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从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双重角度言，已出现三方面较好迹象。一是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持续具有主要贡献份额，二是投资相当于GDP比重的下降迹象，三是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人均收入增长的迹象。由于货币增长与投资增长具有相关性，暂时不在这个简易模型中考虑。如果这些状况同时并存，很可能就是经济进入新周期的标志性特征。

消费增长相对较快是2011年来中国经济的自我救赎。这几年，几乎惟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顽强坚持两位数增长。2011至2016年，全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年均名义增长12.6%。2016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份额为64.6%，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4.5%，同比提高2.8个百分点。

消费增长的支撑是收入增长相对较快。我2011年装修房子泥瓦工100元一天，前个月请一位师傅来家里修墙，200元一天。2011至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年均增长8.0%，比人均GDP年均增长高0.7个百分点。今年1至9月份，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7.5%，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

投资有一点对其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一方面加大投资有利于短期内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另一方面投资增速持续较高是难以维持的。当前一个可喜迹象是，2011年以来，投资增速逐步降速，投资相对于GDP比重的上升幅度逐年降低。2016年，终于出现了投资相对于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81.6%，降至81.5%。

这么小小的0.1个百分点的降低，却是经济转型的大大一步。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GDP的比重，1980年第突破20%，2014年突破80%，达到80.5%。当前投资增速正在放慢，而GDP增速依然相对较快，表明经济向集约内涵方向的转型正在迈出较大步子。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加快，是中国经济在较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保持经济相对较快增长，以及进入新周期的关键。2011至2015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0%，比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低1.4个百分点。然而变化终于出现，2016年全国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6.4%，而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6.3%，劳动生产率提高比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快0.1个百分点。

这一数据重要意义在于，当国民经济分配开始向劳动倾斜的时候，企业面对着难以遏止的劳动成本的大幅提高，惟一选择是加快创新，加快技术进步，加快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当劳动生产率终于开始快于人均收入增长时，意味着企业终于能够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抵御劳动成本的相对加快，并表明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加快是可持续的。

新周期对于经济增速具有一定的要求。按前述定义，如果经济增速下降过大，则在当前劳动供给状况下，将导致劳动需求下降，导致居民收入增速放慢，进而导致消费增长放慢，这就有可能使得消费增长对于GDP增长不再具有主要贡献份额。若果真如此，中国经济增长又将重新回到出口和投资增长为主要贡献的老周期中去，本文提出的中国经济的新周期迹象将不复存在。

新周期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具有较高要求。新周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慢于GDP增速，从而使得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GDP的比重回归正常，促使经济增长摆脱投资增长依赖。日本近几年总固定资本形成仅占GDP总额的20%左右。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像中国经济这样持续的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甚至相当于GDP的比重已超过80%，是绝无可能持续的。

而在相对较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下，又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关键是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目前已看到一些好的迹象。全国投资效果系数的降幅开始收窄。2015年投资效果系数与2014年持平，2016年则仅比2015年降低0.3个百分点，降幅明显收窄。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虽回落至7.5%，但企业购买机械装备的同比增速回升至10%左右。

中国经济的新周期迹象并不清晰，缺少坚实基础，甚至仅具象征意义。相当于一只脚正在抬起来要迈入新周期的门槛，另一只脚却仍在门槛外的老周期这一边。所以只能说是“迹象”，以及“正在进入”而非“进入”，且存在着退回去可能。这篇小文提出的一些指标变化，究竟是短期波动抑或是长期趋势尚需进一步观察。然而这些无疑都是令人高兴的，只要积极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这些变化完全有可能是长期趋势的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