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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发明,李约瑟先生曾有高度评价。然而,那些伟大的发明创造,对于近世中国发展,虽有很大意义,但毕竟推动作用不大。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基本是在西方物质文明和部分西方精神文明基础上推进的。

这一状况发人深思。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发明,长期仅停留在经验式的发现当中?为什么科技发明的应用,长期只能停留在粗陋的低水平层面上?为什么科技发明的重要成果,不能再进一步上升到科学和理性的水平?

对于这一切,似乎可从中国农耕民族的特征上去寻找。中国农耕民族一个重要特点是内敛而富足。巨大地理单元决定的内敛,导致缺少开放和进取精神;长期的低水平丰裕,导致保守并进一步导致难以克服的腐败。

与农耕文明长期并存的国家治理结构,也是一大原因。两千多年来,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压抑人性,摧残思想,制造愚昧,全社会严重缺乏自主的创新活力。

加之边疆少数民族周期性入主中原,更是加剧了帝制统治的残忍。以致在人类5000年文明史中,曾后来居上的中国,再次从15世纪开始落伍。

现代中国人如果不深刻反思15世纪以来刻骨铭心的落后,将无以面对列祖列宗。如果不在深刻反思基础上改造我们的民族性和国民性,改变国人千百年来陋习,我们又将如何实现未来宏大的中国梦。

一、大船之殇

郑和下西洋是一段比较奇怪的故事。黄仁宇认为,郑和下西洋所费约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还不包括造船等支出。如此耗费巨大的行动,至今却仍是“三个不”的一笔糊涂帐,目的不明、档案不存、细节不清,更不必说改变中国和世界了。

郑和宝船首次下西洋的87年后,3艘百十来吨小船却改变了世界。149283,出身于意大利一个纺织工人家庭的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中国大可汗的信,开始了后来震惊世界的探险事业。

哥伦布的旗舰圣玛丽亚号,载重约120吨。而关于郑和宝船的吨位,最小的说法是800吨,最大的说法是6000吨,我在新加坡见过实物模型,起码一千多吨。哥伦布的另两条船更小,载重均60吨。我多次见过把哥伦布的圣玛丽亚号,与郑和宝船放在一起的图片,感觉就像小天使在罗马第一位皇帝屋大维脚下的那座雕像。

(图片来源系【美】德隆·阿西莫格鲁等《国家为什么为会失败》)

小船推动了历史大步向前,尽管是充满着血与火。至于大船,甚至可以说是导致了历史的倒退。读史至此,感慨万千。

从公元前开始,欧洲就与中国有所交往。一路是陆上,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另一路是海上,也就是现在所谓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这一路由阿拉伯人控制。阿拉伯人从红海出亚丁湾,穿越阿拉伯海,来到印度,然而再从印度来到中国。宋元明三朝,波斯人云集泉州。元朝时,波斯一位船老板拥有80艘海船,死后葬在泉州。我办公室曾来过一位美女记者,一看即觉异邦血统,美女记者坦言外婆是波斯人。

阿拉伯人远涉重洋拉去的东方商品,是要卖给欧洲人的。经营这一转手贸易的,长期由威尼斯、热那亚等垄断。15世纪后期,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终于赶跑了统治伊比里亚半岛长达七八世纪的阿拉伯人。两颗相互竞争,千方百计想要率先开辟至印度和中国的直接航线。

这是巨大商业利益的激励,任谁都挡不住的巨额盈利诱惑。欧洲市场当时每一吨东方商品价值,是每一吨海船造价的100倍。

哥伦布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登场。1484年,哥伦布首次向葡萄牙国王提出向西航行抵达印度中国等的建议。葡萄牙这时正热衷于开辟向东航线,即绕过非洲大陆去印度中国的航线,1488年他们已越过好望角近1000海里,到达了印度洋。眼看胜利在望,葡萄牙国王与他的顾问们,自然而然否决了哥伦布计划。

哥伦布终于在西班牙找到了他的运气。1486年,哥伦布向西班牙王后呈上他的计划。6年后,西班牙国王与哥伦布签订协议,同意资助并获取90%的收益。

哥伦布船队于14921011星期五凌晨两时,小船品达号水手发现陆地,距岸仅10公里。哥伦布至死都认为的印度,实际上那是距现美国80多海里的巴哈马群岛。

小船推动的历史,就这样走入了大航海时代。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绕道好望角,沿东部非洲大陆,到印度和中国的航线。于是在郑和庞大船队到达过的航路上,却被葡萄牙人占据。

