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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马克思说“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

“私”这个字在中国文化中,似乎一直不是一个好字眼。文革中更是登峰造极,诸如“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然而一个成功的经济发展,必定以这个“私”字为基础。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后,王权得到制约,私产得到更全面的保护,才有了随后的产业革命。

不过本文还是想把私营经济用民间经济概念来替代。倒并非害怕私字,而是觉得这样更贴切,同时可以跟国有经济相对应。比方说,没有国有股的上市公司,似乎并不能说它是私营企业,但也不能说它是国有企业。但如果说成是民间企业,那就比较合适。如果模仿马克思的句型,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则可以这么说,“私”的存在是社会存在的条件。反过来还可以说,一个消灭了“私”的社会,一定也是一个难以较好发展的社会。

民间经济促进了浙江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浙江也是当下中国负面新闻较少省份,这也不能不认为是民间经济发展的一个成果。就浙江言,民间经济发展起码具有以下特征。

民间经济是分布式的大众经济。浙江个体私营经济2016年多达352.6户,平均每100个户籍人口有7.2户,大致是每10个家庭至少有2户个体私营业主,如再加上持股者、债权人和各种基金持有者,涉及的家庭更多。一大批民间企业家先是抓住短缺经济机遇,然后踩在发达经济体肩膀上,短时间内积累形成巨额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叫响了“中国制造”。当前民间企业正在形成高度的两权分离,具有高度的社会化,与原本的社会少部分人的私人占有,越来越相去甚远。

民间创业是普遍的自主行为。我们必须看到《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向来非常强调个人自由。既然是自由发展,就一定有创业创新,就一定是从最简原则出发,自主选择最适合的制度模式,这才符合“自由”的本来意义。当然“自由”从来就是有条件的,《新约•加拉太书5》说: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民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本原。十九大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两个“坚持”的一个基本实现形式,就是民间创业创新,就是尊重民间按照“最小投入、最大产出”要求,选择企业模式的自主性。更何况在当今社会财富泉涌状况下,占有资本的目的已经不再纯粹是为了提高个人及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即使主观上难免这一想法,客观上也正日益以积极的社会价值为目的。

民间经济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马克思在其晚年的1875年,在修订法文版《资本论》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 [i] 。倘若直接把浙江当前状况理解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或许流于草率。但民间创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个体挣脱贫困束缚,努力改善自身福利状况的人生积极行为;民间创业在当下,是遵循内心呼唤,创造人生辉煌,服务社会大众的价值追求;民间经济在其发展中,并未剥夺劳动者的个人产权,反而增进劳动者福利,促进社会进步。民间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但如果因此不发展民间经济,则无异于因噎废食。

晚年马克思的这句“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对于创新民间经济理论具有很强指导意义。虽然马克思否认要“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 [ii] ,但也表明马克思在其晚年并不否认由劳动而致的对于财富的个人占有。这或许也可以认为是马克思早期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发展。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引用威廉·配第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iii]

我们由此看到了个人产权的古典源泉,看到了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演化,看到了民间经济在经典作家那里的理论阐述。革命者推翻旧秩序后,必须建立新秩序,而这种新秩序的产权关系将在相当程度上以劳动为源泉,这样又追溯到了劳动价值论,而与现代产权理论相接。这种由劳动决定的产权关系,也与年代更早的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观点相近。洛克在17世纪末期指出,劳动属于劳动者,并认为通过劳动获得对土地、矿物、能源的个人私有权 [iv] 。马克思1875年在提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同一篇章的前文指出,“私有制的面貌,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 [v]

诸位,差别化私有制,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概念。这至少表明,晚年马克思并未一概否认私有制,而是觉察到了私有制之间的区别,对早期马克思作出了扬弃。

马克思晚年思想有了巨大变化。我们身处科技快速发展和财富泉涌时代,人类已开始进入外太空探索未知世界,是马克思未曾经历、未曾想象过的,我们毫无必要跟着马克思亦步亦趋。我们不仅通过前人来形成关于客观与主观世界的认知和思想,最重要的还是在火热和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中,通过自身的积极理性思维,创造性地形成关于客观和主观世界的认知和思想,并以此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那种老是拿着前人思想,不思进取地指责当代发展的做法,是对前人思想的亵渎。

浙江是全国民间经济最发达省份,也是除北京上海外,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最高、倍差最低 [1] 、区域发展最为均衡的省份。实践早已证明了民间经济发展的正确性,实践还将继续证明民间经济发展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

 



[1] 天津2016年城乡人均收入倍差低于浙江,但其城乡人均收入都低于浙江,与浙江不具可比性。



[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246页,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6。

[ii] 同上

[i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页,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

[iv] 转引自[美]格瑞特•汤姆逊《洛克》第118页,中华书局2014年。

[v]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244页,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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