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早期，浙江民间并不追求理想化的创业模式，而是从各自实际出发，选择最适合创业的制度模式。这情形正如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一付对联所说的，“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以非法法也”。浙江民间这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做法，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改善自身的福利状况。民间在一种自主选择、集体无意识[1]之中，推进了浙江的制度变迁。

1、战胜自我

长期来，浙江农民按照他们的个人偏好，顽强地进行着分散的、持续的创业活动。他们采用了多种形式创业，如跑单帮、家庭手工业、家庭作坊、外出打工经商、办社队企业等。他们所遵循的是一种“便宜行事”的原则，即哪一种体制适合于他们的创业活动，就采用那一种体制形式，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由于实际生活总是存在着无数机会，创业路上的最大敌人其实是他们自己。

1960年代初期，鲁冠球随着“大跃进”狂热过去以后的精简浪潮，从萧山县城回到家乡宁围乡。他在海涂围垦工地摆摊修自行车，成了一个典型的个体户。1969年，鲁冠球带着6个人，在乡政府所在地的小集镇，办起了集体所有的农机修理厂。鲁现为中国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 是1980年代初至今，中国硕果仅存的少数改革弄潮儿之一。鲁以其稳健的经营之道，称得上是中国企业家中的“不老松”。

1977年，邱继宝离开仅读了三天的高中，弄了一辆自行车载客赚钱。三天后，连人带车被送到公社，关了三天。1982年下半年，出外闯荡，以补鞋为生的邱继宝回到家乡一年多后，用补鞋积蓄，又贷了300元，租下大队三间旧房，创办椒江市水陡电器仪表厂，生产喷雾器零件。邱现掌控10亿元资产，是中国飞跃缝纫机集团公司董事长，浙江省第九、十次党代会代表，前国务院总理朱鎔基戏称他为“国宝”。

浙江华鸿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品忠，无疑是众多浙江创业者中的一个后辈。龚1990年到义乌小商品市场摆摊做海绵垫肩生意，1993年，意外发现用水浸泡防火装饰板，可以解决其容易结露受潮的技术缺陷，凭这一技术诀巧，他在一年内赚了100多万元。次年，开始专业做镜框生意，用大工业、流水线的方式生产这种小产品，1995年营业额2000多万元，他的大批量生产使小小镜框的市场零售价从30多元降到2、3元，产品打入欧洲、中东市场。现年34岁的龚品忠已有1亿多资产，掌控5家公司。

对于浙江当时的传统农业社会，一方面是已有生产力已达到巅峰，无法再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是传统农业社会也压抑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突破其束缚，生产力才能取得新的发展。强大的能量被束缚在闭锁的、生产力落后的社会框架内，就象一具被压紧了的弹簧，这时就特别需要那强有力的一跳，企业家就是那些带领他的乡亲们奋起一跳的人。在这个时候，政治气候已经有了较大转变，但人们还是心有余悸。

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1984年的10村调查表明，其中有5个村的党支部，思想上还受着“左”的束缚，对“放宽搞活”政策很不理解。他们把率先致富的专业户看成“不三不四”，把农业以外的经营活动当作的“投机钻营”，把农业以外的经营收入视为“不劳而获”。他们认为传统农业是“正道”，办工业、搞商业、贩运，是“走邪道”。湖州市郊永丰村曾经是经营传统农业的先进单位，全村没有工业，没有商业，党支部书记张和青对此沾沾自喜，说“我们村没有村办工业，只有运输队，是靠劳动收入，门道正，不会错”。鄞县庙堰村承包大户张善龙，土改时被划为大佃农，十分怕变，1983年承包耕地21亩，净收入11500元，“生产再忙也不雇一个帮工，而且再也不肯多包1亩土地。”[2]。

因此，当瑞安县金后村的金文育1981年创办股份制企业时，除了资金、技术等问题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战胜对传统体制的畏惧心理。1981年3月，金后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这个人均只有0.28亩耕地的村庄，即使泥土都变成黄金，每个村民也分不了多少。作为村支部书记的金文育与17名党员聚在一起，进行了3天讨论，提出用废塑料再生加工，生产塑料编织丝。金后村解放30年来，进过13次工作队，大家都被“资本主义”、“地下工厂”的罪名吓怕了。金文育在会上激昂地说，“如果合伙办厂是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头就是我，责任由我来负”。一个共有9股、平均每股3000元的塑料拉丝厂就这样办了起来。随后，合伙办厂之风在金后村一发不可收拾。

