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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全国今年10月,社零同比增长0.4%,比上年同期回落2.5个点;固定资产投资下降8.1%,比上年同期回落6.4个点,地方财政困难。

如何以有限的要素投入,撬动民间投资与居民消费,成为当下一个破局关键。

少子化、老龄化及区域人口向都市圈进一步集聚的大趋势下,土地管理应从过去“耕地总量绝对平衡”,转向“产能平衡与生态空间弹性统筹”。

允许东部沿海高密度、高产出地区在空间上做适度合理的腾挪。既能有效提振民间投资,更是顺应全球经济要素向滨海平原和优质谷地集聚规律的必然选择。

一、建设用地不是“资源消耗”,而是发展杠杆

浙江近50年实践显示了一条极具启发性的发展逻辑:增加建设用地并非“资源消耗”,而是加快发展的核心杠杆。

浙江数据表明,建设用地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

2023年,浙江以全国3.1%建设用地,承载全国4.7%常住人口,创造全国6.5%GDP,具有全国8.7%税收(注1)。

土地是可改变用途的资源。“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等说法,煽情而已,不合实际。随着人口减少,产业转型升级,这一段的建设用地,下一段就有可能复耕。

全球发达经济体的滨海平原及谷地,挤得满满当当的案例不胜枚举。

复盘浙江建设用地的历史变迁、效率优势与生态平衡,对于当下通过优化土地供给、盘活低效空间来提振投资与消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从传统农业到全域都市化:浙江用地的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都极低,人均建设用地却不能说低,推算为151.1平方米,仅比2024年的227.1平方米,低76.0平方米。

当年纯系传统农业社会。1978年,按笔者推算,全省建设用地约850万亩,其中城镇用地约100万亩,交通用地约30万亩,乡村建设用地约700万亩,占82.4%。

1978年全省人口3751万,人均GDP仅331元,按当时汇率仅196.6美元。城里一些人仅吃饱而已,孩子们冬天衣衫单薄;一些山区县总体未达温饱水平。

当时浙江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仅3至5平方米。如1979年台州地委所在地临海县城人均居住面积仅4.2平方米,至1985年也仅9.0平方米。

2025年,浙江人均GDP达到19798美元,比世行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NI高37.7%(注2),或可说跨过了现代化门槛。

同时,按2024年数据,浙江建设用地2283.1万亩(注3)。也就是说,2024与1978比较,人均GDP按美元计增加近100倍,按人民币可比价格计增加70.5倍,建设用地增加约1.7倍。

(一)建设用地较快增长与经济飞速增长

根据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浙江建设用地由1996年1104.9万亩增加至2023年的2281.6万亩。

PS,系含水库水面的口径,不含水库水面口径2023年为2232.6万亩,其它年份耕地及建设用地数据不尽确切,只能作一般分析。

这一段GDP年均增长,浙江为9.6%,比全国高1.3个点。进一步看1978至2025年数据,浙江GDP年均增长11.0%,比全国高2.2个点,列全国第3。

城市化的历史性进展。1978年全省城市化率14.0%,2025年达76.4%。全省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1999年12.2平方米,跃升至2022年48.0平方米。

(二)供地收紧倒逼集约化转型

2003年是浙江建设用地供给收紧的分水岭。当年全省建设用地供给达到62.5万亩的历史峰值,支撑了2002年和2003年高达38.9%及29.5%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2004年起国家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浙江建设用地年均供给,锐减至34.7万亩(系2004至2009年的均值),“地荒”倒逼浙江告别粗放外延模式,转向“工业上楼”、开发区整合、亩产论英雄等集约用地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三)宜居空间格局的转折性重塑

按2024年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浙江10.46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适宜耕作与居住的“宜居空间”,仅占27.3%,为28581.6平方公里,具体数据系耕地与建设用地之和。

