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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费上不去的原因,觉得可以用一个直观的指标深入分析。这就是收入占GDP比重,亦即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

如这一比重上升,表明收入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上升,收入增长向居民倾斜,消费增长将加快;如这一比重下降,表明收入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下降,收入增长在离开居民,消费增长将放慢。

我们辛劳一年为了什么?不要讲那些大道理,多半是为了增加几个小铜板,多消费一些,让家人和自己活得舒坦一点。

秘书稿子里通过领导讲出来的那些轻飘飘的话,什么“通过做大蛋糕”、什么“优化收入分配”、“扩大消费”之类,是人世间最难的事。

蛋糕做大和分配优化,是经济发展的全部问题,这也是扩大消费的关键。居民收入就总体言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圣经》中没有“分配”的中文单词,世无主持分配的上帝

就像有大咖说“消灭私有制”是误译,实则是“扬弃”一样,经济学中的“分配”这个中文词汇,很有可能是对德文英文单词“分布”的误译(见本博2022/9/1文)。

党的二十大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同时在报告第九部分提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2022年,这两个要求均未较好实现。

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2.9%GDP增长3.0%,全国当年人口减少85万,人均GDP增速应比GDP增速的3.0%略高一些。据此,2022年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比人均GDP增长低0.1个点或稍多一些。

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2022年全国人均GDP根据计算为85698元,居民人均收入36883元,占人均GDP43.0%2021年,根据2022年底调整后的GDP,人均GDP81370元,占人均GDP43.2%。因此,2022年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比上年降低0.2个点。

 
 

收入增长快或慢于GDP,以及收入占GDP比重上升或下降,有时并不一致。当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相差较少,且消费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相差较大时,这种不一致就会出现。

比较典型的如2021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快于人均GDP增长0.1个点,因生产者价格指数比消费物价格指数高7.2个点,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比上年大幅下降1.6个点。

收入增长事隔14年后,再次慢于经济增长。上一轮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最后一年是2007年,人均GDP增长13.6%,人均收入实际增长13.3%。此后的20082021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持续快于人均GDP增长。

不过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差距,2012年达到最高的3.5个点后,持续缩小。到疫情前的2019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仅比人均GDP0.3个点。这一差距缩小的其中一个意义在于,居民收入或将再次在中国经济中处于弱势,经济转型将放慢。

收入占GDP比重2016年以来出现波动,阶段性地终结了2011年以来的收入占GDP比重的上升趋势2011年后的头几年,投资增长因惯性而增长仍较快,同时收入增长因工资刚性及就业增长仍相对较快而快于经济增长,从而导致消费增长仍相对较快。

这就使得2011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3%,比GDP年均增长快0.9个点,帮助中国经济挺立于经济寒冬之中。所以随着收入占GDP比重上升趋势的终结,中国经济将失却一股积极的支撑力量。

今后情况显然不太妙。这些年来,经济的主要指标都是下行的,GDP增长已持续47个季度回落。依据以下几方面判断,收入增长慢于GDP及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大概率是趋势性的。

 
 

首先是出口增长回落2021年是近10年出口增长最快的一年,2022年出口按美元计比上年增长6.9%,大幅回落22.9个点。目前有三个因素将导致出口增长持续较低,一是外贸出口增长空间缩小,2021年中国工业品出口已占全球20.0%;二是国内要素价格上涨等的成本上升;三是若干发达经济体甚嚣尘上的脱中

其次是服务业增长回落。中国经济2011年以来之所以未出现当时有人说的“硬着陆”,很大程度是因为服务业增长加快。2020七普与2010六普相比,服务业从业人员增加一亿多人,建筑业从业人员大幅增加。不过很遗憾,这些状况不太可能重现。

第三是制造业提高效率。中国制造业2011年后断崖式回落,开始加强管理、加强技改等,如浙江制造业20112021年技术进步贡献份额高达74.6%。但这也是就业的灾难,2020七普与2010六普相比,全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减少1.7%。中国制造业“遍地是黄金”,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仍将少增人、多增效,影响其就业和工资增长,且服务业弥补弱化。

当下的经济,收入增长不能慢于GDP,收入占GDP比重不能下降,否则就会比较麻烦。然而2011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撇开疫情因素,收入增长难以一定幅度地快于GDP,占GDP比重也难以有一定幅度上升。

 
 
 
 
 

这些问题实质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从企业端的财富创造到居民端的收入增长,从生产端的产品及服务的产出到消费端的购买能力的形成,具有多重的体制性障碍。

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生产增长与收入和消费增长脱节,这在外贸出口不太可能昨日重现下,或将形成水落石出式的不太妙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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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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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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