2、环境决定论

战胜自我、开拓创业的气质，很可能缘于创业者个人特有的企业家素质，据说这种素质与生俱来。但我的研究也表明，总体而言，这种战胜自我、开拓创新的气质，在相当程度上也取决于创业者们所处的生产、生活环境。

这10个村子中，工业发展较快的有绍兴的西蜀阜村、瑞安的金后村和温岭的新民村，一个共同特点是人均耕地较少，传统农业发展已经走到尽头。另一个工业发展较快的鄞县庙堰村，虽然人均耕地较多，但1930年代就与上海有密切联系，是一个得风气之先、比较开放的村子。

被认为思想不够解放的湖州永丰村、金华石板堰村、嘉兴余北村，其共同特点是有较多的农业资源，人均耕地高达1.1－2.7亩。他们在传统农业社会内的日子并不是太艰难，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缺乏足够的生存压力。另一个被认为思想不够解放的丽水河边村，则是山区村。这几个村子在1984年时，人均收入参差不齐，金华石板堰村甚至比鄞县庙堰村还高，但这几个村子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艰难，到1998年，这些村子的人均收入落在10村的较低水平。还有一个被认为思想解放的临安县龙上村，1980年代初期积极利用山林资源，经济发展较快，人均收入为10村最高，但工业迟迟发展不起来，个体私营经济起步很晚，1998年人均收入只有10村平均的70%。这4个村子的案例不约而同地表明了这么一个事实，较强的传统农业经济对于农民创业创新具有决定性的负面影响。

个体的强烈冲动，寓于整体的较强激励之中，还是环境决定论。鲁冠球1958年去萧山县城当学徒，1960年代初期被精简回乡后，摆摊修车、办小工厂是他人生道路的最好选择。金文育合股办厂是智取华山一条道，他还能从人均0.28亩耕地中得到什么呢？龚品忠始终记住了他母亲的话，“千万不要在家做农民”，他不得不比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的其他老板们跑得更快一点，免得被他们追上。只有当传统农业社会耗尽其全部能量，而在其中积聚的丰富的人力资本再也没有发展空间，并且当外部世界存在着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时候，闭锁的乡村经济才有可能形成强烈的工业化冲动，才有条件涌现出一大批善于创业创新的企业家。

图表 1　1984、1998年浙江10个村的调查分析

资料来源：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浙江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汇编》1985年6月。1998年数据系同年调查材料汇编。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头口水”效应。“头口水”是浙江人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4]1998年刚从吉林省委书记任上调来时，弄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头口水”就是抢占先机的意思。

“先进山门为大”。谁最早冲破传统束缚，利润就先流向谁。先期进入市场的经营者，为后来者设下了天然的竞争屏障，这里有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经营规模等较高的进入门槛。后来者必须比先行者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进而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3、多样性及其融合

如果作一个总体的描述，在1992年以前，浙江形成了明显的南北制度变迁差异格局。由北往南，国有、集体经济比重由高而低。环杭州湾一带以集体经济为主，浙中盆地和温台沿海一带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进一步细分，在集体经济为主的的环杭州湾一带，也存在着丰富多样的过渡性的制度模式。杭嘉湖地区的企业与乡村政权组织关系比较紧密，比较强调集体经济的作用；宁绍一带的企业则与集体经济关系相对松散一些，比较强调创业者个人的作用。环杭州湾地区的若干区块，如海宁的许村、临安、慈溪等地，从1980年代起，个体私营经济即比较发达。在浙中盆地和温台沿海平原一带，虽然都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但企业组织形式和企业者价值观有较多差异。温州以贸易起家为主，台州则以工业起家为主；温州长期以轻工业为主，台州则在轻工业比重较高的同时，积极发展医药、化工、机械等工业。

多样性是生命活力的源泉。只有多样性才能适应和应付各种复杂的环境，才能满足创业者的不同偏好和素质。多样性构成了浙江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巨大活力。

1）区域递进式的所有制结构变动。1970年代至整个1980年代，浙东北地区由于原有经济基础相对较好，以农村集体企业为主，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浙东南地区2个百分点以上。虽然当时对于乡镇企业的指责较多，如重复建设，与国有企业争资源、争市场、粗放经营等，但集体经济毕竟比较符合政府偏好，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容易得到多数人的首肯。

