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营方式在人与环境互动中形成。随着人口压力增大，促使人们深化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改良农业经营技术，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由此而不断提升的传统农业，是当代浙江精神的一个重要成因。

1.中国最勤劳的农民

浙江农民不会让田闲着，浙江没有冬闲田。根据对全国30个省市1978－1995年，18年数据汇总统计，浙江农业复种指数高达250.6，列全国各省份第1。在耕地面积恒定下，复种指数愈高，全年工作量愈大。浙江以水稻为主，传统的种植方式是，育秧、插秧、耘田（通常是两至三次）、烤田，然后才逐渐到了收割季节，一季水稻的每亩投工通常是一季小麦的两倍左右。

图表 1

高复种指数导致浙江农民的地头劳动分布于全年不同季节。这就不象北方农民那样，由于气候的因素，能有大半年的整块农闲时间。用浙江农民的话说，人被农地“扳牢”，“三百六十日、日日不落空”。

即使如此，在人口压力之下，粮食还是不够吃，钱还是不够花。因此除了种水稻外，浙江农民还有大量农活要做，这又与北方农民形成了较大的差异。如养鱼养猪、种桑养蚕、在田头地角和山上种植番薯、南瓜等。再加上水稻种植投工多于小麦，辛苦程度高于小麦，所以有充分理由认定，浙江农民是中国最勤劳的农民。

1999年以后，浙江积极发展效益农业，大幅度提高降低粮食比重，复种指数开始下降。但即使如此，2001年浙江农业复种指数仍列全国各省区第9位。

并不是浙江农民天生愿意干活。浙江多数人口是从北方迁移过来的，遗传基因与北方人口并无二致，所以不应该存在着遗传基因上的差异。如此高的复种指数和如此众多的农活，是浙江充足的阳光、雨水、适宜的气温，再加上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生存压力的产物。

气候促使形成了劳动与劳动成果的正反馈，激励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积极理性预期。浙江农民在通常的情况下，只要勤劳肯干，总是能够养活自己。缓慢增长的人口压力，人类改善自身生活状况的本能，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劳动习惯，不断地激励农民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不断增加对土地的劳动投入，不断提高土地产出，促使浙江农民终日忙忙碌碌。这种气候和人口压力双重激励的结果，把浙江传统农业推到了极致的高度。

图表 2

注：上图数据点上的数据，逗号之前为年份，逗号之后为复种指数。

2.中国最具商业精神的农民

商业性农业在宋代开始有长足进步，其生产力基础是农业的多样性。棉麻蚕桑茶果开始大量种植[1]，不同特质的土地、不同地区的农民，通过商品交换，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增加了收入，缓解了农民家庭人口增长的压力。

改革开放前，尽管浙江人均耕地面积很少，口粮压力很重，但浙江农民仍千方百计增加经济作物种植。1978年，浙江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的27.1%，列全国第5位。除了上海外，经济作物比重在浙江之前的江西、湖南和湖北，人均耕地和人均播种面积都大大高于浙江。

作物的多样性是与作物的商品性联在一起的。较高的经济作物比重，往往意味着较高的商品率。粮食的商品率最低，棉麻丝茶果蔬鱼等，则主要是为了出售而生产的，商品率就比较高。正如我们前文已经提到过的湖州郊区永丰村，1984年时，粮食商品率只有13.7%，淡水鱼商品率则有77.8%，蚕茧商品率更是高达90%。从经济作物比重可以看出，即使在1978年，相对于全国来说，浙江农业已经具有相对较高的商品化水平。

图表 3

注：缺福建省

长期的商品经济行为孕育着农民比较开放，易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开拓创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嘉兴市体改办王马青主任是海宁市东部地区的马桥镇人，曾向我谈过海宁市东西两片农民，由于作物种植不同导致的观念差异。东片即靠近海盐一带，以种植粮食为主，农民商品意识较弱，非农产业发展相对比较滞后；西片即靠近杭州一带，经济作物较多，农民商品经济意识较强，非农产业发展较快。

对于2001年海宁市经济区域分布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说法。1995年编的《海宁市志》说，东部和北部地势低，水田较多，是水稻重点产区。西部和南部地势高，蚕桑、棉花、络麻、甘蔗、西瓜等经济作物较多。2001年，西片7个乡镇[2]，人口占全市的53.0%，耕地占全市的54.0%，工业总产值则占全市的72.7%。农业上长期的商品经济活动，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位于海宁市西片的许村，1990年代前，在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嘉兴地区，率先发展个体被面生产，目前号称家纺装饰布之都，2002年销售产值达52亿元。

图表 4

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上图，一定程度地看到20多年以后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影子。温州地区人均耕地仅0.52亩，林牧副渔业比重仍较高；而嘉兴地区人均耕地高达1.12亩，林牧副渔业比重则是全省最低。虽然这种农业结构与计划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并不完全是由当地农民的意志所决定的。但也可以看出，在人均耕地很少的情况下，温州人具有较强的林牧副渔业发展激励，而嘉兴人的这种激励则较弱。这种较高的林牧副渔业比重，则进一步孕育了温州人开拓创新、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

3.中国最具企业家素质的农民

精细农业培育出了浙江农民的企业家素质。尼克松曾经比较过俄罗斯和中国的农民，他说，中国农民天生就是企业家[3]。这话如果用在浙江农民身上，可能更为贴切。

精细农业起源于北方。在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已基本成型，主要标志是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和成熟。隋、唐、宋、辽、金、元时期，是精耕细作的扩展期，主要标志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成熟。至唐、宋时期，南方农业实现了对北方农业的历史性超越[4]。至南宋期间，浙江精细农业已经积累了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经验[5]。

人口压力是精细农业发展的主要激励因素。人口不断增多，而土地是有限的，于是只好力求有限的土地不断地提高产出水平。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5），太湖一带的荒地已基本垦殖完毕[6]，连湖州偏僻山间，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3）以后也多有匿户避役之民“家于山中，垦开岩谷，尽其地力”[7]。随着宜耕地逐渐垦殖完毕，农民不得不在小块土地上增加劳动投入，增加有机肥料投入，确保单位土地产出能随着人口的增长而稳步上升，在土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维持着最起码的温饱。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稻麦两熟制巳占主导地位，双季稻的栽培由华南扩展到华中，南方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三季稻栽培。而在北方，也发展为两年三熟制或三年四熟制。为了适应这些复杂的、多层次的种植制度，品种种类、栽培管理、肥料的积制和施用等技术均有发展。在江浙一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出现陆地和水面综合利用，农—桑—鱼—畜紧密结合的基塘生产方式，形成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棉花也开始在长江流域推广，若干地区间形成了某种分工和依存关系[8]。

正是在这一过程当中，逐渐在传统农业的框架内，培养起了浙江农民精于计算的企业家素质。农民象经营企业一样经营着小块耕地。维护水利，改良农具，选择良种，精心安排不同季节农作物的搭配，密切注视投入与产出之比。显然，即使在传统农业时代，浙江农民通过对小块土地的精心经营，已形成企业家的某些基本素质。

（系拙著《挑战沼泽——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第三章第二节，稍有改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