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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间不拘一格的市场化起步

改革开放早期,浙江民间并不追求理想化的创业模式,而是从各自实际出发,选择最适合创业的制度模式。这情形正如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一付对联所说的,“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以非法法也”。浙江民间这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做法,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改善自身的福利状况。民间在一种自主选择、集体无意识[1]之中,推进了浙江的制度变迁。

1、战胜自我

长期来,浙江农民按照他们的个人偏好,顽强地进行着分散的、持续的创业活动。他们采用了多种形式创业,如跑单帮、家庭手工业、家庭作坊、外出打工经商、办社队企业等。他们所遵循的是一种“便宜行事”的原则,即哪一种体制适合于他们的创业活动,就采用那一种体制形式,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由于实际生活总是存在着无数机会,创业路上的最大敌人其实是他们自己。

1960年代初期,鲁冠球随着“大跃进”狂热过去以后的精简浪潮,从萧山县城回到家乡宁围乡。他在海涂围垦工地摆摊修自行车,成了一个典型的个体户。1969年,鲁冠球带着6个人,在乡政府所在地的小集镇,办起了集体所有的农机修理厂。鲁现为中国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 是1980年代初至今,中国硕果仅存的少数改革弄潮儿之一。鲁以其稳健的经营之道,称得上是中国企业家中的“不老松”。

1977年,邱继宝离开仅读了三天的高中,弄了一辆自行车载客赚钱。三天后,连人带车被送到公社,关了三天。1982年下半年,出外闯荡,以补鞋为生的邱继宝回到家乡一年多后,用补鞋积蓄,又贷了300元,租下大队三间旧房,创办椒江市水陡电器仪表厂,生产喷雾器零件。邱现掌控10亿元资产,是中国飞跃缝纫机集团公司董事长,浙江省第九、十次党代会代表,前国务院总理朱鎔基戏称他为“国宝”。

浙江华鸿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品忠,无疑是众多浙江创业者中的一个后辈。龚1990年到义乌小商品市场摆摊做海绵垫肩生意,1993年,意外发现用水浸泡防火装饰板,可以解决其容易结露受潮的技术缺陷,凭这一技术诀巧,他在一年内赚了100多万元。次年,开始专业做镜框生意,用大工业、流水线的方式生产这种小产品,1995年营业额2000多万元,他的大批量生产使小小镜框的市场零售价从30多元降到2、3元,产品打入欧洲、中东市场。现年34岁的龚品忠已有1亿多资产,掌控5家公司。

对于浙江当时的传统农业社会,一方面是已有生产力已达到巅峰,无法再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是传统农业社会也压抑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突破其束缚,生产力才能取得新的发展。强大的能量被束缚在闭锁的、生产力落后的社会框架内,就象一具被压紧了的弹簧,这时就特别需要那强有力的一跳,企业家就是那些带领他的乡亲们奋起一跳的人。在这个时候,政治气候已经有了较大转变,但人们还是心有余悸。

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1984年的10村调查表明,其中有5个村的党支部,思想上还受着“左”的束缚,对“放宽搞活”政策很不理解。他们把率先致富的专业户看成“不三不四”,把农业以外的经营活动当作的“投机钻营”,把农业以外的经营收入视为“不劳而获”。他们认为传统农业是“正道”,办工业、搞商业、贩运,是“走邪道”。湖州市郊永丰村曾经是经营传统农业的先进单位,全村没有工业,没有商业,党支部书记张和青对此沾沾自喜,说“我们村没有村办工业,只有运输队,是靠劳动收入,门道正,不会错”。鄞县庙堰村承包大户张善龙,土改时被划为大佃农,十分怕变,1983年承包耕地21亩,净收入11500元,“生产再忙也不雇一个帮工,而且再也不肯多包1亩土地。”[2]。

因此,当瑞安县金后村的金文育1981年创办股份制企业时,除了资金、技术等问题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战胜对传统体制的畏惧心理。1981年3月,金后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这个人均只有0.28亩耕地的村庄,即使泥土都变成黄金,每个村民也分不了多少。作为村支部书记的金文育与17名党员聚在一起,进行了3天讨论,提出用废塑料再生加工,生产塑料编织丝。金后村解放30年来,进过13次工作队,大家都被“资本主义”、“地下工厂”的罪名吓怕了。金文育在会上激昂地说,“如果合伙办厂是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头就是我,责任由我来负”。一个共有9股、平均每股3000元的塑料拉丝厂就这样办了起来。随后,合伙办厂之风在金后村一发不可收拾。

2、环境决定论

战胜自我、开拓创业的气质,很可能缘于创业者个人特有的企业家素质,据说这种素质与生俱来。但我的研究也表明,总体而言,这种战胜自我、开拓创新的气质,在相当程度上也取决于创业者们所处的生产、生活环境。

