业的老大地位降至老二,2015年降至第12位,而浙江纺织工业直至2015年才从首位降至第2位,这典型反映了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缓慢。浙江产业层次之低,与浙江民间经济之发达,形成明显反差。

这其中就是民间经济遭遇的转型之痛。对于刚刚从农业社会走出来的浙江民营企业家,知识是他们的最大短板,勇气是他们的最大强项。他们虽然较难问鼎高新产业,但却仍可以有大量的商业创新。然而,就温州民间资本转型突破的遭遇看,经商被清理,打油被收购,挖煤被兼并,炒楼被指责,升级缺少路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移之路则很不畅通。温州GDP年均增速,1978至2004年为16.6%,列浙江首位;2004至2016年为8.9%,列浙江末位,责任应该并不全在温州这边,有着制度变迁上的深刻因素。

对于民间投资增长也有较大不利影响。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11年10月达到历史最高的35.1%以后,至2016年7月,长达53个月持续回落。此后虽然开始回升,但2017年3月又开始回落。2017年11月,民间投资月度累计同比增长5.7%,比全国平均低1.5个百分点。这虽有经济周期影响,也不能说不具有民间经济政策主张对民间投资增长的不利影响。

不可否认民间经济的一些劣根性。诸如脏乱差、不规范、假冒伪劣、行贿受贿等。但如果能予以更公正对待,相信能在持续的制度演进中优化转型。这就象30多年前一把火烧掉了温州劣质皮鞋后,带来了温州皮鞋业的进步;整治柳市低压电器,促进了柳市低压电器的整体做大做强等。

四、深以为然

不以民间经济为主体发展经济是没有出路的。试看当今世界,凡发达经济体莫不以民间经济为主体。欧美最尖端的机械和武器装备均出自民企,前苏的国有军工体强则强矣,但前苏这个庞然大物仍难免轰然而倒。所以即使是为了建设第一流的国防力量,或也应以民间企业为主体。

不错,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消灭私有制”。但那种财富贫乏时期的私有制,与当代财富泉涌时期的私有制,已不可同日而语。那种私有制多半是土地分封、财产世袭、血汗工厂等的产物。虽然也有相当部分是发明创造形成,但那时的发明创造是典型的小众行为。就象《红楼梦》里的一句话,“那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没有桂花油”。

我们不能拿了170年前古人的一些话,来捆住自己的手脚。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创业及其自主形成的生产关系和产权结构,是全球化、知识大爆炸大普及,以及民间活力迸发的产物。时代不同了,民间创业内涵亦完全不同。

民间创业是普遍的大众行为。浙江个体私营经济2016年多达352.6户,平均每100个户籍人口有7.2户,大致是每10个家庭至少有2个家庭是个体私营业主。一大批民间企业家先是抓住短缺经济机遇,然后积极踩在发达经济体肩膀上加快发展提升,短时间内积累巨额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叫响了“中国制造”。更何况民间经济正在形成高度的两权分离,具有高度的社会化,与原本的所谓私人占有,越来越相去甚远。

民间创业是普遍的自主行为。我们还必须看到《共产党宣言》里的另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既然是自由发展,就一定有创业创新,就一定是从最简原则出发,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制度模式。马克思在修订法文版《资本论》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倘若直接把浙江当前状况理解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或许流于草率。但从前文可以看到,民间创业正是在挣脱种种束缚,个体处于自由状态下的人生积极行为。

民间创业具有普遍积极的社会意义。十九大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两个“坚持”的一个基本实现形式,就是民间创业创新。在当今社会财富泉涌状况下,占有资本的目的不再纯粹是为了提高个人及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正日益以积极的社会价值为目的。

马克思去世前8年,1875年发表的那句话,“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 [1],对我们发展民间经济具有很强指导意义。这就是说,马克思在其生命的后期,并不否认由劳动而导致的对于财富的个人占有。革命者在推翻了旧秩序之后,必须建立新秩序,而这种新秩序的产权关系将以劳动为源泉,是一种“个人所有制”。这其实也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观点相近,洛克在17世纪末期指出,劳动属于劳动者,并认为通过劳动获得对土地、矿物、能源的个人私有权。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种个人产权的正当性,看到了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变迁。

马克思晚期思想有了巨大变化。我们身处科技快速发展和财富泉涌时代,人类已开始进入外太空探索未知世界,那是马克思所未曾经历过的。我们不仅通过前人来形成关于客观与主观世界的认知和思想,更重要的是在火热和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形成关于客观和主观世界的认知和思想。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作)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246页,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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