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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柔情似水的杭州,来到传说中坚硬如风的石家庄,映入的是灿烂阳光、蔚蓝天空和鲜花盛开的宽阔大街。感受到了北方的热情豪爽,更还有浓浓亲情和婚礼的喜气。

20多年前去过石家庄。大概因为冬天,加之近年来的种种传说,脑中是一座灰色的城市,这次看到的完全是一座崭新、整洁的大都市。

有朋友问我,如何比较杭州和石家庄这两座城市的发展差距。我说,杭州出租车起步价11元,石家庄8元,这大概就反映了两城差距。而根据实地观察,再加上数据比较,差距似乎更大。

石家庄人均GDP2016仅杭州44.9%,居民人均收入仅杭州49.1%。石家庄物价相对较低,尤其是房价低,所以两地居民生活实际差距,尤其是城区居民实际生活差距,小于统计数字,但大于出租车起步价差距。

城市外在观感,觉得大致相当于杭州五六年前,有朋友说可能相当于10多年前。石家庄高楼也较多,外装修以墙砖、涂料等为主,类似于杭州10多年前。

对这些状况有一点小震撼。两地都是省会城市,且改革开放前,石家庄得到较多投资,工业基础较强。改革开放近40年,石家庄明显落后。

那天早上我们一行杭州人都想吃羊汤。羊汤店倒是满大街都有,但都尚未开门营业。表弟说,羊汤1018元一碗,所以早点一般是不吃的。这价格在杭州也是偏贵,完全能理解为什么石家庄羊汤店只做中午晚上生意。

表弟开着车转了好几个圈。终于在一家大企业的厂区大门里找到一家。低矮小平房,似乎有点不太整洁的门面,煮羊汤的炉子和锅就在门口人行道上,乳白色的羊汤冒着热腾腾蒸气。

一位满是孩子气的长辈是我们这伙的领头人,我们小辈喜欢称他“哥”。他已来吃过,说非常赞,认得老板和老板娘。羊是半夜开煮,那锅汤从他们开这店起,就一直没断过火。

我们坐在人行道上有些微油腻的破旧桌子旁,心满意足地品味羊汤。我曾在喀什去和田的路上,在维吾尔族老乡的小店吃饭,适应性很强。羊汤的料是绝对的足,味是绝对的好,服务是绝对的客气,香菜、葱和汤随便加。我加了两次汤,满满三大碗,再加一个半面饼,通体舒畅。

就这么一个三间门面小平房,这羊汤店已开30多年。老板娘说,这店刚开时就她一人张罗,后来先生从这家工厂下岗,于是一起做了。悠悠岁月,小平房和经营方式毫无变化。老板娘说,只有那些窗户,因为原本是木头的,烂得不成样子,换成了塑钢。

真的令人震撼。英国经济学家说,中国的一年等于他们的5年,也就是等于英国的150年过去了,这小店几乎毫无变化。

原因就在于这是一家国企。那房子租自厂里,一二千元一个月。而那工厂并不景气,改制无门,经营乏力,发展无方,这小门面当然难以变化。体制固化,时间凝滞;弹指一挥间,小店面貌依旧。

表弟在一家国有设计公司工作。说起这家公司,表弟非常自豪,因为表弟父亲也是这家公司,他是在这公司里长大的。

然而很遗憾。这二三十年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是设计业飞速扩张的黄金时期。像来自东阳的中国建筑民企首强中天建设集团,有3家设计院;浙江绍兴的华汇设计集团、杭州的南方设计公司,都是民企,都快速扩张,都已经是有三五千名设计师的大院。

表弟的设计院却在畏缩。最近终于改制了,表弟说毕竟过去的影响难以完全摆脱,表弟没有接下去说。但我知道,他们大概又遭遇了全国投资增长大幅下滑困境,全国设计业务整体减少,一些小设计机构濒临倒闭。或许国企接单稍好一些,但毕竟大环境比较不利。

回杭去机场路上,表弟请他亲戚开车送我,又让我有点小感慨。亲戚是华北制药厂的车间支部书记。我10几岁就知道这厂,是五十年代建的中国最大最好药厂,对共和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家厂的好几个药,国内市场有很高份额。

问起厂子情况,亲戚说,不行啊,才两千来元一个月。这可是一位50来岁车间书记,怎么能这么低工资,有点令人心酸。

亲戚的车间四五百号人,没有独立核算。生产倒是正常,但在旧体制及民企竞争下,成本下不来,销价上不去,不死不活,日子艰难。我说在浙江,这车间早应是独立法人实体,且应有社会资金参股,面向全行业经营扩张。他说,他也这样想,可是不成,因为怕国有资产流失。

真的是很奇怪。宁可经营恶化,也不愿改制。30年如一日的老面孔,这才是真正的、最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

石家庄困窘系国企所累。石家庄统计局有民营企业定期统计报告,浙江统计局十五六年前,就已没了这类报告,这也恰恰反映了石家庄改革滞后。2016年,石家庄民营经济增加值只占全市生产总值60.6%,大概相当于浙江30年前水平,尽管这比重并不能说低。

问题严重性在于,浙江虽还有不到10%的国有经济,但那些国企也充满着民营细胞。且越是其子公司,孙子公司,越是与民企没有区别。石家庄的国有经济比重虽仅40%,但因长期计划经济、官本位等的影响,且那些国企的体量都很大,影响力应该大大高于这个40%,于是“搅得周天寒彻”。

对于国企改革,应该坚决打破两个框框,一个就是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只要承接改制的经营班子为人正派,没有把钱偷偷装到自己口袋,没有把钱悄悄转移到境外;更重要的是,只要在这个经营班子带领下,技术进步加快,企业生产经营向上,企业有较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厂子里的大伙儿有获得感,这钱还不都是在中国人民这口大锅里的。“肉烂在锅里”,有什么好怕的。

第二个框框是所谓的“国企是执政基础”。我们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人民群众,只要人民群众物质精神生活都大幅上去了,综合国力大幅增强,社会加快进步,才能真正夯实执政基础。如果南方的众多城市也像石家庄一样,中国的发展水平将只有当下一半都不到,增强执政基础岂非虚幻。浙江几乎整体是民间经济,也是全国负面新闻最少或较少省份,个人觉得浙江公务员是全国较好的一个群体。尚在研究所工作时,一年几乎四分之一左右基层调研,我们的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应该是强于中西部的,那才真正是具有坚实的执政基础。

我是带着一些惆怅感离开石家庄的。北方亲戚远比南方人豪爽好客,虽只在石家庄呆了两天,但炽烈亲情都快把人融化了,我原应开心返杭。可是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区域经济的码字者,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心里有一些职业性的酸楚。

石家庄当然在进步。离开前那天中午的新娘回门宴,酒店对面是一排在建高楼,外装修做了一小半,都是干挂花岗岩石材。我们家对面新建小区,单价四万多,外装修是涂料。城区正在建地铁,局部交通有些困难。所谓石家庄居民生活略低于杭州,大概只是杭州人莫名的虚荣心而已。街上问路,一老者非常热情指点,陪着走了一大截。待改革春风劲吹,以及经济转向内生增长格局时,石家庄这座坚强的城市,因其坚实的制造业和人才基础,将一定会比杭州更为出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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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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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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