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去杭州里西湖的新新饭店。刚进大堂，听到一声“小卓！”。我顺着声音抬头，一张洋溢着真诚笑容的脸庞映入眼帘。虽然似曾相识，但实在不太熟悉这位方脸庞、宽额宽眉，高高大大的中年人。

后来当然知道了。这是当时浙报资深编辑兼记者，姚振发，姚老师。我虽号称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但大学生涯是在浙报大院度过的。未曾有过正宗的校园生活是人生一大缺憾。但浙报大院的那两年多，教会了我好多东西，是我这辈子绝不能忘怀的。

姚老师是资深的文教编辑兼记者。我当时是在工交财贸组实习，虽然一定是见过姚老师的。但我这人情商向来很低，不太会去关心周边的人和事，与姚老师当然没有什么交集。

而在那天，姚老师居然一下就叫出我，这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和有一点诧异。姚老师对我这样一个瘦弱矮小，在人群中毫不起眼的小青年，居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那原本可能擦肩而过的时候，首先招呼我，而且是如此亲切。可是姚老师又是如何知道我的呢，至今都不明觉厉。

写这篇小文的时候，甚至想用“如此慈祥”这个形容词了。因为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姚老师当时看我的神情，完全是像看自己多年未见的一位弟子。那目光在亲切当中带着一种喜悦和关心。

我这人有时候对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记忆力出奇地好。可惜不是画家，无法还原当时情景。但那景像，却能在我脑子里，如电影画面一般，一格一格回放。

今年夏天，室友宁一兄，在杭城最堵的晚高峰，驱车从城东来到城西。目的就是把姚老师送给我的两本书带来，一本是杭州出版社2009年出的《晚茶二杯》，再一本是文汇出版社2016年出的《晚茶三杯》。

翻开飘着油墨清香的封面，姚老师遒劲的题名赫然入目。一位从业逾四十年的老报人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一位体制内主流媒体工作人员的所见所闻和所思，一位文字工作者的社会观察和分析，浓缩在这些文字当中。

姚老师五十年代就学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这放在三四十年前，是文青们的梦想高地，至今应该也是吧。姚老师复旦毕业后，先是在北京的《大公报》工作了几年。这张报纸后来改名为《中国财贸报》，报名毫无韵味对吧，我们业外人应该已对这份报纸毫无所知。这以后姚老师就来到了浙江日报，从此直到退休后的岁月，实际仍在浙报系统贡献青春。

姚老师赐我的两本书，完全两种风格。第一本《晚茶二杯》，主要是2000年前发表于浙报等主流媒体的93篇文章；第二本《晚茶三杯》66篇文章，按我的判断，主要应该是他从浙报退休后撰写发表的文章。第一本书的基调是恬淡，第二本书的基调是忧思。这当然不免以偏概全，但愿姚老师不会责怪我这个晚辈的曲解

因为在浙杭两家主流媒体都分别实习过整整一个学期，加之后来又长期写稿，所以对姚老师文章中叙述的一些情景，大都熟悉，倍感亲切。在《晚茶二杯》中，更多的是感觉到姚老师的散淡。对，就是京剧《空城记》诸葛亮唱的那句台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的那个“散淡”二字，其实书名已表达了姚老师在那一时期的情感。

有一年，杭州市委的一位主要领导把姚老师叫到他的办公室，希望他到《杭州日报》工作，姚老师只是想当一名好记者。然而那位领导快人快语，直言不讳，比较精彩，照录于下。“你以为杭报是小报你不去？！”……“那么你以为我×××快要退休了，你不去？” 隔了不久，报社人事处告诉他，杭州市委组织部两位副部长要来找姚老师谈话。姚老师无计可施，只得以躲避应对。

我们寻常人为利和名忙碌。我们最需要的是歇一歇脚，喝一杯清茶，放松自己的肉身和灵魂，但我们做得到吗？一方面当然是兴之所在，情之所寄；另一方面，总是觉得冥冥之中有一些愿望。姚老师其实正是这样的一个人，面对物质利益，应得的那份固然不能放弃，但也并不违背心愿而追求；年过八旬，虽然赋闲，却依然情怀，笔耕不止。

肉身上的忙碌和闲不住，自是时刻相伴；而那份精神上的淡泊和闲适，却总是尽量追求。我把我们这些人与姚老师相列，目的只是向姚老师看齐。

至于对那些年青人来说，您要是真的淡泊，恐怕在杭州都难以生存。就在前些天晚上，我们家女儿告诉我。她单位有一位名牌大学研究生，家境也还不错，但因杭州房价太高，公司人事关系太复杂，加之其他一些原因，只得离杭去川。而那四川，并不是这位同学的家乡。诺大一个杭州，现如今已容纳不了80后们的淡泊。

姚老师之所以能做到精神上的淡泊和恬适，是因为他有这个资格。我当时虽不在文教口子实习，但知道姚老师是名编辑名记者。文革后，由《大公报》变身的《中国财贸报》，曾专门派人来要姚老师赴京，做他们报社的接班人，但姚老师没去。姚老师广与文学艺术界名人接触，记录着他们的酸甜苦辣，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脍炙人口的美文。正因如此，才有原《大公报》社和市委的青睐。

在姚老师的书中，看到了太多的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当年复旦的叶春华老师曾连续给我们上三天课。叶老师上的什么课，因为我不是位好学生，已经十分模糊。但叶老师当时人到中年的那副诲人不倦的尽心尽责的模样，却仍在我脑海中。周瑞金老师是姚老师的大学同窗，也是《晚茶三杯》序的作者。十余年前，我曾在浦东一幢别墅里，与周老师一起聊天，我当然是以仰望的心态听着周老师说的每一句话。当时有幸跟周老师一起喝酒，酒量当然我好，但写文章的胆识我望尘莫及。替姚老师《晚茶一杯》作序的陈冠柏，是我们年青时的楷模，他当时频发的整版通讯，都是我们争相阅读的范文。

