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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多年前放开民间经济发展的初衷,是改善和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福利。时至今日,考虑到由此围绕着的一些事实上的限制,完全有必要回复初心,“回到作为交易基础的共同正义感”。对于这样一条有利于改善和增进人民群众福利的成功道路,我们不仅应继续坚持,而且应积极深化。

最早改革起步的安徽小岗村,就是习近平同志刚刚去过的地方,以及浙江温州、义乌等地,无一不是为了维持简单生存而开始大包干,以及发展非公经济。而当地党委政府,之所以容忍乃至允许这些突破,就是基于党和政府必须能让人民群众吃上饭,这一不言自明的社会伦理。

这种不言自明知识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不需实践经验证明,二是不需理论分析论证,三是基于前两者而执行实施较易。简单地说,让人民群众吃上饭难道还需要争论吗?还能阻碍吗?还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吗?昔日极其简陋的非公经济,今日形成如此巨额资产,具有对经济发展和运行的高度重要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一是沿海企业家脱颖而出。他们一手大批雇用农民工,一手大批引进境外技术装备,产品先是大批销往“三北”即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令国企和城镇集体企业相继出局,然后大批出口,令欧美日劳动密集型企业难以生存。别看一些人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说得云里雾里,基本情节并不复杂。

二是抓住短缺经济机遇。我1980年刚进省政府办公厅时购买的永久12型自行车,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给的票。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日用工业品仍比较短缺,这给那些极其简陋的个体私营经济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机会。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不仅乐此不疲地大量生产低档次日用工业品,还接过了城里公家企业零配件生产的所谓“脱壳下放”。

三是踩在发达经济体肩膀上。当加之于人民群众身上种种束缚被消除之后,发达经济体及时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先进实用知识,紧缺原材料和重要配件,以及市场空间。尤其是在浙江高密度均质化空间环境下,关于工业发展的知识及相关信息,像空气一样弥漫于特定区域。在乐清柳市镇,几乎老少妇幼皆知低压电器相关知识和销售信息。

值此中国经济最需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大幅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以及加强自主创新关口,民营经济却严重缺乏必要信心。今年16月份,全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仅2.8%,自20119月达到最高点的34.8%后,连续57个月回落。当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举措,就是实施重大政策调整。

具体而言,在竞争性领域置非公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具有同等地位,享有同等政策待遇和准入条件,享有同样的负面清单管理。着手进行一系列技术细节改革,清除加之于民间经济身上的天花板、弹簧门、玻璃门等种种歧视。按照“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一系列不合事宜的体制机制障碍,重构企业发展信心。

进一步创造非公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建议实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一系列改革。给予省及省以下政府更大的经济管理职能和权限,尤其是对于沿海省份,要求其自行平衡建设资金,增强地方政府自我激励和约束,优化提升市场秩序。消除中央政府一些部门和个人“寻租”行为,避免中央政府掌控的公共资源按“跑部前进”和亲疏远近分配的做法,提高市场化水平。

至于非公经济提法本身,是鉴于当时公有制经济比重仍较大实际提出来的,应该只是一个权宜的过渡性提法。这在当前竞争性领域已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且民营经济正在大规模进入社会发展领域等情况下,这个“非”字已不合时宜。建议在正式规范场合下不再使用非公经济提法,而以民间经济、民间企业提法替代,以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相对应。

 

民间资本社会化是必然趋势,且民间资本也可由国有企事业机构运营。因此称之为民间经济,显然比称之为民营经济更为确切。或许有人会说,这种提法的改变没有什么意义。然而这体现的是思想、视角、立场等的重大转变,将对正在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具有深刻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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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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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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