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代有过两个大量读书时段。一段是小学结束以后，一段是初中结束以后。前者是文革开始的年头，后者是文革深入进行的时候，都是所谓停课闹革命。

文革读书回忆是从焚书开始的，当时小学四年级。那年夏初晚上，昏黄灯光下，我爸顾不上我妈阻止，把家里十几册线装书放入煤球炉一烧了之。我爸很慌张，我妈用惊惶眼神看着烧书火光，那火焰有四五十厘米高。我趴在楼梯上目睹这一幕，似懂非懂。

当时读书无非是好玩和打发时间而已。在那百无聊赖年代，晚饭过后，天仍很亮，如果没有任何可读的东西，或有可能倚在我们家弄堂口，看街上来来往往行人。如果那年头有如今那么多的诱惑，大概不可能有大量阅读的。

那时家里凡能找到的书，都读了N多遍。包括后来大舅的锅炉自动加煤机械原理小册子，总之是找到什么就读什么。有时没书，就读糊在家里板壁上的旧报纸。1965年从板壁上读到人民日报1964年报道江青接见外宾，从那一天知道毛的夫人是江青。

文革第二年。有一天因为无书可读，就看我爸厂里发的《毛选》乙种本。厂里的人来我家，刚巧我爸不在，于是捧着《毛选》趴在楼梯上，与他们厂里的人说话。我爸后来说，厂里人觉得老卓家的孩子好奇怪，居然一个人呆在家里学《毛选》。

我是把《毛选》当小说读的。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东北电文等，满页是好玩故事。后来读《红旗飘飘》等，更是觉得那些故事引人入胜。

艺人讲究童子功，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也讲究童子功。一个人的研究和写作能力，大概也与其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大量阅读有关。现任西冷印社社长饶宗颐，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和书画家，九岁时已经能够阅读《通鉴纲日》、《纪事本末》等历史古籍，十岁时就读完了他父亲书橱里的医书、佛经以及老庄的书，《史记》也已基本经读完。

而我居然于完全无意之中，有了大量阅读经历。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人生一桩快事，或许也是文革收获吧。其实如果没有文革，或许人生收益更多，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小孩子阅读能力是成年人难以想象和企及的。那时与年长一些的邻居大孩子，相互交换，身边有时会有一大堆书，于是急如星火阅读。诸如屠格涅夫的《春潮》，鲁讯的一大堆杂文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还有三十年代很火的言情小说《塔里的女人》等，都是那时读的。

家里偶尔能被我找到线装书。诸如红楼梦、金瓶梅之类，大概是我妈借来的，但这些书大多没看了一半就放弃了。《红楼梦》线装书共四册，看了不到两册就放弃了。

《金瓶梅》线装版也是那时看的。读这部著名“淫秽”小说时充满了好奇心，但似乎也没什么，读一小半就读不下去了。不过书里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潘金莲睡午觉，就叫她的丫环，“看着狗儿猫儿打架”，意思是不要影响她。

一个人变不变坏，外界诱惑当然有很大关系，不过主要还是自身。改革开放初期，《读书》杂志有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因为一些人认为读书还是有禁区而引起了一场争论。成年人固然不应有读书禁区，而于我的经验，少年读书也不应该有禁区。

不要太多干预孩子们的阅读，让他们自由自在地顺着自己兴趣读书。孩子们是不会去看那些晦涩难懂的书的，天然具有读书优化制约机制。至于以后成就，就得看各人造化了。

初中时因为无聊，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理论，怎么想不到后来也有用。演讲也是表演，讲究发音，表情，肢体语言等，尤其情绪控制。演讲三分是内容，七分是表现，就现场听众感觉而言有一定道理。有一段时间，喜欢在无人角落处吼几下，吊吊嗓子，以使发音顺畅圆润一些。然而至今仍不太能在演讲时控制情绪，命中注定成不了表演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