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在计划经济尚占优势的背景下，开始推进市场经济的，这就不能不说到推进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市场经济传统较强、计划经济约束较弱。前者形成激励，后者进一步使得这种激励的约束较弱。一个较强，一个较弱，这就使得浙江这块土地，即使是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下，也比较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

浙江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计划经济只不过是浙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第一节 市场化进程的中断

史学界普遍倾向于认为，浙江在明朝中后期，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初期的商品经济非常粗陋，但毕竟是市场经济的前声。从这样的角度看，市场经济在浙江大致已有600年的过程。与此相比，计划经济则显然十分稚嫩。

1、市场经济的根植性

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的时候，市场经济已经是西方国家一种现实的经济形态。而在浙江，从明朝（1368－1644）中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到1956年全面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市场经济在浙江起码已经具有五百余年发展史。

作为一种制度选择，市场经济从习俗和惯例起步[1]，具有深厚的根植性。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需求的多样性，以及单个人生产能力的有限性，这当然也是最简单的商品交换的基本前提。希克斯把最简单的商品交换称作习俗经济[2]，简约地指出了这么一个事实：商品交换是基于人的本能，基于传统力量而形成的。换言之，商品交换并不是以强权、国家意志、武力手段等强制推行的一种经济行为，商品交换是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形成的自然选择。

计划经济则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是政府以行政力量，强制性地推行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研究过计划经济，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也只是朦朦胧胧地设想过共产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空想社会主义从来没有得到过成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已在1989年轰然而倒，整个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此之前就已摇摇欲坠。从浙江来说，如果从1953年开始算起，到1978年，计划经济只有25年历史，仅仅是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的1/20。而且在这25年内，1958到1963年是“大跃进”和经济调整时期，随后是十年“文革”，真正集中精力搞计划经济的，也就只有区区10年时间。计划经济在浙江缺乏根基，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更缺乏足以令人信服的经济绩效。

2、资本主义萌芽

按照史学界的一般观点，浙江这一带，早在明朝中期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按照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明代中期江南经济开始加速成长。其具体时间，大致在嘉靖、万历时期[3]。

明代后期，江南一带形成了比较发达的早期工业化。杭州当时有丝织机2万台，织机虽然停留在元代的发展水平上，但织机规模已经统一，其中一种斜身式花机明显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生产工艺上，出自官营织造业的“熟货”技术，即先练染后织造技术，在明代后期得到推广。丝织业的分工日益细化，在嘉兴濮院，除了络工、拽工、织工、牵经工等外，还有运经、接头、湅手、挽花工等。生产组织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形成了一种可以捉摸到的经济实体，出现了商人支配生产的形式[4]。当时还有了劳动力买卖的市场，濮院每天早晨有织工、拽工聚集在太平巷“待雇”[5]。

这种在传统农业社会的躯壳里生长出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非常缓慢。事实上，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本身，还存在着争议，黄仁宇甚至不主张使用这个词。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肯定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即早在明朝中期，浙江已经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商品经济活动，形成了基于商品经济而发展的经济组织形式，具有了资本的积聚和使用。作为市场经济的早期发展，这些经济行为显然与传统农业经济具有本质区别。

中国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处于艰难困苦的历史进程之中。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古老的中国非常被动地被迫进入了全球市场化进程的大潮流之中。然而，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期，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一次又一次地拖延了中国的市场化步伐。清朝的腐败统治、列强入侵、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以及抗日战争，百年之间，中国几乎一直处于政治混乱和炮火之中。“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更不要说发展经济了。但市场经济仍在中国顽强地生存和发展，并一定程度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据巫宝三、张仲礼的研究，从19世纪80年代到1933年，中国GDP增长了40%，人均GDP增长了30%，1933年人均GDP为12美元（1933年美元）[6]。

3、市场经济的中断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并没有说过要完全实行计划经济。1940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允许存在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允许存在市场经济。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中提出，“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这一重大政策思想到1953年发生了变化。1953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正式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是一个对所有个体私营经济一网打尽的宣言。但完成的时间，却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目标非常明确，过程却比较含糊，这就使得实际工作有点不太好掌握。很快，“相当长的时期”，变成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急行军。