浙东北地区集体经济的，在相当程度上“掩护”了温台一带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使他们赢得了早期的发展空间。我们现在说的渐进式变迁，一个主要状况就是区域递进式的所有制结构变动。如果浙江在改革开放早期，全省都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这在当时就有可能受到当局的打压。多样性形成了制度变迁的“欺骗性”，使得传统体制降低了意识形态警觉，允任了另类经济的快速发展。

集体经济一马当前，充当了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急先锋，形成了浙江第一轮高速增长。1978－1990年，浙江GDP增长速度达到11.7%，是“文革”前29年的1.9倍。

图表 2

2）促使集体企业加快改制。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村集体企业，多数由乡村两级政权组织创办，在经营、分配等方面，天生地带有国有企业的弊病，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把此称为“复制”旧体制。这些集体企业在温台一带个体私营经济的挤压下，活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正是在这种较强的竞争性压力下，1992年，浙江农村集体企业开始进行改制。最初主要采取动产拍卖、不动产租赁，或人人有股的所谓“股份合作制”等改革方式。但由于不能完全解决集体企业的活力问题，一些地方开始采用更彻底、更大胆的改制方式，一些乡村政权组织采取出让全部资产，经营者成为大股东的改制方式。到2000年前后，浙江基本完成了农村集体企业改制，乡村两级政权组织不占有或仅占有极少量的企业股份，实现了浙江农村集体企业产权结构的历史性变迁。

在整个1990年代，温台和浙中盆地一带的经济增长率，大致快于杭嘉湖、宁绍2个百分点左右，奠定了目前浙江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体制基础。而这时，一方面是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具有相当实力，政府已较难打压；另一方面，政府对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采取开明的做法，终于，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毫不动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终于可以登堂入室，堂堂正正地快速发展了。

个体私营经济成为浙江第二轮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1990年以来，浙江GDP增长速度从1995年的最高峰的25.0%，1997年实现“软着陆”，下降到11.1%，然后又形成了1998年至今的新一轮稳定增长时期。1990－2002年，浙江GDP增长速度高达14.5%，高于前12年2.8个百分点。高度活力的企业体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3）融合体制模式。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浙东南的个体私营经济积极改造为股份制经济，浙东北的农村集体企业也以股份制作为主要的改制模式，南北制度模式差异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

早在1970年代末期，温台一带就出现了股份经济性质的企业组织[5]。从实际运行看，具有合伙、无限责任、有限责任和二合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这些企业在1980年代中期迅猛发展。1990年代至今，温台和浙中盆地一带更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趋势。一些以自然人股东为主的规模较大企业，一部分早期创业者主动请贤，聘请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以及各种专业人才担任重要职务，提高了企业素质，加快了企业发展。环杭州湾一带，企业逐渐向大型化、股份化方向发展。2001年1月，中国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在杭州湾北岸的海宁市诞生。这家被称为天通股份的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是父子俩，共占有公司股份的21.48%。与此同时，环杭州湾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也开始快速发展，仅从统计数字看，南北体制差异逐渐淡化和消失。

根据2003年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2年浙江GDP构成中，公有制经济增加值3605亿元，占47%；非公有制增加值为4065亿元，占53%，其中个体私经济增加值3450亿元，占45%。而根据我的研究，即使把农业增加值作为集体经济，浙江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也已接近60%；更何况农业以户为独立的经营单位，把它作为个体经济对待可能更符合事实，按此估算，浙江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可能已经接近70%，甚至更高。

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是，不管是统计局的数字，还是我个人的估算，浙江发展已经形成了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格局。

4、低层次产品和行商起家

古典市场经济从商业资本起家，如约翰•希克斯所说，“新世界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从产业形态来说，浙东北经济从工业起步；浙东南经济从商业起步。浙东北经济在1980年代中后期，通过创办各种市场，补上了商业资本的课。浙东南则把商业利润投向工业，制造快速发展。

作为推动体制变迁生力军的浙江乡镇企业，并不是浙江农村传统产业活动的原样放大。而是在浙江农村传统产业活动的边缘，非均质地生长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于传统农业的商品经济体系[6]。