16世纪中叶,葡萄牙海外帝国发展到鼎盛时期。他们在非洲东海岸和印度东西部海岸,拥有大批城堡式贸易据点,控制了印度洋岛屿斯里兰卡、霍尔木兹、马六甲、香料群岛和澳门。我两年前去马来西亚,看到的郑和遗迹只是一座小庙,葡萄牙遗迹则是一座较大城堡。

到了十八世纪,西欧的全球化布局已初具雏形。17688月,一艘300来吨小船从英吉利朴次茅斯出发,开始了为期3年的人类首次单船环球航行。著名的库克船长率领这艘小船,在里约热内卢补给,在南太平洋大溪地观测金星凌日,绕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东岸测绘。然后在现印尼的萨武岛补给,紧接着在雅加达修整,然后穿越印度洋返回英国。

曾拥有庞大郑和船队的中国,这时正在禁海禁商,粗暴地拒贸易于国门之外。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到热河行宫,向乾隆皇帝奉上包括君主号战舰模型、天体运行仪、地球仪,以及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等礼品,希望同中国通商。然而清政府简单粗暴地一概拒绝,将英国六项要求全部斥为非分干求

那些代表着当时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英人礼品,相当一部分被满清官员束之高搁。乾隆甚至毫不犹豫退回了英使送的四轮马车,那马车有弹簧避震、可随意开关的玻璃窗和百页窗,比之于当时没有弹簧的中国两轮马车,不知舒适多少倍。乾隆的理由倒也简单,“不能从一个私人手中接受两种礼物”。

我们发明了指南针,却被风先生用来迷信;我们发明了火药,却被西方的火器打得满地找牙;我们发明了活字排版,却没有促进文化进步;我们造出了郑和宝船,航行至索马里以远,却连吨位数据也被丢失。

历史多半是血与火写成的。我们愤怒谴责帝国主义殖民侵略,但也必须正视我们民族、我们文化,内在的诸多弱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活力在于民间,在于多重利益机制激发的创造性活力。举大国之力造大船易,但皇权之下的举大国之力从长期言,或许只会造成持续的历史落后。

二、火药之殇

17世纪初,英国垂涎葡萄牙独占的对华贸易,决心插上一脚。1634年,他们的一艘驳船和一艘帆船来到广州口外,遭遇明朝军队炮击。然而英国人火力更为猛烈,攻克明朝守军堡垒,英方代表以此才得以下跪见到中国长官

这是英人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披露的一段史实。如果所言属实,我们一方面可见明末广东地方政府的无知和虚弱,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英国人的蛮横和实力。结论是,英国人用原本发明于中国的火药,轰开了这个伟大帝国的大门,开始中英贸易,一段不堪卒读的中国近代史亦由此展开。

火药据说首先是由中国的炼丹家们于无意中发明的,这大概可以追溯到1200多年前。杭州里西湖有座葛岭,传说是东晋时期的抱朴子葛洪炼丹处,葛洪就是一个著名炼丹家。

这帮炼丹家们长期虔诚地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他们反复实验和寻找新的方法,无意中为火药发明创造了条件。我国现在第一部记载火药配方的书,约成书于八九世纪。火药的配方是,硫磺、硝石与炭混合。

据目前已知材料,中国最早使用火药武器是晚唐的公元904年。当时军阀割据,有一支军阀曾用飞火攻打南昌城。所谓飞火,就是在箭杆上绑一个火药团,点着引信,用弓发射,火烧敌军。

到了宋朝,火药的制造和使用都有较大提高。11世纪编的《武经总要》一书中,记载了三种不同用途不同比例的火药配方,当时人们已经熟练掌握火药性能。12世纪末,宋朝和西夏交战,宋军仅兰州一地,准备了25万支火箭。

不过当时火器在战争中的使用应该并不多。1360年,元末农民起义英雄陈友谅攻击长江下游的太平,三天未能破城,于是叫他的士兵从高高的船尾去攀登城墙,这才取得胜利。当时陈友谅的新水军的主力,拥有漆成红色的三层甲板的大战船,上有掩护弓箭手的包铁塔楼。这些记述表明,迟至14世纪末,中国尚未有较大威力火器。

