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方地区为主的移民始终是浙江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浙江农民具有流动性较强特点。而且，浙江农民在省内也有相对较高的流动性。对于这种状况，完全可以认为是当代浙江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背景。

1、北方居民大批迁入

浙江现有居民大都是历代从北方和其它省份迁移而来的移民及其后裔，而且这种迁移至今仍在继续。从星星点点的资料看，大致有如下几个移民高峰。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晋末，黄河流域长期混乱，出现了人口大迁徙。从东晋至南朝陈的近200年中，北方低层人民和世家豪族大量南迁。据《通典•食货志》估算，当时南迁至长江流域的总人数超过70万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迁入浙江【1】。

宋朝。十二世纪前半叶，宋室南渡，建都杭州，北方人口大量迁移浙江【2】。据《湖州市志》，这一迁移从北宋就已经开始，大中祥符九年（1016）湖州的客户有18040户，39065人，占总户数的14%，总人口的9.0%；南宋中期后，北方人口进一步大量迁入，淳熙九年（1182）客户3万户，占总户数的15%。据新编《奉化市志》，北宋天禧年间（1017－1021）全县8161户，其中客户占13.7%；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客户占7.5%。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由于战争期间浙江人口大量减少，清朝政府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都在浙江采取了招垦、招佃的政策措施。如湖州，河南、湖北和安徽，以及浙江本地的平阳、台州、宁波、绍兴等农民大批迁往杭嘉湖地区。如我在杭州邻近的富阳县调查发现，当地受降镇间杂着为数不少的来自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的移民，移居时间不足百年，中老年人仍说原先家乡话。清朝末年迁入安吉的19848人，占当地总人口的42%；迁入孝丰的11794人，占当地总人口的55%；迁入长兴的占当地人口的70%，至今仍流传着“长兴人不在长兴，在长兴的不是长兴人的民谣【3】。

安吉人口有一部分来自于河南光山县砖桥乡，当时清政府在在长江渡口免收费用。我一次住院，邻床是安吉来的，我问原先是不是河南人，他说是啊。我又问是不是光山县砖桥乡的，他又说是的。手术那天，家里一大帮人来看望他，说的全是河南话。当然，他们与我说话是普通话。现安吉良棚镇建有移民博物馆。

为了躲避1860－1864年间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出现了省内人口大迁移。对这一段人口大迁移，改革开放后各县新编县志，一般都语焉不详，只能从少量史料中发现一些非常零星、粗略、间接的记载。一般情况是从平原向山区，从沿海向内地迁移。

浙江滨海平原是一块围垦而成的年青土地，这也是推动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浙江第一道古海塘外侧的滨海平原有2711平方公里【4】，占全省平原面积的13.9%。各地的第一道海塘基本是在宋以后修建的，慈溪大古塘即是北宋庆历七年修筑。这块占浙江平原13.9%的土地，年代最久远的，大致也就1000年左右的历史，且多半的海塘是在随后的年代中陆续修建的，所以这里的人口历史也就只有数百年的时间。这又是目前浙江人口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地区，估计目前总人口在300万以上。

2、移民组成的温州社会【5】

温州土著居民极少，今天的温州人基本是由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温州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有“南下”、“北上”两类。南下的移民，主要是西晋末、北宋初的两次南渡。由于温州偏处海隅，对北方移民并不具有较强吸引力，历史上向温州地区经久不息的大规模移民，主要来自南面的福建，即主要是南下一类。

我们从当前温州语言体系中，也可以看到福建移民的重要性。温州主要有三种方言，即闽南话、蛮话和温州话。玉环和洞头是温州的闽南方言区，闽南人占绝大多数。平阳、苍南两县，说闽南话的占1/2－2/3。而非闽南方言区的泰顺、瑞安、乐清、永嘉、瓯海等地，亦有不少其祖先来自闽南。

福建移民迁向温州的主要原因，一是躲避闽南仍在延续的战乱，离开本来就缺乏粮食的家乡，就食温州。二是“海禁”趋于严厉之后，海上贸易受到严重打击，由于畏惧官兵追剿，于是寻找落脚的地方，安居乐业。

