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紧运行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1987年陈元领导的一个课题组曾提出“紧运行”概念【1】，一度较有影响。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邱晓华亦曾使用这一概念【2】。

本文提出的国民经济宽或紧运行，系指经济运行的要素供给，以及需求状况。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三个增长源泉，即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若供给比较充分，且需求旺盛，谓之宽运行；若增长三源泉偏紧，以及需求须由供给侧创新改革才能较快增长，谓之紧运行。至于投资出口及GDP等，虽然宽运行下通常增长较快，但也并不意味着紧运行下，这些指标增长均将较慢。

当前是国民经济从宽运行向紧运行陡变的转折期，“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一旦渡过这一转折期，由于劳动所得占比将逐渐稳步上升，中国经济将进入新的动态均衡期，形成结构持续优化提升的紧运行。中国经济此时将继续具有较强内生动力，如全面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紧紧跟上，以及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有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一、宽运行与扩张性结构失衡

中国经济曾长期处于宽运行状态，典型特点是劳动供大于求。1978至2007年，全社会就业人数年均增长2.2%，其中城镇就业年均增长达4.2%。工资上升则相对较慢，1978至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年均增长均为7.4%，比GDP增速低2.5个百分点。劳动所得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企业工资成本相对走低。

资本回报持续较高，资本供给总量充裕。改革开放促使沿海一大批企业家迅速崛起，他们一手招聘大量农民工，一手大量引进技术，先是令国有集体企业出局，随之产品大量出口，令欧美日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难以招架。改革开放前3个10年，出口增长分别为3倍、4倍和6倍多。此期间国内要素价格低于全球均衡价格，出口则为全球均衡价格，企业利润猛增。1998至2011年，全国规上工业利润年均增速高达33.3%，流动性泛滥，投资迅猛增长。

1978至2011年是中国经济狂飙突进期，属典型宽运行。GDP年均增速高达9.9%。在取得辉煌业绩同时，逐渐形成扩张性结构失衡。

――动力结构失衡：形成出口投资依赖。1978至2011年，出口按人民币计算年均增速高达22.1%，国民经济可以不依赖消费增长，不依赖自主创新，而能持续较快增长。巨额利润进一步转化为投资品生产快速增长，形成资本自循环。

――分配结构失衡：劳动所得占GDP比重持续走低。1978至2011年，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从1983年最高的56.8%，降低到2011年最低的33.4%【3】，中国经济逐渐远离他的人民。2011年，中国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大致仅相当于美国1/2强。

――需求结构失衡：消费率走低和积累率走高。最终消费比重从1983年最高的67.4%，降至2010年最低的49.1%。资本形成总额比重，从1983年最低的31.7%，上升至2011年最高的47.3%。据日本统计局提供的全球36个主要经济体数据，最终消费比重高于50%的多达29个，中国最终消费比重仅高于沙特，列倒数第2。

二、紧运行陡然来临与收缩性结构优化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逐渐终结。我2008年利用五普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全国年度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于2013年开始持续下降。利用六普数据分析亦同样结论。

根据六普数据，2012至2026年，在扣除死亡因素，未考虑升学，推迟退休年龄等情况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计将减少6596万，平均每年减少471万人。相应预测数据已获国家统计局近几年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数证实。

这是中国企业成本提高噩梦的开端。2011至2015年，劳动紧缺导致收入增长加快，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年均增速高达8.4%，比GDP增速高0.9个百分点。就居民看是收入增长加快，就企业看则是成本上升。

商品出口断崖式回落，经济运行环境陡然变紧。出口成本上升加之竞争对手四起，且遭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出口顿现颓势。2011至2015年，商品出口按人民币计算年均增速仅3.5%，比1978至2011年猛然回落18.6个百分点。全国外出农民工增长，从2011年开始，每年大致回落0.5个百分点，2015年仅比上年增长0.4%，农民工平均年龄已达38.6岁。

