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城市化：风起九里松

卓勇良

　　1998年夏天，杭州著名的九里松古道旁的一家酒店，中共浙江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小组，正在听取有省有关部门汇报和展开深入讨论。

　　这天，在听取省建设厅汇报后，很自然地讨论城市化问题。起草组成员大都力主实施城市化战略。当时担任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的黄勇说，城市化的实质是优化要素布局，建设现代文明社会，浙江人多地少，只有走城市化道路，才能既节约耕地，又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与前些天一样，坐在会议室东墙北端，这时平缓地插话说，“按这个说法，倒是可以实施城市化战略的”。轻轻一句话，为起草组定下基调。就在九里松这家酒店，两天后，起草组请来了浙江大学和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院的专家，专题研究城市化。就这样，在后来形成的党代会报告初稿中，出现了推进“城市化”内容。

　　浙江经济快速增长，到这时已有20个年头。人均GDP已由1978年的331元，达到1998年的11394元，按当年汇率中间价，为1376美元，已经到了实施新的发展战略的重要转折关头。

　　然而，就在省第十次党代会召开一个多月前，在下发各部门征求意见的党代会报告初稿中，城市化这个词却消失了。城市化战略并不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和路线斗争，不能说有多么艰难。然而，至少从这一提法的出现、消失、到后来正式提出中可以看出，这确是浙江解放思想，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前，浙江和全国一样，实行高度严格的户籍制度。不仅城门紧闭，而且不得不从城市向农村大批转移人口。这其实主要是由于长期经济停滞，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

　　然而这种因生产力低下导致的做法，却左右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思路，以至出现了谈城色变的“恐城症”。笔者一位老领导80年代多次以讽剌口吻说那些力主城市化的人，说他们书生气十足，哪来那么多钱搞城市化？正是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下，城市发展受不到应有重视，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被紧紧卡住，发展战略上没有城市化的应有地位，空间布局长期难以优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一些地处三线的工厂和有关研究机构迁入杭州的要求，杭州市一位分管副市长明确表示反对。当时笔者正在杭州市调研，这位副市长对我们说，进来的那些工厂和机构的隶属关系都不在杭州，贡献十分有限，市里却要解决他们的粮食、蔬菜、工业品等供应，还要解决他们住房、就医、子女就学等问题。这位副市长的结论是，杭州市实在是很难安排这些工厂机构进杭，因为这是一笔非常不划算的帐。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笔者在新疆也听到类似的故事。由乌鲁木齐往哈萨克斯坦的北疆铁路，曾规划在天下北坡下的乌苏县城设站，当地因利益较少，没有积极配合。结果，这个车站设到了距乌苏数十公里远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1团驻地，就是现在的奎屯市。

　　客观趋势是无法扭转的，无论是否实施城市化战略，城市发展早已是浙江发展的大趋势。1995年，浙江城市化率32.6%，1998年达到42.5%，4年提高10个百分点。而1998年城市化战略提出后的头4年，城市化水平也仅提高了10个百分点。所以在这个时点，不是要不要实施城市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快实施这一战略的问题。

　　转机终于到来。1998年11月12日，一份研究报告令新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眼前一亮。任职原省计经委副主任的刘亭研究员，与其同事金新仁合作的研究报告，《城市化：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选择》，赫然映入张书记眼中。张德江在这篇报告上写下一段批示后，意犹未尽，又提笔写道，“另，我想重点抓一下城市化问题。此事重大，请认真对待。”

　　时代发展固然急不得、慢不得，但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和时间，必须有政治智慧和勇气来捅破窗户纸。类似于城市化这样的发展战略，最大阻力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划定了不得跨越的禁地。所以我们得常常审视自己，常常提醒自己，必须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和省情，决不能听凭观念和行动落后于实际。

（浙江城市化系列博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