图表 3

资料来源：卓勇良《处于激烈变动时期的浙江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分析》《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95期。

 纺织业是浙江农村工业快速发展的入口处。不过，如果进行历史追溯，这个入口处应该是机械修理业。早期的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大跃进”时期创办的，如农机具修理厂、机灌站、五金厂等。1980年，机械工业产值占浙江乡镇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25.4%。但以对浙江农村工业快速发展的长期贡献份额来看，浙江农村工业的入口处，非纺织业莫属。

纺织业占浙江乡镇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80年为 15.8%，1986年上升到33.1%，高于机械工业10.3个百分点。1980－1986年，纺织业对浙江乡镇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36.3%。对于整个浙江工业来说，也一直可以看到农村纺织业快速增长的影子。1985年，纺织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21.5%，1990年达到24.4%，2001年仍高达13.6%。浙江纺织业的技术装备，在改革开放的1/4世纪里，其中主要是在前20年，经历了从木织机到进口剑杆织机的巨大历史性进步。

机械、建材行业与纺织业一起，构成了1980年代初至1980年代中期，浙江农村工业的增长中心。1986年，这3个行业合计，占浙江乡镇工业总产值的67.2%。1980－1986年，这三个行业对浙江乡镇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68.6%。机械行业的主要设备是城市工厂淘汰下来的简陋的通用机床，建材行业则以土窑、机立窑、手工操作为主，生产石灰、砖瓦、低标号水泥等。

环杭嘉湖、宁绍地区以工业为发展起点。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有工业相对较为发达，乡村企业主要是通过依附于国有企业而发展起来；二是与上海的联系较为紧密；三是计划经济对于商业领域的束缚，远大于工业领域。

温州则以商业为发展的起点。1980年代中期，温州形成了一支14万人之多的供销员队伍，形成了十大市场。温州的供销员是市场经济的轴心，他们一头联系着市场，一头联系着当时刚刚兴起的家庭工业。千军万马跑遍千山万水，把千家万户的商品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沟通起来，形成四通八达、面向全国的流通网络，摆脱了多年来存在的“买难卖难”困境。高度发达的流通促进了社会化分工，就在国有和集体企业纷纷增设“经营科”，设专人推销产品的时候，温州的企业则是生产与销售相互分离。供销员没有属于自己的工厂，工厂没有专门的供销人员，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在苍南县宜山区，1980年代中期有380个购销员专门从事原料采购，8000多个购销员从事产品销售，一年有1.7万吨腈纶边角料汇集到宜山，有300万匹再生布、1.5亿件再生腈纶衣裤、2亿件筒料、6800万只编织袋销往全国[7]。

温州供销员甚至成了全国一些地方市场经济的拓荒者。1993年初，我在乌鲁木齐市调查发现，乌市小商品市场总营业规模大致已达10亿元，70%摊主来自浙江，其中主要是温州人。我调查一位姓赵的摊主，是温州苍南人，1982年来乌鲁木齐市，在市区的河滩一带摆地摊，推销裤头、针头线脑等廉价小商品，自称是最早的个体户[8]。

温州早期的一些供销员把赚来的钱投资办厂，完成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换。1991年底，我利用在温州平阳县城南乡参加为期两个月“社教”的机会，做了一系列调查。

平阳县萧江镇是当地有名的供销员镇。一个只有2000来人口的小镇有700多名供销员，主要是采购和销售生产聚丙稀编织袋的原料和成品。当时这里有一个有趣现象，主街道两旁矗立着崭新的四、五层楼房，街上却空空荡荡，晚上则少有灯火。这是由于男主人在外做生意，太太留守在家带孩子，不愿意冷冷清清地住在这里，大都住到娘家或婆家去了。1990年，镇上建了工业小区，用优惠政策吸引供销员办厂。有一家兄弟两个，都是高中生，当时大约不到30岁，用跑供销赚来的钱，在工业小区办了两家园筒机式编织袋厂，是比较先进的设备。明亮的车间里机器轰鸣，兄弟俩英俊魁梧，笑容可掬地向我们介绍情况，洋溢着对企业前景的高度自信。

（系拙著《挑战沼泽——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第七章第二节，重新标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 创业之始，谁也不会想到会走出这么一条市场化道路，当时恐怕连市场化这个词也未曾听说过。这种集体无意识，意味着制度变迁信息的缺乏。下文将作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