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幸福贵在团聚

卓勇良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春运难都是媒体报道的焦点。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孤身一人在外打工，谁都想在这个时候回到温暖的家，与家人围坐一桌，吃上一口从小就熟悉的家乡菜。以我来说，离开宁波三十四年，越来越觉得咸抢蟹、烤天菜是我的最爱。而那并不只是一种味道，而是一种记忆，一种亲情，一种人生的温馨。

　　人真的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群居动物。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为了追求那么一些物质享受，为了精神上的一丝愉悦，为了追求那些感官上的满足，有时甚至不惜付出沉重代价。可是当这一些都达到的时候，如果此刻有人能分享你的一分快乐，有人能倾听你的一声絮叨，如更有人能赞扬你一句那些并不突出的努力，你可能会更开心。而这些如果都难以实现，你还是孤身一人，甚至都没人愿意和你吵上一架，坦率地说，你的幸福将会缩水，自我感觉将会恶化。

　　与团聚的幸福相对应，离别是痛苦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在做着文学青年梦的时候，曾专门就离别诗写过一篇小文章。离别是唐诗中的一个重要题材，比较通俗的有李白的送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比较深刻的有杜甫的“三别”，即“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比较上口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也是以离别为题材的。文人是一帮典型的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家伙，所有幸福的情景都是相同的，不过那太浅白了；所有痛苦的情景各有各的不同，那才是深刻的主题。

　　团聚并非当代中国人特有情结，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有多少美国人为了平安夜的那一刻，可以坐上四五个小时飞机，横跨整个北美大陆。1967年春节，上海造反派要求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不让人休息，搞得怨声载道。我二舅当时设法弄了一张病假条，坐轮船清晨四点多来到我家。我从睡梦中醒来，看到二舅高兴地同我母亲讲，他到宁波来的惊魂之旅的故事。

　　可是春运难令团聚成为中国打工者们的一种奢侈。以现有技术经济条件而论，根本不可能解决春运难。相关人士倒是年年会有一些宽慰我们的话。有一年《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对有关人士的采访，说春运难的“最大症结还是铁路运力不足”。当时还报道铁道部一位副部长说，“五年后，我们要建成12万公里铁路线，基本能解决买票难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宁波和上海是如何解决春运难的。当时宁波和上海的客运主要是海轮，平常每天一两个航班，春节期间一天有七八个以上航班，运能增加好几倍。那些加班船都是货船，在船舱地板上铺席子，称之为统舱。

　　这种增加运能的办法，对于陆上长途交通是行不通的。如果有一个能适应春运的铁路客运系统，那么这些运能至少三分之一以上将在平常闲置。如果铁路票价不变，铁路部门将巨额亏损。如果让铁路部门正常运转，具有正常的经济效益，就不可能有大量运能专门用于短暂的春运。所以春运难并不是一个运力问题，而是一个技术经济难题。

　　这里的直接症结是旅客乘车的高度不均衡。任一个正常的运输系统，都不可能应对如此巨大不均衡的运量。一年一度的这种“超大规模人群的超长距离流动”，太让人难受，太令人无奈，太使人感到相关政策的失败了。

　　我原本想，如果让农民工在打工地定居，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可是细想一下，当年我二舅他们不也是在上海定居吗？可是他们每年照样要来宁波一趟。当年大群大群地乘着轮船，赶在除夕之前来到宁波的上海人，都是在上海定居的，可这并没有挡住他们一年一度的返乡之旅。让农民工定居算不上是解决春运难的一个好主意。

　　团聚止步于春运难。如果我们再深入探讨，那将是写一本大书的题材。无论如何，我们的情感渴望团聚，我们的幸福需要团聚作为一种填充物。当万家灯火，鞭炮齐放的时候，如果还是孤身一人在外，可别有任何怨言，因为那是春运难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