这10个村子中,工业发展较快的有绍兴的西蜀阜村、瑞安的金后村和温岭的新民村,一个共同特点是人均耕地较少,传统农业发展已经走到尽头。另一个工业发展较快的鄞县庙堰村,虽然人均耕地较多,但1930年代就与上海有密切联系,是一个得风气之先、比较开放的村子。

被认为思想不够解放的湖州永丰村、金华石板堰村、嘉兴余北村,其共同特点是有较多的农业资源,人均耕地高达1.1-2.7亩。他们在传统农业社会内的日子并不是太艰难,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缺乏足够的生存压力。另一个被认为思想不够解放的丽水河边村,则是山区村。这几个村子在1984年时,人均收入参差不齐,金华石板堰村甚至比鄞县庙堰村还高,但这几个村子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艰难,到1998年,这些村子的人均收入落在10村的较低水平。还有一个被认为思想解放的临安县龙上村,1980年代初期积极利用山林资源,经济发展较快,人均收入为10村最高,但工业迟迟发展不起来,个体私营经济起步很晚,1998年人均收入只有10村平均的70%。这4个村子的案例不约而同地表明了这么一个事实,较强的传统农业经济对于农民创业创新具有决定性的负面影响。

个体的强烈冲动,寓于整体的较强激励之中,还是环境决定论。鲁冠球1958年去萧山县城当学徒,1960年代初期被精简回乡后,摆摊修车、办小工厂是他人生道路的最好选择。金文育合股办厂是智取华山一条道,他还能从人均0.28亩耕地中得到什么呢?龚品忠始终记住了他母亲的话,“千万不要在家做农民”,他不得不比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的其他老板们跑得更快一点,免得被他们追上。只有当传统农业社会耗尽其全部能量,而在其中积聚的丰富的人力资本再也没有发展空间,并且当外部世界存在着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时候,闭锁的乡村经济才有可能形成强烈的工业化冲动,才有条件涌现出一大批善于创业创新的企业家。

图表 1  1984、1998年浙江10个村的调查分析

 

1984

1998

村 名

人均耕地

(亩)

人均工业产值

(元)

人均收入

(元)

人均收入[3]
 
(元)

瑞安县金后村

0.3

7489

693

8284

临安县龙上村

0.4

378

1006

4990

绍兴县西蜀阜村

0.7

17824

894

6682

温岭县新民村

0.7

729

582

6160

丽水县河边村

0.9

0

461

2836

鄞县庙堰村

1.3

1459

739

9409

湖州市郊区永丰村

1.1

183

312

3478

金华市石板堰村

1.6

100

614

4437

嘉兴市郊区余北村

2.7

0

597

5316

普陀县鹁鸪门村(渔村)

0.0

0

820

4197

资料来源: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浙江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汇编》1985年6月。1998年数据系同年调查材料汇编。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头口水”效应。“头口水”是浙江人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4]1998年刚从吉林省委书记任上调来时,弄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头口水”就是抢占先机的意思。

“先进山门为大”。谁最早冲破传统束缚,利润就先流向谁。先期进入市场的经营者,为后来者设下了天然的竞争屏障,这里有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经营规模等较高的进入门槛。后来者必须比先行者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进而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3、多样性及其融合

如果作一个总体的描述,在1992年以前,浙江形成了明显的南北制度变迁差异格局。由北往南,国有、集体经济比重由高而低。环杭州湾一带以集体经济为主,浙中盆地和温台沿海一带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进一步细分,在集体经济为主的的环杭州湾一带,也存在着丰富多样的过渡性的制度模式。杭嘉湖地区的企业与乡村政权组织关系比较紧密,比较强调集体经济的作用;宁绍一带的企业则与集体经济关系相对松散一些,比较强调创业者个人的作用。环杭州湾地区的若干区块,如海宁的许村、临安、慈溪等地,从1980年代起,个体私营经济即比较发达。在浙中盆地和温台沿海平原一带,虽然都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但企业组织形式和企业者价值观有较多差异。温州以贸易起家为主,台州则以工业起家为主;温州长期以轻工业为主,台州则在轻工业比重较高的同时,积极发展医药、化工、机械等工业。

多样性是生命活力的源泉。只有多样性才能适应和应付各种复杂的环境,才能满足创业者的不同偏好和素质。多样性构成了浙江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巨大活力。

1)区域递进式的所有制结构变动。1970年代至整个1980年代,浙东北地区由于原有经济基础相对较好,以农村集体企业为主,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浙东南地区2个百分点以上。虽然当时对于乡镇企业的指责较多,如重复建设,与国有企业争资源、争市场、粗放经营等,但集体经济毕竟比较符合政府偏好,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容易得到多数人的首肯。