从姚老师第二本书中，更是看到了一位主流媒体工作人员，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思。我因为长期从事研究工作，深知我们的GDP是上去了，但人民群众的生活却尚未相应跟上；深知我们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有了飞速提高，但社会发展总是令人民群众不甚满意；深知当今中国虽然GDP列全球第二，商品出口已列全球第一，2015年占全球14.2%，但我们整体是踩在发达经济体肩膀上，整体是在西方物质文明和部分精神文明基础上，取得现在的辉煌业绩的。从我们这些知识人的角度讲，更多的不应该是骄傲，更多的应该是忧思。

姚老师80年代有一次受吴尧民总编辑要求，在天香楼安排宴请13位来杭州参加工作例会的华东大报老总们。一共花了60元钱，当时相当于一位新参加工作大学生一个多月的工资，似乎也不是一个小数。这宴请后来被人告了，说是公款大吃大喝。

但有关部门查的结果完全出人意料。不但不应批评检查，而且应该大大表扬宣传。原来这次宴请，是于冠西，谭克和吴尧民三人分担，每人20元。这其实完全是工作餐，按现在惯例，哪需个人掏钱。姚老师说：“想想看，一个报社总编的工作宴请，哪有私人掏腰包的，老总们很廉洁啊。”

于冠西老师我知道，是浙报早期总编，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老师人品文章俱佳，在报社上下有很好的口碑。谭克老师没见过，好像也没听说过，应该是我孤陋寡闻。而浙报前总编吴尧民老师，是我们学习时的第一把手。那时我们晚上加班回去，偶尔能看到吴总编披着军大衣从编辑记者办公室商量稿件出来，帅呆了。姚老师在书中说，吴总编多次放弃了报社要给他的房子。

此情此景，面对当今社会不良风气，又如何能使姚老师不动感情呢？姚老师书中有一篇《无官一身“重”》文章，按我对这篇文章理解，在当今中国，“无官一身轻”out了，现在流行的是无官一身“重”，那些退下来的官员，占着公家的办公室、用着公家的小车和驾驶员，耗费着公家的钱财，带着一大帮子与公家毫不相干的人游山玩水，甚至干预单位正常工作秩序。这难道不是以他们的“重量”而言，比退休前更“重”了吗？

做一个正直的新闻人，这是姚老师在他的新作《晚茶三杯》中贯穿的一条主线。姚老师说，这谈何容易，新闻是一个体制下的工具，你只是工具中的一颗“螺丝钉”，不可能有自己的意志；主客观环境能允许你这样做吗？自己的名利地位能置于不顾吗？家室子女的安全与前途能不考虑吗？等等。

然而姚老师总是尽可能地做着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1988年，也就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前夕，省里召开批判《曹操与杨修》的专家座谈会。而那戏原本被认为是一部好戏，转眼之间居然要批判了，难道真的是文革重演？很是令人想不通。刚巧，批判会的发言稿传到姚老师手上，是姚老师仰慕的两位浙江戏曲界大师级人物的发言。

姚老师当时暗想，他们难道分不清这出戏的优劣吗，说不定这也是违心所作。于是采取“拖”的手法，扣压了两篇发言稿。一段时间过去后，大概事过景迁，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其中的一位戏剧大师，知道这事后，握着姚老师的手说，“真要谢谢你啊！”姚老师觉得，尽量不把这种“风来风去”的东西流传出去，也算是做一个正直的新闻人的一个方面吧！

1995年的一天，《浙江日报》副刊以很大的篇幅，发了文艺评论《无可否认的平庸——关于浙江文坛现状的思考》。看了标题就能知道，这是一篇要冒风险的文章，弄得不好姚老师是要丢官的。然而这文章除了有关部门一些微词外，大得读者和文艺界好评。即使今天，这文章也是站得住脚的。

然而这一篇文章却是完全由姚老师领导的部门筹划运作的。对于文章未经审阅，姚老师说得很清楚，办了这么多年报纸，当然知道这一规矩，但有些文章经过审阅，要么就是不能见报，要么就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当然，必须走完报社内部发稿流程，程序上应无懈可击，包括总编辑审阅通过等。姚老师说，“要做一个正直的新闻必须人，要经得起外界和内部的种种质疑和时间检验”。

个人的力量总是非常的绵薄。所以姚老师书中的那句话，非常切合当前的实际。“我已经说了，我的心灵得救了”。如果我们不说，我们对不起读者，对不起自己的良知，对不起生我养我的这方土地。

但我们说了又能如何呢？我们在很多方面改变不了周围任何的一切，然而如果我们大家真的都这么想，这世界不就彻底完了吗。所以我们每个人尽心尽责地做着自己能够做的一切，这世界终究是会慢慢改变的。要不然我们人类怎么能从六七万年前，从非洲吉布提海滩上一个很小的原始种群，发展到现在这样具有高度发达的庞大文明呢。

姚老师说，他把书看得很神圣。这世上曾流传过一句名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这话的那人其实不咋样，但这句话却不能因人而废。姚老师的《晚茶》是个三部曲，可惜我因为不是近水楼台，只得到了其中的两部。

掩上姚老师赐我的这两本书，我由衷的深深感慨。作为后辈，作为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尤其是童子功都很欠缺的后辈，除了努力读书，努力思考，努力写作，努力抗争恶俗的风气和环境，我们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