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自我认知障碍。先是在一种特定的状况下形成一个观念，然后却因种种原因无法主动改变。如果用那些文绉绉的话来说，就是认知障碍导致陷入非理性状态。因为从理性人角度分析，如果改变认识，无非是一刹那丢脸，成本并不高，却可以尝到西瓜美味，收益比较大。可是认知障碍导致高估丢脸成本，从而降低了收益，只赢得一个“这小孩倒是争气”的无价值赞誉。

长大以后，慢慢觉得这种“要面子不要里子”的行为，其实没多大意义。真实地认识世界，不让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从而积极采取一系列有意义的行动，加快增加个人福利，才是硬道理。所以我成年以后，虽然做不到“吾日三省吾身”，但也能比较主动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毕竟收益最大化是非常清楚地挂在眼前的。

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只要是人们持续实施着的行为，就很可能是一种理性行为。民间纠纷“争气不争财”，两败俱伤，双方收益大幅下降，似乎是典型的双负博弈。然而这种事经常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把虚无的面子，看得高于实际的物质利益所致。然而这也是有它的内在合理性的，中国长期贫穷，在过去的那些岁月中，民间双方争执标的物的价值可能都不太高，而面子又非常重要，这就导致在多数时候，确实是面子收益大于物质收益，从而形成了宁要面子、不要里子的传统文化。

时至今日，问题就有了质的变化。一方面是时间价值提升，以前是有时间而缺钱，现在是有钱而缺时间；另一方面是财富快速积累，争执双方标的物的价值大幅增加，这就使得面子收益开始小于物质收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争执所导致的时间和物质损失，都使得“争气不急财”变得不合时宜。马路上为小碰撞而争吵的事例越来越少，就是一个证明。

这样就说到了哲学上的一句典型套话，即存在决定意识。作为人类整体来说，观念必须随时间环境变化而调整，先哲理论也会因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而不适应实际。没有人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

不过身边经验告诉我们，既得利益者们的观念通常很难轻易改变。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了作用量子常数，即普朗克常数，打破了经典物理学的框框，当时许多物理学家拒绝接受新理论。普朗克对他的学生们说，旧理论是旧物理学家们的学术生命，新理论只有在旧理论维护者们退出物理学领域后，才能成为主流理论。有意思的是，普朗克日后也拒绝接受新的物理学理论。这也就是说，观念的改变有时甚至是一种代际更替的生命现象，只要人还在，旧理论就将继续存在，亦即“人在阵地在”。

所幸世界前进并不是少数人能阻止的，最终是集体行为推动社会进步。当一些具体的个人坚守旧理论的时候，更多的人则以新眼光认识世界。只要新理论能给多数人带来较大收益，只要多数人是充分理性的，新理论就肯定能有较多“粉丝”，就肯定能逐渐替代旧理论，尽管这需要时间。

当然，这里有一个如何进行集体选择的问题，需要加快建立科学的集体决策机制，尽量以较少代价让多数人的意志，较快地转化为社会集体行动。这里得建立民主机制，使“粉丝”们充分表达意愿。当然民主机制的建立，很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进程，然而，这也不一定就十分艰难，前些年“超女”的产生机制，就非常类似于一个民主选择的过程。

不管如何，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一些“背时老倒”、不合时宜的观念上，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果断地捅破一些窗户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