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范仲淹两难”

卓勇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的不朽名篇《岳阳楼记》中的名句，正好反映了浙江各级干部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进程中的两难。

　　作为党的干部，有一个如何实施党的方针政策的问题，或者也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为官准则，。按照一般的要求，干部必须在党所确定的政策路线框架内思考问题，规范行动。必须遵守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作为党和政府任命的官员，必须遵守起码的官场伦理，近者必须直接对任命机关负责，远者必须对对党中央负责。换句话说，官员在基层工作的时候，必须上对起任命机关和党中央。

　　作为党的干部，有一个如何对待群众实践的问题，或者也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另一个为官准则。一般地讲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当前不会有太大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当前处于生产力大发展、制度大变革、思想大解放的转型时期。这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基层和群众的一系列具体实践，不一定能事事处处符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此时，我们应如何正确对待？更严重的是这种超越政策的实践，有时甚至事关群众的基本生存，这时，我们又该如何处理？换句话说，官员实施方针政策的时候，必须下对得起生你养你的人民群众。

　　这其实也是我们党的一个老问题，即如何处理党性和人民性的矛盾的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讲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但长期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个矛盾确实存在，而且有时非常尖锐，这就有一个妥善对待和处理的问题。

　　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在解放思想过程中有百般阻力，千种难处，而就现时来说，“范仲淹两难”则是一个比较典型和比较大的难题。纵观浙江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前的解放思想进程，就遇到了这种“范仲淹两难”的问题。

　　当年乐清县委跟省里派来的工作组意见分歧很大。开常委会的时候，省工作组坐一边，县里领导坐另一边；省工作组指责一个问题，县里就反驳一个。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对“八大王”的处理问题，省工作组认为柳市“八大王”是投机诈骗。理由很简单，你赚钱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县里跟省工作组争了好长时间，还是没用。最后乐清县委班子整体“下课”，他们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为官准则，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　　　　　　　　　　　　　　　　　　　　　　　　　　　　　　　　　　　　　　　　　　　　　　　　　　　　　　　　　　　　　　　　　　　　　　　　　　　　　　　　　　　　　　　　　　　　　　　　　　　　　　　　　

　　当然，毕竟时代不同了，浙江多数干部是能够在这种“范仲淹两难”中，既实施好了党的方针政策，又较好地促进了群众利益。比较典型的如上世纪八十年初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当时面对群众要生存的严酷现实，谢书记审时度势，果断地与县领导班子一起，提出了以贸兴县的重大战略。

　　所以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深思就是，党的方针政策应最大限度地顺应人民群众要求，避免给基层干部制造这种“范仲淹两难”，让他们无所适从。即使当党的方针政策与人民群众实践产生矛盾的时候，对于干部处理，也一定要慎而又慎。

　　基层干部也要注意方法策略，充分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实施的渐进性，做好群众实践和党的方针政策之间的缓冲器。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距，党和政府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多数地方，对于某一个具体区域，有时不免会有一些问题。这时，既要维护群众创业创新积极性，也要尽量注意在原则问题上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同时相信随着实践的推进，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也会作出积极调整。

　　其实范仲淹也给这种“两难”提出了解决办法。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相当一部分官员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但作为一种更高的为官准则，作为一名党和人民让我们负起重大责任的干部，我们都应该努力去做。

　　文后记，就“突破”写的这组文章，在此告一个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