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悚曲折的2020即将过去,“不稳定不确定性”的2021即将来临。关于全球化的2021及未来故事,除了前述两个“不”是高度确定外,其它似乎多半未知。
(图系葡萄牙16世纪在马来西亚的遗迹)
1、历久弥新的全球化
人类的全球化始于6至10万年前。发源于东非大裂谷的人类,从吉布提海岸越过红海,进入阿拉伯半岛,开启了地球由智慧生物统治的新纪元。
人类文明史的所谓全球化,或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黑曜石贸易”据称是最早的地区间贸易之一,考古发现两河流域有一种黑曜石是富有男人的宝物,而这种石头产于土耳其中部等地。两河流域更确切的地区间贸易证据,出现于公元前5000年,这在中国是仰韶文化的早期,传说中的夏朝还要再过近3000年。
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诸城市就与印度有贸易往来,而且不是政府建立的官方关系。这显然表明,市场经济具有非常古老的基因。
地区间贸易促进社会治理。公元前2000年初巴比伦的一份文献中提及或许付钱才可获得“皇室流通许可”,这期间甚至出现了商人在国际间的贸易合作。
中国也是公元纪年前的全球化积极参加者。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证实,公元前近2000年前,印欧人种已进入罗布泊定居。中国的养蚕业于公元前4世纪传到印度,公元前46年就有罗马人穿着丝绸制成的衣服,据说其中有凯撒。公元前110年前后,一些来自埃及亚历山大的“幻人”(魔术师)来到中国。公元166年,有文献说,罗马使者马可∙奥勒留来到中国。
现代意义的全球化始于意大利人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资助下的美洲发现,以及葡萄牙人达∙伽马的绕好望角、沿非洲东海岸经红海至印度航线的开发。这是血与火的全球化,是以西欧一些国家瓜分这颗蓝色星球肇始的全球化。
这之前的1405-1433年,郑和的庞大舰队最远曾到过非洲莫桑比克海峡,不幸戛然而止。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库克船长的首次单船环球航行,可以清晰看到人类18世纪的全球化布局及进步。这是发生在1768-1771年的故事,库克船长从英国朴利茅斯出发,分别在巴西里约、现印尼的雅加达和好望角,进行三次主要的休整补给;出航时94人,返港时尚有2/3人员。麦哲伦1519出发时5艘船、265名船员,返港时仅1艘船、18名瘦得不成人样的船员。
2、全球化加快文明进程
多半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取得巨大收益。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因“被”全球化而遭受伤害。全球化虽有较高成本,但因优化和促进了人类的长期存在,似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浪潮。
古埃及与两河流域的深入交往,催生了古希腊文明,催生了字母在叙利亚一带的最早形成。公元2000年前的古埃及十二王朝时期,埃及人似乎与他们的北方邻居有着良好的贸易关系,不过古埃及人与亚洲人也相互进攻。在古埃及人与两河流域之间的交往中,希腊是一个重要的中转地,希腊人是尼罗河沿岸古建筑最早的观光客(《探寻古埃及文明》)。
西欧历史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埃及与两河流域,因为西欧历史源头就是古希腊及古罗马,而古希腊受到了古埃及与两河流域的深刻影响。爱琴海最早的居民点是公元前6100年的克里特岛,“似乎与希腊大陆没有联系”(《希腊史》P24)。到了公元前3000-2000年,爱琴海一些岛上居民的陶器,表明他们来自小亚细亚。
希腊大陆“延续三千至四千年漫长的新石器时期,几乎完全是以来自东方的影响为特征的”(《希腊史》P46)。“克里特和希腊大陆在公元前15世纪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贸易的普遍发展,这是近东地区青铜时代文明臻于成熟的一大特色……”(《希腊史》P58)。基督教脱胎于中东地区希伯来人的犹太教,而希伯来人按圣经所言,公元前1290年来自古埃及,尽管那里并非他们的故乡。
地理大发现强盛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促进了英国以及西欧一些国家发展的加快。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率先确立君主立宪制的议会民主政体,率先展开产业革命,资产阶级快速崛起。英国人利用北美的棉花、印度的棉布、中国的茶叶、非洲的黑奴等,大大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3、全球化促进中国发展
开放促进中国快速发展,也促进了中国改革。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前半期,在建设“四化”要求下,中国形成了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装备引进高潮。当时对外实际签订26个项目,包括,化纤装备4套,石化3套,大化肥13套,大型电站3套,钢铁项目2套,另打包的机械化综合采煤机组43套。
由此形成后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我1991年在温州了解到,当时占全国编织袋产量1/5的平阳县,相当一部分聚丙稀粒子来自于镇海炼油厂,这家企业的石化成套装备是引进的。绍兴县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头10年快速崛起,但如果没有引进化纤设备生产的、以及直接大量进口的化纤长丝,就不可能有所谓的“纺织大县”。
简言之,没有开放形成的物质基础,就没有70年代末、80年初,浙江乡镇企业及个私经济的异军突起。
商品出口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第1个10年即1980至1990年,全国商品出口以美元计增长3倍,第2个10年4倍,第3个10年是6.3倍。这第3个10年也是全国经济增长最快时期,GDP年均增长10.6%。2011至2019年,全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长跌至3.5%,GDP年均增长回落至7.1%。
中国快速发展也对发达经济体形成一定冲击。虽然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及科技巨头与中国的生意赚得盘满钵满,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份额按年份分析,这几年高达30%多。然而分阶段的长期(1952-2019)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接近负0.6。这或许主要还是发达经济体在较高发展水平下的发展放慢所致。
4、去“中国化”的挑战
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化的小“冰河期”或许正在来临。尤其是最近美国大选的曲折故事,据称系全球化派与保守派分歧所致。与此同时,国家和地区间的交往关系,历经长时期演化,正在进入价值法则主导时期,陷全球化于更复杂境地。
