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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2004年是浙江经济增长的一道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浙江经济增速从领跑全国的地位,一路下行,4年后几乎跌至全国末位。一晃10年,有人称之为浙江“失落的十年”。然而事出有因,断言尚早,更应看到浙江结构转变加快和人文社会较快发展。

  浙江经济增速位次下降,以及几乎持续居全国末位,是粗放外延增长走到尽头的必然。就在1999至2003年,浙江国有建设用地供给合计高达170.6万亩,仅次于新疆的247.8万亩居全国第2,占全国同期国有建设用地供给的9.6%,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数字。

  这种状况不用想就可知道,绝难持续。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均耕地从0.7亩多,下降到目前的0.5亩左右。虽有人口增加及口径变化因素,但实际降幅或许更大。简单地说,30多年来,我们至少减少了相当于一个杭州市的耕地。

  制度性的土地紧缩终于在2003年来临。这一年,国土资源部开始实施“土地新政”,此前宽松的国有建设用地供给闸门戛然而下。次年亦即2004年,浙江国有建设用地供给猛然从上年62.5万亩,降至39.7万亩,最低的2008年仅24.7万亩。浙江各地叫苦连天,甚至社会设施项目都难以落地。

  然而全国其中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建设用地供给却大幅增长。我根据历年《国土资源年鉴》数据整理,2004至2012年,全国不包括江苏、上海和广东的28个省份,国有建设用地供给年均增长高达16.0%。其中贵州年均增长64.8%,河南32.3%,江西26.1%,内蒙古23.5%,安徽20.5%。

  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债亦扶摇直上。我所研究员搜集整理的数据表明,载止2013年6月,全国各地的地方债合计多达17.4万亿元,占各地GDP比重平均高达27.7%。其中19个中西部省份地方债合计占全国的53.7%,比其GDP占全国比重高9.1个百分点。有3/4的中西部省份的地方债占当地GDP比重高于30%,其中4个西部省份高于50%。

  在中西部土地供给增长加快和巨额地方债的双双支撑下,形成了一场政府推动的粗放外延增长盛宴。2004至2013年,上述19个中西部省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5.2%,高出全国平均3.4个百分点,亦大大高于其GDP增长。现代经济增长一二百年来,全世界的经济都在持续向沿海集聚,美日等发达国家至今仍未停止。中国经济却早早停止了向沿海集聚,转而向中西部地区集聚。2013与2004年相比,沿海11个省份GDP占全国比重下降了3.2个百分点。

  沿海省份因土地供给增长受资源和制度双重制约,注定较难加入到这场粗放外延增长盛宴之中,浙江尤甚,更是注定成为全国GDP增长“洼地”。2004至2012年,浙江国有建设用地供给年均增长仅2.1%,比全国平均低11.4个百分点;江苏年均增长9.8%,比全国低3.7个百分点;广东年均增长10.3个百分点,比全国低2.2个百分点。沿海省份地方债亦相对较少,浙江地方债总额列全国第12位,占GDP的18.4%,比全国平均低9.3个百分点。江苏和广东地方债总额虽分列全国第1、2位,但占GDP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沿海当然不应五十步笑百步,应高度控制好地方债。但也正是在此情形下,浙江这十年,粗放增长缺少土地,集约增长又因企业向省外投资而难以较快推进,出现典型的两难困境。

  十年之中,浙江并未能全身心投入这场粗放外延增长之中,既是无奈不得已,或也可说是意外之幸事。我们辛辛苦苦打工挣钱,为的就是过上一种美好生活,那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就注重结构优化、环境质量、生活内涵呢?浙江虽失去了GDP增速领跑全国的地位,但在结构转变,以及人文社会发展方面并不逊色。我们最近对这十年20余个指标的分析表明,增长指数甚至有所提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已到了必须进行重大调整的关键时刻,新的发展方式理应先在浙江率先发育,这是浙江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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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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