平阳县有材料记载的福建移民，始于唐代，盛于清康乾年间。来自温州之外，迁出地明确的移民中，福建移民占95%以上。移民最多的一段时间，是明嘉靖到清康熙年间。根据按家族数的统计，这一时间段的移民，大致占总移民数的一半以上。这就是说，现在居住在温州这块土地上的一半左右的人口，大致也就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

具有海商经历的闽南人来到温州之后，无疑更强化了温州人的重商主义精神。宋元时期，闽南人大规模出洋贸易，明清海禁时期，闽南人冒险出海，而且作为走私的主力，其走私网络遍布东南沿海，即使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文革”时期，晋江石狮人仍冒险犯禁，当时“石狮街上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万元”【6】。移民在动荡的生活中会逐渐强化其不安于现状、敢于冒险、善于流动等特质，即便在一个新的地方定居下来，也会在一定时期内保留这种特质。这样一个人群的大批到来，无疑于给温州社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3、对费孝通理论的颠覆

人口流动对于一个地方的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浙江人口的流动性，显然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具有相当大的区别。

费晓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中国的乡土社会形成一个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封闭式的死循环，“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7】。”

在浙江，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虽不能说是完全开放式，但却也不是高度封闭的。从千年大视角看，浙江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具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并且在不断的调整和提升之中。

农民与土地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关系。一种是硬关系，即有形的居住关系，并构成了农民的宗族社会；另一种是软关系，即农民利用土地的关系，也就是生产经营水平。

浙江农民的流动性亦即有形的居住关系是在不断调整的。越王句践继承王位后，把部落酋长驻地由会稽山地北迁至山麓平阳。早期文化固然不一定会对现代浙江具有较大影响，然而，太平天国战争失败以后的人口大迁移，至今只有100余年时间。由这种大迁移所形成的、灵活的、能够随着经济社会变迁进行某种调整的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至今仍在影响着浙江社会。

在这种具有流动性或带有流动的人群中建立起来的宗族社会，与长期附着在土地之上，缺乏流动性的北方地区宗族社会相比，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宗族文化尚未僵滞，社会架构具有一定的开放性。19世纪中后期以来，浙江沿海地区的一些大户人家，大都具有工商业的背景，这些大户人家在地方工商业发展，以及宗族的开放、进步方面，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宁波的一些名门望族，在宁波人向上海的大迁移中起了重要的领头羊作用。慈溪龙山的虞洽卿，帮助和直接带出了一大批亲戚、老乡，在上海工作、安置家小。而在家乡的宗族则成了外出人口的后方大本营，帮助照料那些仍留在村里的老人、小孩和地产屋舍。一些走出宗族大家庭的年青人，如镇海（现为北仑区）小港李家的一些年青人，则成了革命的先行者。其中李善祥有5个子女奔赴抗日前线。可以说，19世纪末期以来，浙江农村沿海地区的若干宗族社会，逐步开始有了一些文明和开放气象。

浙江农民对土地的利用，亦即经营方式和耕作水平，长期来在缓慢地调整和提高之中。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写的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很可能主要是指宋以后的北方农民。这时，由于北方地区人和土地的关系基本已达到均衡，农业生产已经停滞，而人口则仍在增长，只有在周期性的马尔萨斯危机大破坏之后，北方农村才会有一些新的生机，其后又很快回复到令人窒息的停滞状态。而南方社会则不一样，人口因战争而处于周期性的减少―膨胀之中，土地主人总是在不断地变动，土地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尤其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和中期，由于太平天国战争导致人口大量减少，人均耕地大幅增加，加上商品性农业的较快发展，浙江一带农村的社会面貌，与华北等地具有根本的区别，特别是杭嘉湖和宁波、绍兴一带的农村，生产和生活水平都较高【8】。

这样，如果再考虑到人口压力和人口稠密的因素，就可以得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注定具有不安分的特点。流动和大迁移使得浙江农民具有主动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性；人口压力则不断地推动着他们努力去寻找能够改善个人福利的出路；人口稠密则又使得这种个人努力的成本较低。于是，流动性、人口压力和人口稠密三个因素互为作用，一步步地激励着浙江农民的创业创新。

（系拙著《挑战沼泽——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第三章第一节，略有修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