这时，浙江经济中的市场经济因素逐渐减少，计划经济因素逐渐增多。1953年，私营经济仍是整个工业的主体，但经营方式已有相当的计划经济因素。当时全省工业企业共计8000家，其中地方国营456家，合作社经营279家，公私合营87家，私营企业7178家。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8.8亿元，其中地方国营占30.0%，合作社经营占4.1%，公私合营占9.2%，私营占56.7%。而在私营工业产值中，加工订货等已占60%左右。

1953年，中共浙江省委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对资改造计划。在同年底的对资改造指示中，要求在1954年内完成409个私营工厂的公私合营，使公营和公私合营工厂的产值达到全省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并要求争取在两年内（1954年至1955年），将全省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全部改造成为公私合营厂。中共浙江省委还指出，1954年将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一年。

显然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宁波市和丰纱厂等7个企业，在公私合营工作中，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只偏重于解决公私关系，生产受到影响，结果不能全面完成生产计划。中共浙江省委于1954年4月发出《补充指示》，强调不能过急，步子不能迈得太快，将1954年原定公私合营的409个工厂修订为46个工厂，并把原先要求在1955年以前把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全部改造为公私合营的要求，放宽到了1959年。1954年，实际实现公私合营的工厂数为41家，比4月份时的计划少了5家[7]。1955年末，私营工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54年的86.5％下降为31.9％。

1955年底，对资改造的火越烧越旺，形势几天一变。这年10月，中共浙江省委提出，要认识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在城市早已到来，要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只要条件具备，就应当把改造的步子放快些。提出1957年完成10人以上企业的公私合营工作。同年12月18日，在中共浙江省第五次代表会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中，认为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采取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形式，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将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并且要积极创造条件作好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逐步地使公私合营企业过渡到国有化。1956年1月7日，中共浙江省委发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指示，要求做好实行公私合营的宣传教育、调查研究、制订规划、建立机构、进行试点等准备工作，按行业建立了一批专业公司。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56年1月15日，传来了北京市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消息，浙江很多地方要求加快对资改造，各市电话不断或派人来省委请示[8]。1月16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市委书记紧急会议，着重研究如何又快又好地完成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问题。认为：“加速完成公私合营的条件已经成熟。”1月18日，成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小组”，决定先搭架、后合营，限10天内省级专业公司必须搭起架子并上下挂钩，以适应对各行业实行归口管理的需要。

1956年1月19日至22日，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金华和绍兴7个市分别在4天之内全部实现了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至1956年2月底，全省有218个2000人口以上的城镇也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省公私合营工厂（经过改组合并）已发展到2290家，占全省私营工业总户数的96％。

这段时间，街上随时都会有敲锣打鼓，举着横幅的队伍。他们在向市委省委报喜，庆祝实现公私合营。浙江正在经历着一场再次获得新生的洗礼。这个古老的国家正在进行着狂热的计划经济实验，希冀着从此摆脱落后屈辱的困境。

手工业合作化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1949年12月1日，温州市粗篾箩生产合作社成立，这是全省解放后第一家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1952年，全省性的合作化组织体系、工作班子开始形成。1956年1月，省委召开全省第四次手工业会议暨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确立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提出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合作化高潮。1956年底，全省手工业合作社（组）由上年的5329个增加到8428个，社（组）员由34.3万人增加到77.3万人，占应改造数的94.1%。到1958年9月底，有40个县市的66%的合作社，过渡、升级、归口为合作工厂、地方国营工厂和人民公社工厂[9]。

浙江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刚刚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地，但这一状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早在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土地法大纲》，要求剥夺地主、富农等的土地，分给农民。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4年宪法进一步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然而这一切都未能挡住汹涌而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而且，“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很快就变成了集体所有制。1975年宪法甚至没有提到土地所有制，只是笼统地说，国家实行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1982年宪法则明确提出，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农民的宅基地等也属于集体所有。

所有制结构的根本变化，为全面实施计划经济奠定了产权基础。城市工业生产被全面纳入计划经济轨道，甚至连手工业产品也由省计划委员会安排生产任务和供应原材料[10]。农产品从1955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一步步地走向全面计划经济管理，“以粮为纲，全面扫光”，“劳力归田”，多种经营全面畏缩，直到1978年5月，天台县平桥公社，仍发生了派拖拉机犁掉农民黄豆苗的事件，在浙江日报上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农产品销往省外，则长期需要有专门证明[11]。同样也是在1978年，一些地方仍在按计划经济思路管理农村集市，如天台县1978年1月废止县内的传统集市日，规定各集市按农历每月六市，同日开市，遭到群众反对之后，1979年恢复传统集市。