建设用地已成为宜居空间的主体。1999年,浙江农耕空间尚占宜居空间的主要部分。到了2023年,建设用地占宜居空间比重攀升至53.0%,比全国平均的26.6%,高出近一倍,居各省区第5位,仅低于京、沪、津、粤。2024年中国统计年鉴缺少全国土地利用数据,只能以2023年数进行比较。

城市以近两成建设用地,居住一半多人口。2024年,全省建设用地,城市用地占18.6%,常住人口推算占52.8%;建制镇用地占21.2%,常住人口推算占21.6%;村庄用地占35.6%,常住人口占25.6%。

全域都市化的空间新格局的来临。村庄用地2020年达到871.3万亩峰值后开始下降,2024年降至813.2万亩,比2020年减少6.7%。

来源: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三、寸土生金:为什么浙江用地效率居全国前列?

衡量土地是否真正起到了“撬动投资与消费”的作用,核心指标在于单位土地的产出效率与人口承载力。受限于“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理禀赋,浙江被激励具有较高的土地利用效率,且效率指标长期居全国第一方阵。

(一)以较少土地承载高密度人口与经济体量

以“宜居空间”整体衡量,2023年浙江每平方公里宜居空间人口达5017.5人,是全国平均1096.1人的4.6倍;每平方公里宜居空间GDP产出29669.9万元,是全国平均7197.5万元的4.1倍。

(二)建设用地增量具有显著的“高边际产出”

从长期动态演进看,1996年至2023年,浙江建设用地年均增长2.7%,同期全省GDP年均增长高达9.5%,即建设用地每增加1个百分点,撬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而全国在2003年至2023年间,建设用地同样年均增长2.7%,GDP年均增长为8.1%,即每增加1个百分点建设用地仅带动GDP增长3.0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在浙江投放建设用地指标,其投资乘数与经济边际产出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浙江应该是全国建设用地指标使用的优先省份。

(二)城市规模越大,土地效率与消费集聚效应越强

浙江用地数据还清晰印证了“规模经济定律”——城市规模与建设用地效率呈高度正相关。

2023年,浙江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

特大城市杭州主城区的GDP产出12.31亿元、常住人口7149人;

8座大城市GDP平均为8.08亿元、人口平均5796人;

12座中等城市为4.59亿元、4079人;

13座I型小城市为3.94亿元、3851人;

全省33个县平均仅为3.35亿元、3393人。

高密度的城市空间大幅降低了企业的物流与交易成本,2020七普数据,浙江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占非农从业人员比重仅4.6%,比全国低1.7个百分点,为全国最低,印证了“短半径高效率”,同时催生了蓬勃的服务业消费。

四、青山永续:空间扩张与生态优化的良性循环

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常将建设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恶化简单并列。然而,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将约1400万亩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支撑起9万亿元GDP(2024)的同时,不仅没有牺牲生态环境,反而走出了:

“建设用地增加➔经济高密度高质量发展➔生态治理投入加大➔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良性循环之路。

这一良性循环之所以能在浙江开成,源于浙江的三大独特机制。

(一)占陆域七成多的广阔生态空间提供坚实的“安全垫”

根据2023年数据,浙江生态空间,包括林地、园地、水面、湿地等,总面积7.7万平方公里(765.6万公顷),占全省陆域面积73.2%(其中林地占比79.4%)。

全省约3/4的常住人口,高度集聚在占陆域约1/4的宜居空间内,间杂着平原、滨海平原及谷地等多种地理单元。这种“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格局,使得建设用地适度增加对全省整体生态系统的扰动较小。

浙江的大片山林阻挡了人类侵扰,为人口稠密的乡村和都市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洁净水源、清新空气与生物多样性屏障。

(二)经济快速发展建构的“生态链”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贫困,浙江山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滥伐山林、开垦挂在山上的“大字报田”等生态破坏现象。随着建设用地扩展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腾飞,浙江积累了雄厚的财政与民间资本,得以大规模实施“千万工程”、“五水共治”、流域生态补偿及林相改造等。

