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农业社会，内在地具有一个区域发展的积极三角。分别是土地、气候和人口三个方面。这一积极三角的任意一角，都在给定条件下对另两角具有较强激励和较弱约束。这是研究当代浙江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情况。

土地。洪荒开初，不存在人多地少问题。浙江宜耕地以滨海平原与山谷冲积盆地为主，肥沃平坦，关键是治水。而且，浙江多数人口居住于少量宜耕地上，这在当代又构成了一个有利于保持较好生态环境的因素。

气候。浙江光照充分，雨量充沛，更重要的是光热水气同步。当气温升高，农作物开始生长时，降雨量逐渐增多；此时气温继续升高，农作物需水量继续增加，降雨继续增多；而在最炎热的收割季节，降雨有所减少。浙江水系独立，江河短促，地势东倾，水旱灾害均相对较少。不过在铁制工具尚不普及，以及组织能力低下的东汉以前，多雨天气是浙江发展严重阻碍。

人口。区域人口从长的历史过程看，总体而言是土地与气候的函数。但人作为具有知识自我生产能力的行为主体，可以一定程度控制土地与气候对人的影响。从而人自身能在一定程度，尤其是在一个时间段上，成为一个对于土地和气候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自变量。具体而言，浙江人口在统计学变量关系上以数量形式，通过土地及气候因素，形成对人自身的积极激励。

正是由于土地因光热水气条件俱佳，能容纳较多劳动，导致土地对劳动具有持续较高的边际产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有在浙江等地才具有实践意义。中西部缺水，如苏轼《喜雨亭记》所言，“十日不雨则无禾”；东北地区缺少相应气温，所以东北人特别能说话，因为漫长冬天他们只能在坑上唠磕。在中国这些地方，均较难对土地持续增加劳动投入，中国北方农业大致唐以后即停滞发展。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浙江人口持续较快增长。于是农民在这种人口增长压力下，不得不继续增加劳动投入，由于具有光热水气的支撑作用，土地产出继续有相应增长，从而不断在一个更高水平上形成和维持了浙江在农业时代的丰裕社会。

春秋以前，由于大水滔滔，浙江人只能蜷缩在少量高燥地块。战国后期，浙江人口约40万，河南人口约400万，浙江仅河南1/10。西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2 年），浙江人口约76万，河南省境内人口约1200万，浙江人口仅河南1/17。

治水成为浙江发展的主线。萧山跨湖桥出土有堪称“中华第一舟”的7500年前独木舟，河姆渡文化一个重要特征干栏式建筑，良渚遗址发掘出了约5000年前的水利工程遗迹。

浙江大规模治水，大致始于东汉永和五年即公元140年。这一年，会稽太守马臻实施鉴湖治理工程，揭开了浙江大规模治水序幕。北宋熙宁三年至九年即1070至1076年，全国共有10803处水利工程，浙江则有1980处，占全国18.3%。当时全国有水利田3603万亩，浙江则有1048万亩，占全国29.1%。

浙江农民不但追求单位土地产出的实物量最大化，而且追求价值量最大化，而这显然是得益于适合于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实物产出最大化导致了土地耕作精细化和多熟制，价值产出最大化导致了多样化和商品化农业。宋朝以来，据方志记载，黄岩、温岭一带已有水稻一年两熟种植方式。20世纪60年代以后，浙江全面普及双季稻和三季轮作，大田复种系数达到了很高水平。根据对全国30个省市1978－1995年，18年数据的汇总统计，浙江农业复种指数平均高达250.6，列全国各省份第一。

浙江与省外贸易曾在康熙时引致朝臣非议，后遭康熙驳斥。康熙说，湖广和江西的米，不到浙江去卖，又能至何处去卖呢？“买卖事情不待禁约，而贩卖者必多，似于百姓大有裨益”（清雍正朝《浙江通志》中华书局2001第2册第13页）。浙江农民是中国最勤劳和最有企业家头脑的农民，并非夸大虚妄。

浙江人口咸丰年间多达3400万人，占当时中国版图人口7.0%，2015年浙江常住人口占全国4.0%。另据英使马戛尔尼1793年出使中国带回的统计资料，当时浙江省人口占全国6.3%，向中央政府缴纳银两占全国10.4%，向中央政府缴纳粮食占全国18.4%（[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群言出版社2014第616页）。后两者数据，均高于当下中央政府在浙江的岁入比重。

正是这一积极三角，促使浙江农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勤劳、精明、务实、开拓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而且也正是这一传承自农业文明的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成为当代浙江人创业创新的精神文化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