第二节　漂浮在小农基础上的计划经济

改革开放前夕，农业大致占浙江经济的一半左右，仍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农业省。浙江农产品的商品率，大致只有50%左右，处于一种自给自足为主的状态之中。中央政府对浙江投资很少，导致计划经济影响很弱。所谓的计划经济也没有以严格的科学为基础，充满着小农经济的色彩。

1、小农经济

从国民党政府手上接管过来的浙江经济，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仅17.97亿元，人均86.3元；国民生产总值14.98亿元，人均73元（均为当年价）。

图表 1

如果仅从数字看，1949－1976年，浙江经济增长状况似乎还不错，至少比辛亥革命至1949年这一段的状况好多了。1976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87.2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40元。与1949年相比的27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6.1%。

1949－1976，浙江经济的问题在于：一是起点很低。这么一个曾经富足的省份，195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全国的94.1%，考虑到浙江历史上的富裕等因素，完全有理由发展得更快一些。二是经济结构落后。1952年，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50.5%，浙江高达68.2%，高于全国17.7个百分点，可以说还处于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之中，到1976年，全国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32.8%，浙江仍高达45.3%。三是经济高度集中。工业主要集中于杭州、宁波和嘉兴等少数地方，1978年，杭州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省的35.6%，宁波占16.1%，嘉兴占15.1%，三地合计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6.8%，多数地方工业非常薄弱。

图表 2

全省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1976年，全省农民每人平均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仅84.3元，只比1957年增加27.3元，1957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仅2.1%。到1979年，全省仍有25个县的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低于100元（包括家肥投入），其中15个县低于80元[12]。山区及一些平原地方的农民，长年以番薯、玉米等杂粮为主食。

多数农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1978年[13]，全省农业总产值72.4亿元，其中种植业46.7亿元。种植业主要是粮食，播种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的73.8%，产值占种植业的73.3%。粮食总产量中，67.7%用于农民口粮，如果扣除5%种子用粮，作为商品出售的只占28.7%。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经济作物商品率为90%，则可以得出1978年时，浙江农业种植业的商品率大致仅为45.1%，连一半也不到。

1978年，全省林牧渔和副业产值25.7亿元，占当时全省农业总产值的35.5%。这部分产值的商品率较高，但这里有近一半是队办工业（9.6亿元）。因此，即使考虑林牧渔业的因素，全省农业商品率也大致稍高于50%而已。

还必须考虑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问题。农产品价格在计划经济时期被大大低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工业产品的价格则是高估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当时的上海牌手表的生产成本仅20－30元，市场零售价格则为120元。这就是说，1976年，浙江GDP中的农业比重实际应高于45.3%这个数字。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则浙江整个国民经济中，自然经济的实际比重，高于分析得出的结论。可以这样说，在当时全省国民经济中，约有一半左右是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金华市石板堰村1980年前的状况，典型地反映了浙江农业的自然经济特征。

1980年以前，500多亩耕地全部种粮食，5000担左右总产量，上交国家农业税272担，完成国家统购任务855担，余下3873担作口粮、种子、饲料粮平均每人700斤，恰好自给自足。1980年起，上级给这个村调整种植计划，减粮种棉，所有粮棉产品都由国锚点家统购包销。全村没有一个人搞商业，搞流通，也不需要搞商业，搞流通。虽然离村五里远的含香有个集市，那也谈不上买卖商品，只是拿出三五斤黄豆，换回五六斤红糖，简单交换，互通有无而已。可以说，“市场需求与我无缘，商品经济与我不沾边。”[14]

所谓的计划经济就是以这种小农经济为基础，进行着积累和消费的循环，打上了浓重的小农印记。一位日本评论家用形象的话指出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人民公社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状况下，大部分人民公社实行自给自足体制，“中国的所谓计划经济变成了在人民公社的大海上飘荡的一叶小舟”[15]。

2、计划经济影响较弱

改革开放前，浙江不是全国的投资重点地区。1953－1978年，浙江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总计154亿元，按1978年人口计算，每人平均411元，只有全国每人平均水平的52.6%，列全国的最后一位。1978年，浙江人均GDP仅331元，列全国第15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8元。

