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是高度流动的，因此分析用工问题，必须用全国数据说话。2008年上半年，我用“五普”数据做的一个简易模型表明，在2009年，全国将出现当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少于新增就业岗位状况，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缺口大致是230万人。考虑到存量剩余劳动力因素，虽然不致出现劳动力全面短缺，但将出现青壮年劳动短缺问题。正如大家知道的，由于金融危机，这一预期并未完全出现。

根据这一简易模型，到2015年，全国当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与新增就业岗位需求之间的缺口将达到1300万人。实际缺口应该要小一些，一则这一缺口没有考虑对于历年剩余劳动力的利用，二则没有考虑“用工荒”对于劳动力需求减少的影响。然而这一模型所表明的劳动力缺口数据，清楚地表明了劳动无限供给的局面将不复存在，中国即将进入劳动力全面紧缺时代，学界热议的“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

应该说，省内有关各方缺少必要的对于用工紧缺的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岁末年初之际，接连看到两份权威部门的权威报告，都是只讲就业安排的严峻局面，只字未提劳动用工的严峻性。倒是去年上半年评审一位教授的课题报告，看到了关于劳动用工紧缺的尖锐反映。究其原因，就业安排是政府的事，用工紧缺是企业的事，关心自己甚于关心别人，世事概莫例外。

现在再回过来说当前这场“用工荒”，实则是浙江产业结构“三十年如一日”的一枚苦果。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工业以纺织等传统产业的快速增长起步，当时无论是全国，还是上海和江苏，纺织业均位居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工业化后发国家快速工业化的入口处，对此无可非议。然而时至今日，全国的纺织服装和皮毛产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不到7%，浙江则仍高达16.5%，居然比全国平均高出约10个百分点。至于上海和江苏，纺织服装业比重早就掉到爪哇国里去了。

所以我们看浙江工业，形成了相对用工规模全国最大，典型的人口“蓝领化”状况。2009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787万人，占当年全省常住人口15.2%，为全国最高。江苏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占全省常住人口为13.3%，比浙江低1.9个百分点；广东也只有14.9%，比浙江低0.3个百分点；山东则仅为9.8%，比浙江低5.4个百分点。正是由于浙江毫无节制地大量使用着低成本的低端劳动力，所以受“用工荒”冲击也较大。

从浙江长远发展而言，“用工荒”昭示着以低成本劳动为主的粗放经营时期的结束，意味着浙江经济将展开一个全新的时期，“用工荒”成为浙江发展转型的重大标志性事件。

关于“用工荒”促进浙江发展转型可以有这样三方面分析。一是收入分配结构将趋于优化，当然现在来谈收入差距缩小为时尚早，不过确实已经观察到了由于“用工荒”导致的收入差距缩小迹象。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2010年，浙江纺织服装产业比重比上年减少了0.9个百分点，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将更加坚实。三是社会发展将进一步加快，这里包括社会生活，社会服务、社会结构等。长期来我们对于社会发展有一种工具化倾向，即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促进稳定、强化创新以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自身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本原特征，工具性只是其从属的一面。

“用工荒”在优化经济运行的同时，也会阻滞经济增长。“用工荒”恶化了浙江草根经济的发展环境，也激化了浙江经济所谓的“3000万元门槛”问题。老板们说3000万元以下是给自己打工，3000万元以上是给政府打工，既然客观环境如此不利，那就悠着点吧，同时大企业们又热衷于向省外投资，所有这些都成为了对于浙江这列经济快车的制动因素。当前如何采取积极的 “反制动”措施，既加快浙江转型，又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各级政府面临的一道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