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兮归来

卓勇良

　　大都市以外发展较快地区的制造业比重较高，似乎是全球区域经济的一个有趣现象。2007年，日本静冈县人均GDP居日本第四，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比重，高达43.3%，居日本第三位。同年丰田汽车所在的爱知县，人均GDP居日本第三，第二产业比重高达39.5%，居日本第五位。纽约曼哈顿对面的新泽西州的制造业比重，也有类似状况。

　　这里的道理并不深奥。大都市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心。现代社会的中心主要是服务中心，包括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等，这些中心都是为全国乃至全球服务的。因此，大都市地区的服务业比重必然较高，至于上海当然是个例外。大都市以外的其他发达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是农业腹地，在现代经济以制造业为基石情况下，则是制造业腹地，所以必然是制造业比重较高的一个状况。

　　因此，或许可以把制造业看作是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的“王”。浙江是以低层次制造业快速增长，造就经济社会飞跃的一个省份。但时至今日，人们高谈服务业，厚爱服务业，甚至出现了“服务业焦虑症”，制造业却似乎不再吃香。一时间，天下大势似乎也不利于浙江制造业发展，2007至2009年，浙江制造业增长速度，连续三年低于全国平均。2009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速度甚至只有全国的1/2，是从未有过的一种颓势，浙江的这个“王”不高兴了。

　　然而毕竟是浙江。工业增长可以下来，投资增长可以下来，内在的精气神却不会丢。浙江制造业终于在2010年捧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度增长速度比上年提高6.7个百分点，达到16.2%，高出全国平均0.5个百分点。浙江区域发展的这个“王”，终于回来了。

　　放眼世界，浙江如今可以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全球制造业集聚区，这一点可以从浙江出口占全球比重的逐年上升中得到证实。2005年，浙江商品出口占全球的0.74%，2010年或上升到1.22%。然而大而不强问题也确实也很明显，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因此，浙江当务之急是应该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改变大而不强状况，既要提高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同时也应争取占全球更高比重。

　　放眼国内，2011年存在着一种扑朔迷离的发展环境。央行收紧货币供给，国务院出台第三轮房地产政策，新春伊始“用工荒”严重，都让人感觉到了2011年浙江经济走向的不确定。前些日子在外地，发改委官员坦言明年工业增长难度较大。同时这几年浙江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全国水平，或有后劲不足、技术进步放慢的忧虑。

　　环境对于浙江利好的一面则比较明显。近几年劳动力短缺，劳动工资加快增长，进而推动国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加快。2010年全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名义增长18.4%，比上几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高出4个多百分点。这一局面对于相对较“轻”的浙江制造业，或可能比较有利。

　　还有一个判断就是，浙江企业竞争力总体较强，因而在全国宏观环境吃紧情况下，浙江企业的抵御能力相对较强。20年前我在新疆了解到，当时皮革、羊毛紧缺，价格猛涨，位于原料产地的新疆企业由于竞争能力弱，反而拿不到货，当地人说“皮革羊毛全让浙江人收走了”。显然，全国竞争加剧，总体上似乎有利于浙江。尽管这种分析有点“臭美”，但事实多半如此。当然浙江企业是否雄风依然，则尚有待于实践证明。

　　由此带出了一个中国区域经济风水开始向东南沿海转的判断。2000年以来，由于劳动所得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资本自行创造需求，重化工业大行其道，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又黑又重”的中西部。典型的如2003至2009年的7个年份，内蒙古工业增长速度有5个年份居全国第一，仅两个年份居全国第二、三。这一期间东南沿海省份经济增长速度，大都居全国较低位次。而从2010年开始，随着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下降趋势逐渐扭转，中国经济再次走上内需主导轨迹，东南沿海省份或将重新回到增速高于全国平均的状况。

　　浙江制造业的一个较大问题，是存在产业结构“三十年如一日”的问题。然而在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情况下，有望较快打破这一困窘，形成一种全新的发展态势。2010年纺织服装产业比重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同时增长弹性较好的装备等产业比重亦上升了0.9个百分点。

　　服务业无疑是浙江经济未来的“当家花旦”，然而制造业仍是浙江经济当前较快增长的主力，我们大可不必羞于2010年制造业比重的回归。对于浙江来说，如果“三二一”产业结构提前来到，未必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