到了明朝初中期,火器终于逐渐登场。1449年蒙古人进攻明朝,明朝迎击蒙古人的土木之战失败后。145010月底,蒙古军攻打北京城,史书记载有的战斗规模很大,甚至运用了火炮,幸亏蒙古人包围北京五天后退去。

1514年,当时的明朝正德皇帝朱由照喜欢花灯。宁王朱宸濠送来大批精致新颖花灯,结果引燃了紫禁城中进行战斗演习的火药。大火烧了整整一夜,烧毁了包括坤宁宫在内的一大片建筑。

大概也就在1213世纪,火药传入阿拉伯国家。因为硝石象雪花那样白,被称为中国雪14世纪初,英国开始制造火药武器火瓶,法国开始制造火药武器铁罐。

15世纪中期,大炮终于在奥斯曼土耳其攻打君士但丁堡中一显身手。大炮制造者是一个叫乌尔班的匈牙利工程师,他先去东罗马的拜占庭,但皇帝无法满足其要价。于是投靠土耳其人,得到4倍于其预期的薪水。14531月大炮完工,长达26英尺8英寸即8.1米。大炮后部装药,前部装弹,似乎已是近代后膛炮的节奏了。据说炮弹射程1英里,没入6英尺深的泥地。大炮完工后,出动了700人及30头牛运输。

拜占庭方面也有大炮。但他们很快发现,如果将大炮置于城墙之上,发射产生的后坐力将严重破坏城墙,好在他们身着厚厚坚实的铠甲。围攻第一日黄昏,一段城墙即遭严重破坏,亏得守军连夜修复。

大炮威力巨大,不过君士但丁堡最终被陷则是一个偶然因素所致。围城后第54天的1453528日,拜占庭一些士兵从一处城楼下的偏门出击,回来后忘了关上小门,于是土耳其人乘机冲上城台。君士但丁堡这座东正教基督徒的首都,终于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占领,直至今日。

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却让中国士兵丧身于火药之中。184117日,3艘英国轮船驶向虎门,清军将领关天培负责守卫的这座要塞有四座炮台。根据英国学者蓝诗玲著的《鸦片战争》记载,英军舰队炮击25分钟后,清军炮声停止。

事实真相是清军大炮不能旋转,无法瞄准英军,火药质量很差,炮台成为英军铁甲舰的靶子。而且,炮台围墙里的清军士兵暴露于从上面落下的炮弹轰炸之下,许多受伤士兵被活活烧死。他们带着火绳枪摔倒在地,火绳点燃火药,而火药是捆绑在他们棉制服的胸部和腰部的。

就在中国火药长期停留在炼丹家水平上时,欧洲的火药研究生产却以科学方式,取得长足进步。1831年,英国人比克福德发明安全导火索。1846年,意大利人索布雷罗无意中发现硝化甘油巨大威力并实现化学合成。1859年,诺贝尔用硅藻土吸附硝化甘油,研制成功了运输安全,性能可靠的黄色炸药。1863年,J•威尔勃兰德发明了安全而又威力更大的梯恩梯炸药。

1884年,法国化学家、工程师P•维埃利发明无烟火药。这一火药因没有燃烧后的残渣,成为现代枪弹的发射药而极具重要意义。日后马克沁发明的重机枪,正是由于使用了无烟火药,才具有实用价值。

19世纪中期直到1945年,侵略者的炮火在中国大地轰然而响,硝烟遮盖住了蔚蓝色的天空。生灵涂炭,古迹被毁,古老的中国大地在颤抖,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在受难。而这一切,发明了火药的伟大中国居然难以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此情此景,现代中国人无言以对,惟有泪两行。

三、活字印刷之殇

国人皆知活字排版印刷诞生于中国。然而21世纪初,西方一些知名学者组成的专家小组,评选第二个1000年当中,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100件事和100个人,排第一的是竟是德国人古登堡的铅活字印刷术。

华夏文明虽然迟于两河文明,但却后来居上。然而从公元15世纪以后,却逐渐out了。我想说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字导致的传播障碍,影响了后世中国的知识普及、技术进步和理性发展。

这项1455年公之于众的印刷术,比之于宋朝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整整晚400年。然而,一项技术发明除了看其先后外,更重要的可能是实际效果和影响。