浙东北地区集体经济的,在相当程度上“掩护”了温台一带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使他们赢得了早期的发展空间。我们现在说的渐进式变迁,一个主要状况就是区域递进式的所有制结构变动。如果浙江在改革开放早期,全省都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这在当时就有可能受到当局的打压。多样性形成了制度变迁的“欺骗性”,使得传统体制降低了意识形态警觉,允任了另类经济的快速发展。

集体经济一马当前,充当了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急先锋,形成了浙江第一轮高速增长。1978-1990年,浙江GDP增长速度达到11.7%,是“文革”前29年的1.9倍。

图表 2

2)促使集体企业加快改制。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村集体企业,多数由乡村两级政权组织创办,在经营、分配等方面,天生地带有国有企业的弊病,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把此称为“复制”旧体制。这些集体企业在温台一带个体私营经济的挤压下,活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正是在这种较强的竞争性压力下,1992年,浙江农村集体企业开始进行改制。最初主要采取动产拍卖、不动产租赁,或人人有股的所谓“股份合作制”等改革方式。但由于不能完全解决集体企业的活力问题,一些地方开始采用更彻底、更大胆的改制方式,一些乡村政权组织采取出让全部资产,经营者成为大股东的改制方式。到2000年前后,浙江基本完成了农村集体企业改制,乡村两级政权组织不占有或仅占有极少量的企业股份,实现了浙江农村集体企业产权结构的历史性变迁。

在整个1990年代,温台和浙中盆地一带的经济增长率,大致快于杭嘉湖、宁绍2个百分点左右,奠定了目前浙江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体制基础。而这时,一方面是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具有相当实力,政府已较难打压;另一方面,政府对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采取开明的做法,终于,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毫不动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终于可以登堂入室,堂堂正正地快速发展了。

个体私营经济成为浙江第二轮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1990年以来,浙江GDP增长速度从1995年的最高峰的25.0%,1997年实现“软着陆”,下降到11.1%,然后又形成了1998年至今的新一轮稳定增长时期。1990-2002年,浙江GDP增长速度高达14.5%,高于前12年2.8个百分点。高度活力的企业体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3)融合体制模式。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浙东南的个体私营经济积极改造为股份制经济,浙东北的农村集体企业也以股份制作为主要的改制模式,南北制度模式差异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

早在1970年代末期,温台一带就出现了股份经济性质的企业组织[5]。从实际运行看,具有合伙、无限责任、有限责任和二合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这些企业在1980年代中期迅猛发展。1990年代至今,温台和浙中盆地一带更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趋势。一些以自然人股东为主的规模较大企业,一部分早期创业者主动请贤,聘请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以及各种专业人才担任重要职务,提高了企业素质,加快了企业发展。环杭州湾一带,企业逐渐向大型化、股份化方向发展。2001年1月,中国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在杭州湾北岸的海宁市诞生。这家被称为天通股份的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是父子俩,共占有公司股份的21.48%。与此同时,环杭州湾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也开始快速发展,仅从统计数字看,南北体制差异逐渐淡化和消失。

根据2003年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2年浙江GDP构成中,公有制经济增加值3605亿元,占47%;非公有制增加值为4065亿元,占53%,其中个体私经济增加值3450亿元,占45%。而根据我的研究,即使把农业增加值作为集体经济,浙江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也已接近60%;更何况农业以户为独立的经营单位,把它作为个体经济对待可能更符合事实,按此估算,浙江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可能已经接近70%,甚至更高。

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是,不管是统计局的数字,还是我个人的估算,浙江发展已经形成了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格局。

4、低层次产品和行商起家

古典市场经济从商业资本起家,如约翰•希克斯所说,“新世界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从产业形态来说,浙东北经济从工业起步;浙东南经济从商业起步。浙东北经济在1980年代中后期,通过创办各种市场,补上了商业资本的课。浙东南则把商业利润投向工业,制造快速发展。

作为推动体制变迁生力军的浙江乡镇企业,并不是浙江农村传统产业活动的原样放大。而是在浙江农村传统产业活动的边缘,非均质地生长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于传统农业的商品经济体系[6]。

图表 3

资料来源:卓勇良《处于激烈变动时期的浙江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分析》《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95期。

 纺织业是浙江农村工业快速发展的入口处。不过,如果进行历史追溯,这个入口处应该是机械修理业。早期的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大跃进”时期创办的,如农机具修理厂、机灌站、五金厂等。1980年,机械工业产值占浙江乡镇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25.4%。但以对浙江农村工业快速发展的长期贡献份额来看,浙江农村工业的入口处,非纺织业莫属。