山林保护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乡村居民的燃料及建材,已不再从山上获取或较少获取,而这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石的。莫干山竹林,几乎已成为当地管理机构负担。

2024年,据财政厅数据,浙江仅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积就达4232.3万亩,下达补偿资金12.3亿元。浙江森林覆盖率自2005年有统计以来稳居60%左右,2025年58.6%,地表水质与空气质量较大改善。

(三)“绿水青山”转化为文旅消费形成的“新引擎”

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又反过来成为撬动城乡消费的新支点。优质生态空间成为都市人群洗却铅华的休憩地,带动了乡村旅游、生态康养、参与式农业等新业态蓬勃兴起,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换。

五、破局当下:重构用地思维的几点想法

我国经济当前正处于动能转换与内需承压的关键期。从浙江自身看,2025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增长1.8%,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降至5870.0亿元,比上年下降4.8%,仅为2021年峰值的50.4%,投资与消费增长数据均相当不理想。

此外,在国家要素配置中,浙江人均建设用地增量,2008至2023年增长31.8%,低于全国的50.5%,长期偏紧,面临“有项目无地落、有需求无空间”的掣肘。

面对投资与消费放缓的挑战,优化建设用地供给与配置,是成本较低、见效较快、乘数效应较强的政策杠杆。结合上文,谈一些想法。

(一)用地配置的全局与局部

土地效率最高化,生态保护最佳化,应该是建设用地配置的一个原则。以浙江局部的土地适度配置,来取得土地全局的最佳化,值得有司研究。

土地法中的永久基本农田一般应占耕地80%以上,以及占补平衡这两条规定,对东南沿海地区比较不友好。这一带人均耕地极少,举目所及皆是“永农”,即使有指标亦无空间。土地闸门落下时,这些省份经济应声而慢(见下图)。

当全球发达经济体经济继续向沿海集聚时,我国的投资和用地则曾一定程度向内地集聚。究竟是土地的全局?还是经济的全局?

(二)用地管控的严与宽

一些用地具有严格规定,不容通融;一些用地则应有弹性,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其间的掌握,一定程度地决定了区域发展。

水源地、道路等级体系的用地规定,小城镇的主干道路以及大城市支线道路的等级均应较低,均应严格控制。

影响道路交通的还有城市功能区块规划。再合理的路网结构,也难以应对职住分离、钟摆式通勤的城市布局。城市规划应严格从实际出发及具有科学依据。

对于功能区块的产业定位等,则应宽松。这也像生物多性一样,区块内的多样性产业也有利于发展。小小的东阳花园村有六大产业,照样发展很好。

用地边界伸向上游水源地时,应有硬性规定。城镇空间、以及大型设施如只是向山野拓展,似乎应有弹性。

长期闲置乃至正坍塌中的破旧住房,应该“拆房还田”或重新规划,这似乎也应是较严规定。

(三)用地效率的高与低

浙江并不缺建设用地,缺的是高效率的配置。2020年七普人口与土地利用数据显示了浙江的用地与人口的关系:

城市集中了51.2%的常住人口,却仅占用18.0%的建设用地,人均78.3平方米;

建制镇占20.9%常住人口,却占用18.8%的建设用地,人均199.4平方米;

村庄仅占27.8%的常住人口,却占用高达40.4%的建设用地,人均323.3平方米。

上述数字这些年有所变化,但基本格局未变。建议深入调研,提出对策,制订规划,释放用地。要指出的是,村庄用地比较宽松,是历史形成的乡村福利,不必过度解读,需关注的是大批村民进城导致的“空心化”等状况。 

注释

1、财政部:2023年全国税收181129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2023年浙江税收15797亿元。

2、2025年,世行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NI的门槛水平为14375美元,数据来源为:WDI,世界发展指标库。

3、浙江省自然资源厅“2024浙江省土地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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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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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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