企业利润断崖式回落，投资增长降速。2011至2015年，全国规上工业利润年均增速仅0.9%，比1998至2011年降低32.4个百分点。投资增长回落稍慢，同期年均增速15.9%，比1980至2011年回落4.8个百分点，2015年则仅比上年实际增长12.0%。

然而中国经济历经近40年快速增长，改革大步推进，微观相对坚实，具有应对重大危机的较强能力。一是就业仍相对较好；二是未出现企业大面积倒闭潮；三是金融在封闭的市场体系中，加上政府调控，潜在风险暴发可能性尚不至于较大。与此同时，由于居民收入增长回落较少，形成收缩性结构优化，支撑中国经济至今并未出现所谓的“硬着陆”。

――分配格局从有利于资本向有利于劳动转变。2011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开始出现上升。2011年，城乡居民劳动所得占GDP的33.4%，2015年估计上升至37.6%，上升4.2个百分点。这是居民收入增长持续快于GDP增长的必然结果，消费在经济寒风中挺立，拉动经济增长。

――增长格局从出口投资为主向消费主导转变。根据我的研究，定义经济增长进入消费主导格局应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与最终消费增长对GDP增长贡献，均应大于50%，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达到50%左右。前两个条件现已满足，后一条件正趋接近。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形成消费主导格局，服务业比重加快上升，产业结构趋于优化。

――增长动力从要素推动为主向创新推动为主转变。中国经济增长三大源泉，惟技术进步因与发达经济体有较大差距，仍有较大潜力。以浙江规上工业为例，2011至2015年，主营业务收入从5.5万亿元，增至6.3万亿元，年均增长3.4%；全部职工人数从734万人，减至699万人，年均减少1.2%，工业增长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

消费成为宽运行向紧运行陡变的有力支撑，是收缩性结构优化的必然。2003年，最终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降到历史最低的35.8%。2011年以来，除2013年外，最终消费增长对经济增的贡献份额，一直大于50%，2015年达66.4%。

当前收缩性结构优化具有被动性及脆弱性特点。正是由于劳动供给总量短缺，凸显了劳动分配地位；正是由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凸显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正是由于工业增长放慢，凸显了服务业增长地位；正是由于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倒逼企业创新。同时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快，形成收缩性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不过这由于出口投资增长不确定性，增长基础并不稳固。

三、紧运行下资本优化提升机制与机遇

中国经济正在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消费主导的第三波中高速增长。第一波是走出短缺经济的较快增长，第二波是外需主导的更快增长。这三波经济增长均有一个关键因素，即劳动相对价格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经济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从1983年开始下降，至2011年降至历史最低，然后持续上升。由此可以认为，中国经济是从劳动相对价格降低，开始形成成本下降型的资本快速扩张，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2011年以来出现的劳动相对价格上升，将形成激励约束增强型的资本优化升级，倘若其他相关状况较好，则或有可能促进中国经济继续中高速增长。

经济紧运行下，劳动工资增长相对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上升，将形成并增强劳动紧缺促进资本优化提升的三大激励约束机制。且这三大机制互为作用强化，成为促进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内生积极因素。一是从劳动要素供给端，促进企业改善管理，控制成本，加强技改和创新；二是从市场需求端，促进企业销售增长及其改善，提高产品品质，优化提升产业结构；三是从社会发展端，促进劳动地位提高，提升国民素质，加快社会发展，改变宽运行下社会发展支撑较弱局面，大大增强社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或将具有三大战略性机遇，形成紧运行下有利于经济较好发展的内外环境。

――后发优势机遇。中国经济总量虽已全球第2，但人均GDP仅美国12%，即使按购买力平价，仍差距较大。中国经济第一二波增长均是利用落差势能快速发展，第三波增长亦将继续利用这一势能。虽难免如杨小凯所言的后发劣势忧虑，但经济紧运行有利于增强后发优势。浙商在安徽创办的宝达精密公司，专业生产新品试制用印制电路板，具有反周期特点。今年1至4月销售额已达1400万元，同比增长50.5%。

