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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岁时我们家从上海来到宁波。住江东演武巷,很好听的一个地名对吧。记忆当中是一幢大户人家宅子,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宁波人所谓的“大墙门”,因为后来在宁波见过不少这类房子。

宅子坐北朝南。大门进去先是一个天井,过了天井是开放式大厅,两侧厢房,正房在大厅上面的二楼。二楼有面向天井的走廊,小时候我曾住这里。当年黄昏时分,我扶着走廊栏杆盯着大门,盼望我爸下班。圆柱很粗,金漆地板很温馨,大厅里的牛腿,对儿童时的我来说有点吓人。

那房子住了不到一年就搬了。这段回忆对我来说,实在是非常美好,因为这也是我刚刚开始认知世界的时候。后来整个童年乃至青年期,总偶尔有一些那房子的景象浮现。一个小孩,倚在走廊边门旁,被邻居大人们逗着玩。当时似乎年关,走廊里洋溢着一年辛劳后的欢快。

在杭州N多年后,才有机会重新目睹这美好童年时光。那天我妈带着我,与我一起走向一个破落且不太大的门。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有着那么美好回忆的地方,天井很小,圆柱斑驳,牛腿朽坏,二楼黑呼呼破烂不堪,几乎就像当下能在拆迁现场看到的所有旧民房一样,只不过这房子当时尚未拆迁。

记忆在哪儿?记忆只能在脑子里。实物尚在,只是实物已面貌全非。即使如此,那些实物多半也即将被一拆而空。当这一代人渐渐老去时,下一代人去何处寻找记忆。

这些精美宅子落到这般地步,很是唏嘘不已。先是制度性改造,原本只是住一个大家庭的房子,被挤进十几户人家,烟火熏陶,百足践踏。接着是狭小空间的结构性改造,天井加建,或成为永久性厨房;露台加层,或成为子女婚房;走廊被占,或成为储物天地。紧跟着是时间岁月无情摧残,当年工匠们手上绝活,终毁坏而毫无价值。当城市大拆迁来临时,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一个个破败街区、一幢幢破败建筑,如摧枯拉朽般“零落成泥碾作尘”。

所以当城市争论该不该拆时,正方理直气壮。至于反方,连自己亦缺少底气。一幢建筑沦落不堪,除非像胡庆余堂老宅一样极具世俗吸引力,否则有何意义巨资修复。无现金流的旧物巨额修复,绝难持久。

文化在哪儿?建筑是立体的雕塑,无声的诗,更是城市文化载体。放眼望去皆是混凝土森林,仔细打量多是恶俗之作,城市文脉断裂,精神家园何在。如果照片尚存一丝记忆,文化则无从体现。这样的城市,就像是漂于水上的浮萍,没有根基,没有底线,也没有牵人心肺的情感羁绊。

木构建筑易朽,注定了新建筑终将在不太长时期内替代旧建筑,然而这应是有前提的。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替木构建筑辩护,“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我个人则认为,倘古人一砖一瓦都得保存,恐今人毫无立足之地。然而这决不是文化虚无主义。梁思成二战期间向美军力主不轰炸日本京都奈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力主保存北京城墙。梁思成所谓的建筑新陈代谢,绝不是断崖式更替,而是如他所说的“以自然生灭为定律”。

纵使新建筑具有足够美学和实用价值,足够的文化承载力,旧建筑仍是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符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说中国已无唐朝建筑,而日本奈良建于这一时期的东大寺保存完好。梁思成不信这一套,终于和他的民国第一才女太太林徽因一起,在五台山一个山沟里,找到了建于北魏,重建于唐,后被称为中国“第一国宝”的大佛光寺。佛光寺正殿一个小角落,谦虚地有一尊胖呼呼的唐仕女彩塑,叫做“女弟子宁公遇”,据说即武则天本人。我们在历史建筑前肃然起敬,因为那是我们的血脉。

就在写这稿子前一天,建于1872年的宁波外滩教堂大火,几于全毁。宁波及浙江本来就很少历史建筑,而我们自己又不加珍惜,轻易毁坏,真当罪过。童年时在外滩玩耍,是那教堂钟声催我回家。我一个舟山同学火灾后跟我说,每次来宁波,看到钟楼才觉得真到大陆上了。一些宁波人看着大火后的教堂泪流满面。我们活在当下,可是历史却居然正在提前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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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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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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