图表 3

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浙江地处沿海，没有被作为投资重点，以及后来进入了“大跃进”和“文革”的不正常时期。1953－1957年的“一五”时期，由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浙江不仅没有拿到一项重点工程，中央计划当局甚至对浙江有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禁令。当时华东局不允许浙江发展毛纺业，浙江最早的毛纺织厂，是嘉兴市街道企业1958年冲破华东局的规定办起来的。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等于对浙江宣布投资“解冻”。但不幸的是，连续遇上了“大跃进”、“三年调整”和“文革”，宝贵的岁月和资源在“左”的狂热和政治动乱中空耗。

图表 4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于计划投资很少，而没有形成对国有集体经济的路径依赖，从而对浙江日后的制度变迁，具有非常有利的积极影响。真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1）非国有经济因素较多

浙江城市经济非常薄弱，农村经济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与全国其它省份相比，浙江似乎更依靠非国有经济的力量。1978年，浙江工业总产值只有136.2亿元（1970年价格），其中国有工业占60.6%，是全国最低的比重。倒过来看，也就是说，早在1978年，浙江非国有工业比重，已居全国第一位。

没有形成现成的发展路子，因此也就不存在路径依赖问题。浙江经济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一张可以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发展道路选择的空间非常大。这就和上海、辽宁等地不一样，没有背上沉重的国有经济包袱。也和江苏不一样，没有背上集体工业的包袱。虽然当时江苏集体工业比重低于浙江，但集体工业产值规模是浙江的2.4倍，江苏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对集体工业的路径依赖。

而且，即使是少量的国有企业，主要也不是由计划当局投资形成的。部分是公私合营演变而来，部分是上收街道、乡镇办企业，以及合作社转变而来。民间力量比较强盛，基层有较强的掌控，社会产权体系受国有经济的影响较弱，整个国民经济较少国有经济的“官商”习气

2）计划经济思想观念束缚较弱

由计划经济投资而形成的计划经济物理设施较少。国有企业比重较低，甚至连发供电等各种国有硬件设施也较少，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浙江基础设施全面吃紧。政府机构则由于投资较少而未及膨胀，机构个数和工作人员相对较少[16]。国有企业、计划当局等，这些在计划经济国家和投资较多地区司空见惯的东西，在浙江成了稀缺品。

计划经济没有完成对浙江的“格式化”，计划经济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浙江影响较少。民间的生活、就业，基本与计划经济无缘，民间的行为方式较少受到计划经济束缚，群众和基层较少会有躺在国有经济身上“等靠要”的思想。计划经济给浙江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3）政府支持非国有经济的机会成本较低

由于国有经济薄弱，政府可以更多地关注民间创业活动，由此而导致的机会成本和政治压力也较小。各级政府能够把相当一部分精力和资源放到非国有经济上去，不但不会影响国有经济，政治风险也相对较少，这就与其他省份非常不一样。在浙江，甚至在改革开放前，支持非国有工业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去做，就无法做好浙江的工作。

中共浙江省委早在1964年5月，就提出了发展社队企业的问题。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提出了温州平阳县城西公社发展社办企业的经验。当时平阳县城西公社办有15个企业，已为公社提供积累13.4万元，使得公社有力量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等工作，6000多亩水田基本上做到了旱涝保收，3000多亩低产田变为高产田，绿化荒山1.1万多亩。省委指出，公社化初期，由于盲目大办出了不少乱子，认真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不应当为了避免错误就不再发展公社（大队）经济。

这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浙江省委关于支持乡镇企业的最早文件[17]。1964年5月27日，刘少奇对这个报告写了近200字的批语，指出“这件事浙江可以试验”。事隔两年，浙江省委办公厅于1966年3月15日，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快开始的时候，把刘少奇的这个批语印发给全省。

3、缺乏科学精神的计划经济

浙江的计划经济不仅没有建立在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更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既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随意性，又受到小农经济的较大影响。

中国的计划经济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计划经济在中国的一种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商品少的时候采取管的办法，商品多的时候采取放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的做法，缺少贯穿始终的内在逻辑。在全国大背景下，浙江计划经济的状况也大致如此。