毕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时,文献并未记载其所制成的印刷品成果。只是150多年后的1193年,似乎才有了第一部活字印刷的书籍《玉堂杂记》。原因是毕升死后,他的子侄把活字印刷技术作为珍品收藏起来,并未推广应用。

古登堡发明了一整套的活字排版印刷技术。制备了整套机械设备和油墨,并向世人展示了用活字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古氏以3年时间,印刷成功42行拉丁文圣经,装订成180册,每册1282页,每本都是一样完好而美观,据说现存60册。

古登堡印刷术在欧洲快速传播。至1475年的20年内,相继有希腊、瑞士、威尼斯、巴黎、荷兰、比利时、奥匈帝国、波兰、西班牙、英国等10余国和城市建立了印刷所,印刷书本的价格降为手抄书的五分之一。

1500年后,一些欧洲人有能力阅读和购买各种各样的书籍。16世纪最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之所以能在全德意志各地立即拥有一批追随者,宗教改革迅速席卷欧洲大地,是因为马丁·路德和他的支持者,利用图书印刷出版机构广为散发他们的小册子。欧洲各国就是从印刷术发明普及后,通过图书整齐划一的宣传,开始形成自己的语言标准。

中国古典文献汗牛充栋。然而查阅文献可知,目前已知的海内外所藏中国古代活字印本总计 2000 多种,可以说在整个古籍总量中所占比例非常之低。中国直到同治年间(18621874),仍以雕版印刷为主。

我们不得不很遗憾地承认,活字印刷虽是中国一项伟大发明,但推动文化进步的作用,不仅远小于欧洲,而且十分有限。

这就不得不说到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汉字的内在缺陷。即使以现代常用的3500个汉字而言,考虑到印刷需要不同字体和字号,处理量约数万个。乾隆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历时13年,约8亿字,只能手抄7部。以当时技术经济水平,只是出了一部活字排版的《四库全书》缩编版类的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且是刻制2.5万个木活字后印刷的。

1979年曾在浙江日报实习。排字车间数百平米,竖立着密密麻麻的字盘架,每个字盘架高1多,宽2多。排字工人拿着托盘,来回在众多字盘间捡字。我当时把此形容为捉臭虫,可见其不易。

西方的罗马字母排字,应该就简单多了。英人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说,西方的排字工人可以非常容易地分别24个字母(原文如此),非常容易地找到不同的字母模型,如同钢琴家弹钢琴一样,眼不用看而手就可按到每一个音节的键。斯当东还评论说,中国字有8万个,活字排版是行不通的。以我的计算,在古代,西方活字排版效率,至少是汉字20倍以上。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宁可使用雕版印刷术,也不愿大规模使用活字印刷的原因了。所谓雕版印刷,简言之就是刻图章,如此效率低的印刷技术,居然仍胜于当时的活字印刷,可见传说中美好的活字印刷,古代的实际应用并不咋的。

行文至此,不由得不感叹方块字的难学难用和难传播,极大阻碍了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15世纪是西方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在这百年间,西方社会渐渐走出了罗马帝国解体后的中世纪黑暗时期。更重要的是在这百年间,新价值、新思想、新技术传播逐渐加快,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功不可没。

我们的先祖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是国家民族之魂。可是文化必须推陈出新,当那些古老文化日复一日一成不变时,就会桎梏国家民族的进步发展。

尤其是某些文化一经形成,事实上已很难更改。我们能弃方块字而用字母吗?我们能弃儒学而另创一学吗?我们能弃筷子而用刀叉吗?或许能,或许不能;然而无论前者抑或后者,均有极大成本。

然而这颗星球绝非仅我一家。当其他国家和民族在改变、在进步、在强盛、在向我们挑战;我们却故步自封,画地为牢,墨守成规,拒绝新的选择,或许命中注定将再次落后。

世上绝无不能改变的定例。君不见,当古老汉字与现代信息技术亲密结合后,效率已不低于西文。尤其是汉字具有极强的造词能力,以及非常简约的表意能力,完全能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胜过其他文字。

听说当年胡耀邦参观王码五笔输入法后,回去后立马不再支持汉字拉丁化研究,他自己也花了两天时间学习电脑输入法。

古老的中国文化必须改变,古老的中国文化必须嫁接上当代先进文明,惟如此才有可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魂存于心,形习于变。魂须重塑,民必可化,国必可进,诚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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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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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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