——全球化第一时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阶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1520年,据估计阿兹特克有1200万,1600年只有100万人,大量人口不是死于与西班牙人的战争,就是死于西班牙人带来的传染病等。
——全球化第二时期,利润至上的贸易法则阶段。臭名昭著的黑奴“三角贸易”,是这一阶段的典型案例。1853年,美国人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而在此前的1840年,英国人用炮舰强行要求与满清政府通商,愚昧的清政府一败涂地。
——全球化第三时期,超物质利益的价值法则阶段。由于财富泉涌、财富增长效应边际递减,短期物质利益影响弱化等因素,价值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中近期物质利益的影响。诚然价值法则也具有物质利益内涵,但这是一种长期化的物质利益。因此对于一些发达经济体而言,或许已经可以在一些具体时点和事项上说:价值重于利益。
正是在这一人类交往关系的演化下,不可低估价值法则在美国及发达经济体对外关系中的影响。文化和制度冲突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常态,如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千年冲突,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冲突等。因此,在价值法则主导发达经济体对外交往关系的阶段,所谓价值法则其实只是单边准则,难以形成共识,从而严重影响全球化。
正是从这一点看,对于中美关系的走向,比较有一点悲观。现在尚未出现对抗,显然应以政治智慧努力避免。因此,在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下,以中美关系为主的中西关系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给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笼罩上了阴影。
然而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中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一是产业链优势,典型的如温州柳市的低压电器生产经营,具有全球最高的性价比优势;二是物流优势,长三角具有世界大湾区所没有的两个超级大港,以及最密集的企业空间分布,物流效率较高;三是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成本较低,收益较高,内外循环相得益彰;四是勤劳智慧肯吃苦的文化优势,这在长三角尤为显著。
因此,就美国而言,很可能形成一种有选择和有限的“脱钩”。中国在中低档次商品生产经营方面仍占全球较大份额,而在高技术及敏感学科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的交往则出现弱化,由此累及重大技术进步。这对国内近期发展影响相对较小,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或有较大影响。
不过12月30日中欧签订投资协定是一个突破,或许将对这一局面有所改变。
5、全球化是一条大河
大河奔腾不息。黄河长江哺育了中华民族,文明最早出现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当下全球化出现的若干问题,只是历史前进的小浪花,不必过分担忧,关键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
——进一步扩大开放。关起门来也可以发展经济,然而所有的发展方式都是基于成本收益比较的选择;鉴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巨大差距,关起门来一定是成本更高,收益更低的一种发展方式。
1976年,宁波一家无线电厂研发成功电子计算器。我曾在建筑工地编制工程预算,大量计算不胜其烦。当时工厂高调宣传,我窃喜终于可以摆脱算盘了。
这台机器采用分立元件,用钨丝数码管显示,体积大于现在的电话机。而此时日本已开始大批量生产掌上卡片型电子计算器,采用英特尔定制芯片。对后发国家来说,关起门来发展经济,等于放弃较高的发展平台,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制造新的落后。
——进一步构筑与全球互补的产业体系。中国虽然人多,但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矿产资源严重不足;大国特点是产业体系完整,但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相当时期内难以形成较强竞争力。
浙江改革开放前长期与全国一样,强调发展重工业,强调建立“小而全”工业体系。1970年增加煤炭职工1.6万人,抽调几十万农民搞小土煤窑。三年夺煤大会战,产量仅计划目标2/5,最后以失败告终。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积极发展轻纺工业,努力融入全球产业分工。1978至2019年,商品出口年均增长23.8%,比全国高9.3个点。1953至1978年,浙江经济增长年均4.9%,比全国低0.9个点;1978至2019年,年均增长11.8%,比全国高2.5个百分点。
历史教训和当下实践都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大进大出,一定是高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现代化,亦即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进一步加快全面深化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形成与发达经济体接轨的市场经济体系;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利用全球化加快现代化发展。《几何原本》在中国的遭遇,或许能说明这一点。
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现代数学的基础,据说是西方仅次于《圣经》的版本最多的书籍。古希腊学院大门写有不读《几何原本》不得入内的标牌,早期英国皇家学会规定不读《几何原本》者不得成为会员。
阿拉伯在8-9世纪的阿拔斯王朝,“伊斯兰教历史上最重大的智力的觉醒”,大量翻译古希腊文献。《几何原本》大概就是在这一时期先行译成阿拉伯文,随后二手转译为拉丁文,1482年欧洲出现了最早的《几何原本》印制本。
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在北京共同翻译这部著作。但中国因体制没有根本性变化,西学长期没有相应地位,这部13卷的重要科学著作只译了6卷,后来残缺不全,难以寻找。日本人曾把西学称为兰学,是明治维新的先声。中国直到200多年后的1852年,这部不朽的基础学科著作,才由海宁人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合作续译,两年后刊印,不知何时才得以进入中国基础教育体系。两千多年帝制,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只有伤筋动骨才能推进改革,才能适合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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