经济工作指导方针长期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色彩。新中国成立直到1979年，浙江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偏重于以重工业为主，主张建立一个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完整的工业体系。1957年，纺织等行业曾提出过根据行业特点，发展外销产品和满足本省人民需要的发展方针，但受全国大背景影响，并没有坚持贯彻。1978年5月，中共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提出了“基础工业大发展”的方针，要求做到电力自给有余，燃料、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石油化工都有一个大发展，主要轻工业产品基本自给。

经济决策的主观随意性较多。决策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拍脑袋”、“长官意志”而定，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很多非科学因素。如1969年底酝酿在1970年实现“特大跃进”，开展夺煤大会战，增加煤炭职工1.6万人，抽调几十万农民进山搞小土（煤）窑，开展人海会战。1971年全省煤产量暂时上升到169万吨，但不少次质煤矿价三、五元一吨，需每吨补贴六七元，才能卖得出去。这场历时三年的夺煤大会战，一共花了资金1.3亿元，钢材4万多吨，木材26万多立方米，最后成效甚微。又如1980年代把杭州钢铁厂拆下来的电炉，用来建设湖州钢铁厂，最后由于技术落后，经济效益差，不得不在1990年代宣布破产。

在农村，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更多地是通过对农民自主的经济活动、对农民人身的约束，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政府管制以满足政府的计划经济偏好，如禁止劳力外出，禁止家庭工副业，“劳力归田”，“以粮为纲”等。

十分明显，改革开放前的浙江，经济管理手段虽然具有计划经济的外在符号和若干手段形式，但其本质特征是非科学的，是小农式的，基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都具有明显的小农经济色彩。

第三节　市场经济“地火”

计划经济中断了浙江的市场化进程，但无法消除所有的商品经济行为。基层干部以实事求是为挡箭牌，消极服从、打擦边球；农民通过自发的商品经济活动在计划经济的缝隙和缺陷中寻求生活；“资本主义尾巴”割之不尽，市场经济“地火”顽强运行。浙江的计划经济漂浮在小农经济之上，缺少民间配合，缺少生产力基础，缺少社会习俗支持，缺少科学理论支撑，充满着“长官意志”和随意性。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浙江民间和基层政府，甚至是浙江的高层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市场经济实践。

1、“资本主义尾巴”

浙江制度变迁进程是一出连续剧。在正剧的前小半，只是一个个铺垫，这里包括联产承包，国企改革，计划体制和物价体制改革等，营造出了推动农民创业创新的环境条件，对此将在下文分析。而在正剧之前，在政府营造市场经济的大平台之前，农民们早已登台，早已在积极地进行着具有市场经济性质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

利用当地传统工艺习惯，顽强地从事着计划经济当局所不允许的家庭工商业。现在隶属温州苍南县的宜山镇，农民长期具有家庭纺织业的传统。20世纪60年代，当地农民用再生棉生产手套、毛巾等劳动保护用品。宁波市区边上，原鄞县的一些农民，在20世纪60、70年代，仍坚持在家里，利用当地稻草资源，用脚踏的木机打制草绳、草包作为商品出售。

利用地域资源优势，进行个体经营活动。温岭县新民村利用靠近金清港、内河纵横交错的优势，搞个体性质的内河航运，1978年前有6户农民6条船跑运输。温州乐清一带的农民，长期有利用近海蛎壳资源，采用个体或合伙方式，烧制蛎灰的习惯，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种做法一直没有中断。

利用农闲季节，外出进行各种经营活动。典型的如义乌的“鸡毛换糖”，用自己做的麦芽糖去城市换鸡毛。换来的鸡毛，好一点的做掸帚等日常用品，差一点的沤肥。又如永康的铜匠担，温州一些地方的“棉花郎”等。

利用计划经济缺陷，进行拾遗补缺性质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温州乐清柳市镇，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出现了人称“八大王”的8位个体户，有“螺丝大王”、“五金大王”、“矿灯大王”、“机电大王”、“旧货大王”、“目录大王”等，就是利用国有企业不愿意生产经营非标产品的市场空档，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如“螺丝大王”刘大源，经营1.7万种非标螺丝，市面上找不到的各种螺丝，都能在他那里找到。

