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在西湖边听朋友讲课后，突然冒出一个想法，美国在知识生产为主体的全球经济中，分化形成两类人：聪明人、笨人。不过这概念有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不能用。然后想到另一对概念，宠儿、弃儿。

宠儿与弃儿的概念，或能较好解释美国当下的经济与政治问题。我当即涂鸦发给朋友，他表示赞成，但未说什么。我想这也许是一种礼貌性的表示吧，毕竟彼此不熟。

宠儿是一批高智商、高情商和高A商者。所谓A商，即努力商。比尔·盖茨在飞机上与保罗·艾伦比赛谁写BASIC程序更快，这是一帮何等自律和努力的家伙啊！与此同时，还有运气好等。凡此种种，使得他们占据全球化的知识生产高地，阅尽人间春色。

弃儿总体智商、情商和A商低一些。但也并不尽然，因为其中一些人“三商”也很高，这里显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他们中的一些人，面临合法及非法移民的竞争，以及知识生产导致的劳动需求下降等原因，工资难以提高，或根本找不到工作。当然，运气不好可能也是重要因素。这就使得他们在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尝遍人间冷暖。

简要归纳。宠儿为时代所幸，以全球化的规模效益，通吃科技金融巨额收益，身价亿万；弃儿为时代所弃，丧失传统经济领域地位，得不到或很少得到新经济的一杯羹，经济社会地位下降。

美国的宠儿与弃儿，具有冰火两重天的遭遇。这些故事充斥网上、教科书，以及相关书籍。

宠儿在硅谷和华尔街居多，财富增长迅猛，财富集中度持续提高。2000年美国进入全球财富500强的178家企业，前10家销售额合计占进入500强企业的24.4%，是末位10家的10.0倍；2020年，美国进入全球财富500强的121家企业，前10家销售额合计占进入全球500强企业的27.3%，是末位10家的11.4倍。2020年比2000年，集中度提高2.9个百分点，规模倍差提高1.4倍。

科技金融巨头具有惊人身价。按照2021美国富翁榜，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身价1821亿美元，微软的比尔·盖茨1148亿美元，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939亿美元，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840亿美元；金融家沃伦·巴菲特804亿美元。索罗斯排名第58位，身价86亿美元。

这些情况引起了《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的警觉，提出资本收入比重正在上升。皮凯蒂叙述英国和法国资本收入比重的下降后说，资本收入“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再度回升至25%-30%（P204），按此计算是比前上升5个点。

然而皮凯蒂没有指出的是，这里主要是全球化下的中国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创造了美国宠儿的造富神话。一些美国富翁财富的迅猛增长，相当程度是美国科技金融与中国经济相结合的产物。

198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达到最高点的62.0%后持续下降，2011年达到最低点的40.0%。美国科技金融等巨头，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分享到了中国农民工廉价劳动推动的资本收入比重上升。

全球化，促进中国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美国的一大批宠儿。如果没有中国农民工，苹果手机价格更高，销量就会下降，平果公司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如果没有中国的庞大市场，没有中国农民工粗糙的手来摆弄那些电脑，英特尔CPU等硬件，微软Windows、Office等软件，不可能卖得如此之好。由此，美国科技和金融巨头们的利润将大幅降低，发展大幅放慢，科技水平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高，有些高科技企业很可能难以产生。

弃儿问题也由此而生。馅饼做大没那么快，有人得到如此之多，必定有人得到如此之少，帕累托最佳只是存在于教科书上的神话。

早些年，经常听到有人说美国产业结构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较高。这话意思是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太低。我却颇不以为然，美国有25亿亩耕地，早年间人口只有一、二亿，可以有大量农业剩余产品，能有较多人从事第三产业。反观中国，10多亿人，不到20亿亩耕地，哪有多少剩余产品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所以中美产业结构的早期差异，是人均耕地的悬殊差距决定的。

美国早期农民，完全不似中国农民那样贫穷。1988年有一位叫埃德温・珀金斯的美国人说，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不仅富裕，而且那里的人民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出生率高，且婴儿与成人的死亡率都比较低。

然而这样的岁月静好生活，21世纪前后以来，居然有所破碎。我10多年前去美国，发现旧金山街头流浪汉较多，这是富得冒油的美国吗？我少见多怪，非常惊讶，但事实确实如此。

网上说全美至少有500万流浪汉，这数据或许夸张。联邦政府倒是每年有流浪汉数据公布，2017年是55万，相当于每1万人有17人。其中科技最发达的加州有13.4万，占全美1/4。官方数据偏低，应该是大概率。

《硅谷百年史》第三部第323页有一段话，“无家可归的现象在硅谷颇为常见，这在加州的其他富裕地区也一样”。“圣何塞的一个无家可归者的营地，附近有无数的科技公司，这里有350人栖身在帐篷和窝棚里，直到官方将其关闭。”由此可见，我看到的情况是能反映加州现状的。

奥巴马在他的一本书里说过一位美国工人的悲惨遭遇。这天奥巴马去美国中部的一个小镇竞选，遇到一位叫蒂姆的工人。蒂姆刚与他太太离婚，他7岁大的孩子需要定期做肾透析，他的工厂要搬到墨西哥去。如果失业照顾孩子，钱从何来？如果跟着去墨西哥，孩子怎么办？回去的路上，奥巴马说他想着迪姆的处境，心情沉重。

宠儿通吃的社会非常危险，所以欧洲国家普遍用高福利来解决尖锐的分配差距问题，但也导致创新活力严重下降。同时也产生一系列其它严重问题，诸如政治正确统率一切，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及活力下降，社会问题尖锐等。多年前就有这么一个观点，“老欧洲正在死亡＂。

美国早几年信奉宠儿通吃。克林顿时代，国会坚决否定第一夫人希拉里的医保方案。不过据说为了克林顿的面子，国会起先同意给这个方案拨款1美元。个人觉得这大致也是那些年美国创新活力强于欧洲的重要原因，但美国的社会问题由此而生。

于是代表宠儿的政客，实行大量福利政策以安抚人心，这或许就是美国这几年向左转的基本原因。因为金融科技等巨头拿得如此之多，他们只能用高福利抚慰民众。

然而这种宠儿对弃儿，全面较高的补偿，却在严重损害着美国1789体制。1787年，美国邦联国会批准了修订邦联条约的方案；1787年，宪法在费城正式完稿；1789年，联邦政府在宪法框架内开始运作。高福利必然损害1789体制强调的“人人平等”精神，且高福利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政府的依赖，损害1789体制强调的自由精神；同时高福利必然导致大政府，以及高税收必然影响美国人倡导的自由企业制度。

高福利政策对经济社会的伤害显而易见。我10多年前在加州，听说流浪汉们按月可领取满足基本需要的生活费。加州是上帝恩赐给美国人的，阳光充足，四季温暖，在街上悠哉游哉，多么惬意啊。

然而这却是对一些勤劳的人们和企业的伤害。一些大公司正在撤离加州。我一个朋友在美国经营高尔夫球场和餐馆，他抱怨说，加州一些人工作收入，还不在家拿补贴多，害得他找不到员工。这样的一个社会，不产生撕裂才怪。

未来美国，如何处理宠儿与弃儿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宠儿不能通吃，弃儿要求也不能过高。美国人或许能找到两者之间的均衡点，也许找不到。以我个人的直觉判断，以人类贪婪愚蠢的本性言，较难找到均衡点的概率或许较大。

美国1789体制已经或正在老化，全球战后体制也正在出现一系列问题。二战以来的全球美好时光，究竟将出现何种趋向？在这2021新年之际，居然会有如此沉重的问题来折磨人，很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