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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大了可否不走

卓勇良

  春节时听说,支付宝总部正在有关部门办理迁沪手续。当时不由感慨,“儿子大了难免一走”。今年4月22日,媒体报道支付宝总部正式迁址浦东。恰在此时,我爱上了用支付宝购物付款的“爽”。

  可是我这篇文章想诉说的,是浙江留不住儿子的痛楚。20世纪初期,浙江两家最大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总部相继迁往上海。大量浙江资本和浙江人以混迹上海滩为乐,浙江境内1947年工厂资本只有上海6.0%,江苏的16.7%。刚解放时,宁波只有三支半烟囱,这座号称五口通商之一的城市根本就徒有虚名。

  历史往往重演。20多年前我在新疆挂职,坐我对面那兄弟在浙江挂职,他回来兴奋地告诉我,浙江经济已进入到资本输出阶段。我想糟了,浙江自己还不富啊。

  果不其然,2000年以来,浙江经济增速由领跑全国几乎跌至全国末位。浙江工业今年4月增速仅3.3%%,同比回落3.5个百分点。工业增速的一半多没了,是很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大举向外投资。发家于温州的青山控股集团,2014年销售产值650亿元,董事局早已落户上海,生产基地几乎无一在温州。几个月前在台州调研一家制药企业,5个生产基地有3个在省外,江苏基地生产工艺和设备最好,销售收入占集团一半。

  发达国家企业大了并不必然立马向外大量投资或搬迁总部。20多年前去日本静冈县磐田市考察雅马哈集团,近两万员工多半在磐田市。这个8万人口的小城市,几乎每家都有人在雅马哈工作。微软公司在西雅图创立,总部一直未迁。1916年创立于西雅图的波音公司,总部直至2001年因并购等原因才迁至芝加哥。1937年创立于爱知县的日本丰田公司,官网上的爱知总部地位高于其东京总部。

  企业大了留不住是一种令人诧异的状况。诸如浙江平台太小,上海强力吸引,布局全国乃至全球需要等,都可以是一种解释。然而美日等也有这些状况,为什么他们一些企业能安心留在家乡,且并不影响其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这里的关键,还是中国独特的环境在起着决定性作用。

  行政资源高度集中。前些天我编了一个段子,或许可以反映这一状况。一些部委批试点,一些部委批牌子,一些部委批资质,一些部委批许可证,仍有不少部委仍在直接面向企业分钱分粮票,仍在别出心裁搞各种各样国家级、省级,地方级等名目。逼得企业家只得经常从家乡来到省城,来到京城。当别人拿到特定行政资源时,您拿得少或拿不到,还怎么混?

  人格化交易。这是史晋川教授10多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意思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换”。如果望文生义一下,也就是非面对面即难以做生意,温州台州一带又对此称之为熟人圈。其背后的文化特征,就是相互之间缺少基于法治基础上的充分信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您呆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地方,业务往来又逼得您满天飞,真不如把总部搬了算了。

  建设用地的资源性制约以及制度性的厚此薄彼。2004至2012年,浙江建设用地年均增速仅2.1%,中西部此期间年均增速高达18.0%,于是大家都到中西部投资扩张。我刚在安徽广德县调研,当地有274家浙江投资企业,占当地企业64%。一家替东芝做注塑机配件的宁波企业,在鄞州只有50亩地,在广德有300亩地,正雄心勃勃地开发机器人配件,以及开发向发达国家出口的木工机械。

  儿子大了离家,是浙江对全国的一大贡献。浙江的最大资源,可以说就是企业家资源。儿子大了后由不得爹娘,闯荡江湖,要实现一个大大的梦想,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们。

  然而从家乡情结出发,希望多一些企业留在浙江,多一些投资在浙江,也没什么错。而且,这毕竟是全国最好的一块地,不仅企业能比别处挣更多钱,而且也有利于全国要素优化配置。多留一些儿子在身边,对浙江对全国都是有利的。

  儿子大了可否不走是浙江的一个战略性课题。我们应该以独特的文化基因,高度发育的产业环境,便捷的物流体系,以及高效政府服务,创造最好的发展环境,多留企业及其投资。而且,浙江自己发展得好一些快一些,就能更多地向外输送企业家和投资,完全能更好地造福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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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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