――集约内涵机遇。中国经济长期跑马圈地式发展，说“遍地是黄金”并不为过。浙江制造业人均固定资产约2万美元，仅美国制造业人均水平15%左右，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是美国7倍，劳动生产率仅美国1/5。在紧运行倒逼地方政府和企业状况下，形成粗放外延向集约内涵转变的巨大空间。我十二五规划调研时遇见桐乡市一企业家，不愿建多层厂房；十三五规划调研再遇见他，主动告诉我本轮技改将建多层厂房。

――全球共生机遇。中国经济对于发达经济体，正从促进与冲击并重，更多转变为促进为主。从数字看，中国对全球增长贡献将下降，然而这种数字下降，意味着中国对发达经济体正面竞争的减弱，同时将更多具有对发达经济体的商品及服务的全方位需求，导致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进而又有利于中国。且中国制造因已形成相对高效的产业链、物流体系等，全球竞争地位至少一段时期内较难撼动。华尔街日报5月27日报道，油价正在触及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佳区间。

四、重构“发展宝典”

我所谓的经济宽运行下发展宝典，即“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开放红利”，正在出现相当的弱化。紧运行下新“发展宝典”，或应是 “高素质企业家+高素质员工+自主创新”。但这并无新意，因事实本当如此。这也可看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形成紧运行格局，发展宝典亦回归常态。

当下关键是构造新“发展宝典”新内核。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及“六个坚持”，是构造形成新“发展宝典”新内核的基本指导和基本理念。对于这5+6的11个概念，我觉得如作归纳提炼，核心或是两组词：放开&监管＋知识＆智慧。

放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条主线。长期来一直流行一个说法，一放就活，一收就死，这个放字实现了千百万人梦想。只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下放权力，放松规制，扩大开放，才能适应紧运行下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优化提升转型要求。

放开亦即自由。自由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组词中第二组词的首位，具有内在必然性。只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让思想冲破牢笼，才能既高度自主地积极做好当下工作，又能形成把国家民族带向未来的重大创新。不错，自由从来都是有条件的，《新约•加拉太书5》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监管即是对自由的规范。监管在改革开放初期有相当欠缺，这也没什么奇怪，那时不懂市场经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一种流行食品虾片，现场考察时，领导笑着说，这哪有虾呢，分明是“骗片”，但当时无人监管。

监管亦即法治。放开的同时，必须依法加强监管，否则必是灾难。最近出现的百度和莆田系乱象，正好表明了依法加强监管的极其重要性。这样，可进一步得到一个等式，“放开＆监管＝自由＆法治”。

知识是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理性认识。近40年高速发展，长期采取拿来主义，缺少内生的知识增长需求，知识不值钱是必然的。党和政府长期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特定时代背景决定了其难度。且尊重人才这话本身即有缺陷，难道不是人才的人就不应被尊重？当前关键还是要把党的“十三五建议”提出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真正落到实处。

智慧是对于知识的实际运用。仅有知识远远不够，关键是结合实际，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智慧。上帝问所罗门王需要什么，所罗门说什么也不要，只要智慧。上帝大悦，说不但赐智慧给你，而且还给你所有一切。智慧并不等于知识，但若有智慧而缺乏足够知识支撑，或许智慧越高，越可能出错。

由此得出一个等式，“知识＆智慧＝科学＆市场”。知识的总和就是科学，市场机制则是人类在现今知识和理性状况下，千百万人基于逐利动机，以及加上政府管理的智慧总和。这样理解或许不一定精准，但应是一个大致图景。

这就进一步得到一个等式。“放开&监管＋知识＆智慧”，约等于“自由＆法治+科学＆市场”。前一等式是具体行为展开和行为要求，后一等式是社会治理和社会价值，其中任一要素在紧运行下，均系必需。

新发展宝典实施难度大于旧发展宝典。原因在于这一新宝典的新内核，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所欠缺的，且新宝典实际运行更需一系列新配套条件。由此亦可认为，中国经济往后发展难度将会增加，而这显然也是所谓紧运行的深一层内涵。

(本文发表于6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因版面所限有所删节，此系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