纺织业占浙江乡镇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80年为 15.8%,1986年上升到33.1%,高于机械工业10.3个百分点。1980-1986年,纺织业对浙江乡镇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36.3%。对于整个浙江工业来说,也一直可以看到农村纺织业快速增长的影子。1985年,纺织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21.5%,1990年达到24.4%,2001年仍高达13.6%。浙江纺织业的技术装备,在改革开放的1/4世纪里,其中主要是在前20年,经历了从木织机到进口剑杆织机的巨大历史性进步。

机械、建材行业与纺织业一起,构成了1980年代初至1980年代中期,浙江农村工业的增长中心。1986年,这3个行业合计,占浙江乡镇工业总产值的67.2%。1980-1986年,这三个行业对浙江乡镇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68.6%。机械行业的主要设备是城市工厂淘汰下来的简陋的通用机床,建材行业则以土窑、机立窑、手工操作为主,生产石灰、砖瓦、低标号水泥等。

环杭嘉湖、宁绍地区以工业为发展起点。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有工业相对较为发达,乡村企业主要是通过依附于国有企业而发展起来;二是与上海的联系较为紧密;三是计划经济对于商业领域的束缚,远大于工业领域。

温州则以商业为发展的起点。1980年代中期,温州形成了一支14万人之多的供销员队伍,形成了十大市场。温州的供销员是市场经济的轴心,他们一头联系着市场,一头联系着当时刚刚兴起的家庭工业。千军万马跑遍千山万水,把千家万户的商品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沟通起来,形成四通八达、面向全国的流通网络,摆脱了多年来存在的“买难卖难”困境。高度发达的流通促进了社会化分工,就在国有和集体企业纷纷增设“经营科”,设专人推销产品的时候,温州的企业则是生产与销售相互分离。供销员没有属于自己的工厂,工厂没有专门的供销人员,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在苍南县宜山区,1980年代中期有380个购销员专门从事原料采购,8000多个购销员从事产品销售,一年有1.7万吨腈纶边角料汇集到宜山,有300万匹再生布、1.5亿件再生腈纶衣裤、2亿件筒料、6800万只编织袋销往全国[7]。

温州供销员甚至成了全国一些地方市场经济的拓荒者。1993年初,我在乌鲁木齐市调查发现,乌市小商品市场总营业规模大致已达10亿元,70%摊主来自浙江,其中主要是温州人。我调查一位姓赵的摊主,是温州苍南人,1982年来乌鲁木齐市,在市区的河滩一带摆地摊,推销裤头、针头线脑等廉价小商品,自称是最早的个体户[8]。

温州早期的一些供销员把赚来的钱投资办厂,完成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换。1991年底,我利用在温州平阳县城南乡参加为期两个月“社教”的机会,做了一系列调查。

平阳县萧江镇是当地有名的供销员镇。一个只有2000来人口的小镇有700多名供销员,主要是采购和销售生产聚丙稀编织袋的原料和成品。当时这里有一个有趣现象,主街道两旁矗立着崭新的四、五层楼房,街上却空空荡荡,晚上则少有灯火。这是由于男主人在外做生意,太太留守在家带孩子,不愿意冷冷清清地住在这里,大都住到娘家或婆家去了。1990年,镇上建了工业小区,用优惠政策吸引供销员办厂。有一家兄弟两个,都是高中生,当时大约不到30岁,用跑供销赚来的钱,在工业小区办了两家园筒机式编织袋厂,是比较先进的设备。明亮的车间里机器轰鸣,兄弟俩英俊魁梧,笑容可掬地向我们介绍情况,洋溢着对企业前景的高度自信。

系拙著《挑——浙江制度迁与经济发展》第七章第二,重新标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 创业之始,谁也不会想到会走出这么一条市场化道路,当时恐怕连市场化这个词也未曾听说过。这种集体无意识,意味着制度变迁信息的缺乏。下文将作进一步分析。

 
[2] 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浙江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汇编》1985年6月。
 
[3] 人均收入系每村50家农户的实际调查数。
 
[4] 1998-2002年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中共的十六大以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5] 1979年8月间,温州乐清市柳市镇的16位“知青”,每人出资300元,以当时二轻系统的名义,办起了乐清县继电器厂,这是乐清县第一家以资金为纽带的股份形式的企业。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厂子挂靠在县民政局,以集体名义注册。这家企业于1987年全面停产,当时的16人中,现在有两位是乐清市的著名企业家。(资料来源:乐清市政协编《风雨沧桑谱春秋》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另一个案例是在1981年3月,瑞安县金后村党支部书记金文育召集9户农民,每户出资3000元,创办塑料拉丝厂,当年每股分红3500元。(资料来源: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编《浙江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汇编》1985年)
 
[6] 卓勇良《处于激烈变动时期的浙江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分析》《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95期。
 
[7] 何荣飞主编《温州经济格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8] 卓勇良《关于乌鲁木齐市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调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改委主办《改革与发展》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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