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我在一个会上提出，杭州应该“重塑世界名城”。一起参会的矛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说，为了避免人家认为我们“有趣”，开一个G20会，就想着要打造世界名城，我们还应“重述世界名城”，因为我们家原本就很厉害。

“有趣”是典型杭州话，意思是为一寻常事而得意。其实数百年乃至近千年前，浙江何尝只有一个杭州能称之为“世界名城”，我们在历史上曾有过一个世界名城群。所以浙江从“十三五”开始，应该有一个战略愿景，就是重塑世界名城群。

杭州的辉煌被马可波罗描写得恍若天堂，但显然是被夸大了，我们不能顺着杆子往上爬。由于元朝人口数字不好找，我们来看南宋杭州人口，可以更确切地了解历史上的杭州。

1979年，林正秋先生根据各地县志，著文指出南宋末年咸淳年间（1262—1274），杭州城区人口约43万。这与柳永写杭州的词“参差十万人家”非常相符。

同时期欧洲一些著名城市又如何呢。意大利名城，世界史上非常有名的佛伦罗萨，曾集聚过达芬奇、但丁、伽利略等耀眼巨星，美国人写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引用1338年人口估计数，是10万居民，仅杭州1/4。

伦敦1500年，英国都铎皇朝亨利八世时期。这位亨利国王以6个妻子及建造剑桥三一学院而著名，然而当时伦敦城仅5万人口。

杭州显然不是“迈向国际名城”，而是重塑的问题。英使马戛尔尼1793年在北京谒见乾隆返程时在杭州逗留，其副使斯当东认为杭州“城内人口繁盛程度同北京差不多”，“市内主要街道大部分是商店和货栈，其中规模之大不下于伦敦同类栈房”（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至于杭州聚集过的名人，恕我不再赘言。

宁波作为港口城市的辉煌始于唐朝，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开埠之港。公元752年，日本孝谦朝3艘遣唐使船舶首次停靠明州，自此至838年，共有7艘遣唐使船舶停靠宁波。842年春，有商人自明州港驾商船赴日本，是最早的赴日贸易记载。

宋朝在宁波设立相当于现在海关的市舶司，官署位于现天一广场东侧。宁波19世纪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当今已是世界第四大港口。

温州的瓯海关由清政府于1876年设立。1886年瓯海关贸易报告记载，“全年的贸易一直比较活跃”。1887年瓯海关贸易报告估计温州人口17万，这份报告慨叹“欧洲很少有城市人口在十万以上者”。

重述过去辉煌并不是阿Q心态，“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而是要唤起重塑世界名城群的信心。在未来发展中设立清晰标杆，激励我们做好工作。

打造世界名城群关键是开放。中国由于独特的地理构造，自人类文明开初以来至19世纪中期，中国长期“孤悬”于欧亚大陆东端，与这块大陆的西端，简直可以说是“老死不相往来”。

10余岁随父谒见乾隆的小斯当东说，“在西亚和欧洲，不少古代久盛不衰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文明古国，甚至不知道中华帝国的存在”（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小斯当东回忆录》）。中国15世纪以来至20世纪中期的落后，闭关锁国是主要原因。

开放才能打破顽固的既得利益。“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开放将确立一个新的参照系，在现有格局中具有了一整套新目标；开放将令全球资源为我所用，在现有山河中具有了新矿藏；开放将引进稀缺的高级要素，在现有架构中具有了新动力。

开放的一个要义是学习。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可以说是极其贪婪地向西方学习，三四十年前被称为欧美“优等生”。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很重要一条，就是放低身段，坦承不足，全面深入观察别人，急所先学先用。

开放的一个目的是超越。当下学习全球最新技术和了解最新趋势已十分便利，但这种便利必须得有更大的开放才行。而只有更大的开放，才能真正学到世界最新科技。

坦率而言，当下中国的开放仍有很大空间。今年春天，一对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工作的夫妇来家里做客。其中的太太已是世界一流毒理分析专家，由于在杭州难以与同行网上对话，坦言十分不便，但她又庆幸好在马上能回去。

昨天在杭州召开的B20，习近平主席7000字的主旨讲话，23次提到开放，足见习主席对开放的高度重视。改革的中国需要开放的世界，前进中的世界也需要开放的中国。我们浙江打造世界名城群，更是需要开放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