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富人替穷人打工

卓勇良

　　几年前听姚先国教授即席演讲，至今记忆犹新。姚老师说，假定这个世界占20%的人做出了占80%的贡献，但也不能拿80%的钱，至多只能拿50%或更少钱，否则将有较多问题。这个世界说到底，是应该富人替穷人打工，不应如世俗所谓的那样，是穷人替富人打工。

　　到底谁替谁打工挣钱，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的难题。不过我倒是觉得，如果马云没有在他的湖畔花园聚起17个兄弟，创办阿里巴巴，也就没有如今阿里上市后的众多富翁；如果宗老板当年没有踩着三轮车创业，也就没有今天的娃哈哈帝国；如果鲁冠球没有在1969年领着6位小伙伴，创办宁围公社农机厂，应该不会有今天的万向集团。

　　我想表达的，是就创业逻辑而言，起点可能是老板给大家打工，然后才逐渐聚起一大帮员工。至于随后，当然是谁也离不开谁。

　　浙江城乡居民收入长期持续居全国第3位，关键就是有一大群老板。1957年，浙江农村人均纯收入是贵州的1.4倍，1978年是1.5倍，2000年则是3.1倍。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浙江农民整体积极努力，其次是一大群农民把自己变成了老板，于是才有了收入翻倍提高。

　　这在前些年产生了严重问题，劳动收入占国民经济比重大幅降低，无异是穷人给富人打工。1983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短暂上升后，从1983年56.5%下降至2011年34.2%。这些数据是否如此准确或可商榷，但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下降幅度多达20个百分点左右，资本收入比重上升多达10余个百分点，应是可信的。

　　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终于在2011年终结。2014年根据我的估算，劳动收入占GDP比重达到37.9%，比2011年上升3.7个百分点。上升数字可商榷，但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上升是确实的，因为从2011年以来，城乡人均收入实际增速，分别比GDP增速快0.2和2.1个百分点。

　　富人给穷人打工，从市场经济的国民经济分配角度而言，或可理解为是常态。按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从35－40%，下降至20－25%。虽然从这至今，资本收入比重有所上升，但资本只能拿小头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

　　当前随着中国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开始上升，资本收入比重开始下降，中国经济也正在出现富人给穷人打工的客观实际。但这也导致资本利润率下降，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难免令人心灰意冷。所以中国经济当下的一大关键，是激发资本信心，重塑资本活力，或如我说所的，让富人给打好工。

　　加快全面深化改革是增强资本信心的关键。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前述“南方企业家+中西部农民工+境外工艺技术装备”模式，实际可理解为“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开放红利”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人口红利正在弱化，开放红利边际递减，靠得住的还是改革红利，这是通过我们的主观努力可以实现的最大红利。

　　值此经济下行时期，如何让企业家们增强对于中国经济的积极预期，增加短期及中长期投资，更是推动中国经济走出下行局面的关键。当前经济形势确有“玄”的一面，但亦有“机”的一面。

　　一些具体分析表明增强资本信心具有基本面支撑。如长期不被看好的纺织服装等传统行业，经营状况一直好于全国平均。又如多年来从低端商品到高端商品大致都能销得较好的“广谱式”消费继续存在，6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微升，制造业采购指数仍相对较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虽然总体状况不能令人满意，但如果不包括少数亏损大户，同比增长仍在7%以上，说明多数企业财务状况仍相对还过得去。（修改后已发表于《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