长途贩运。江浙一带称之为“跑单帮”，是民间利用两地或数地之间的价格差，进行的一种经营活动。我的二舅曾在1960年，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里，在上海和宁波之间，做过一段“跑单帮”的生意。二舅当时20岁不到，没有上学也没有工作，在宁波和上海之间倒新鲜蔬菜，赚一点价格差价。

2、打压和保护

农民们的这些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计划当局的打压，这在当时被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对于苍南宜山镇的再生棉家庭纺织，工作组屡进屡出，但都无法根除农民的家庭经营行为。温岭县新民村6位农民的个体运输，遭到了公社的批斗，只好把三条船折价给公社，另三条折价给大队，到1981年才返还给农民。1982年5月，省里的一个工作组来到乐清，开展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乐清柳市的“八大王”遭到了严厉的打压。根据已有材料，“八大王”中至少有5人被抓，关押最长的达10个月之久。

柳市“八大王”在1982年“打击严重犯罪活动”时的遭遇：

“五金大王”胡金林：逮捕后出逃，再被捕，坐牢4个月；

“螺丝大王”刘大源：潜逃9个月后回家；

“目录大王”叶建华：运动时当场被捕；

“线圈大王”郑祥青：不详；

“矿灯大王”程步青：逃离数天后被抓，坐牢10个月；

“合同大王”李方平：被抓4个月后回家；

“机电大王”郑元忠：潜逃在外两年，回家后被收押，186天后无罪释放；

“旧货大王”王迈迁：不详[18]。

（关于“八大王”有一些不同版本，2015年与“八大王”中的胡金林先生相识，他说杨轶清《浙商简史》叙述比较准确，请参见杨轶清《浙商简史》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85页，此处仍保持本书原貌。但根据杨说，列胡金林先生为首位，2017年3月4日注）

这种打压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容，但实质是差不多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农村批“劳力外流”，批“弃农经商”，要求“劳力归田”。1970年代中期曾经批过一段投机倒把，组织城里的干部去农村开展打击投机倒把运动，乐清柳市区马仁桥大队的支部书记陈余松，在“学习班”里“学习”了73天，会计陈国林“学习”了33天。1987年5月间，我们在绍兴调查乡镇企业发展，柯桥一带当时出现了家庭织机，一些干部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能支持，怕影响了集体企业的生产经营。1992年，湖州一位乡党委书记，曾因积极提倡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而在当地的“杀机”运动中受到撤职处分。

农民的这种市场经济活动，具有深厚的根植性，也受到了民间和基层干部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一些基层干部 “眼开眼闭”，也有一些干部则自已也参与其中。1975年下半年，针对乐清柳市镇一些农民、知识青年集资办厂的状况，乐清县工商局采取了变通办法，把这16个企业登记为“城镇其它集体”。根据惯例，国有企业的银行账号“45”开头，城镇二轻“47”开头，这16个企业则以“48”开头。

对于农民这种市场经济性质的经营活动，社会习俗起到了重要的保护和支持作用。浙江农民长期具有工商活动的传统，这是一个小生产的汪洋大海。计划当局尽管具有行政权力，掌握国家机器，但他们缺乏习俗基础，缺乏民间认同和配合，只能运动式地进行打击活动，缺乏全面压制的能力。而农民的市场经济性质的经营活动，是农民传统经营活动的传承，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能够得到当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

3、他们获得的是整个世界

农民在政府压制、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开始创业行为。为什么在计划当局严厉打压的情况下，他们仍具有较强的创业冲动，这是由于他们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闯一下呢？他们只是想着能够生活得更好一点，仅此而已。这就是较低的人均耕地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变迁推进因素的原因。

农民的本能的选择，是采取个体或家庭形式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一是经营活动规模小，单个人的力量完全足够胜任；二是资本规模较小，没有必要再有合伙者；三是目标较小，可以避免政府打压；四是农民缺乏信息，缺少其它可能的选择。更重要的还在于，浙江曾经是一个丰裕社会，具有激励农民创业的习俗和文化沉淀，并且还有相当多的其它地方所不具有的较好条件，因此能够作这种选择的个人和家庭，明显地多于其它地方。当无数单个的个人和家庭进行这种选择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开始渐渐地发生巨大的变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这个话，当然有其特定含义。如果我们把计划经济看作是束缚人的锁链，把农民形容为无产者[19]，那么，这句话用在这里也非常贴切。当然，农民们决没有想到，他们选择了一个伟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