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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的中国内陆农村的生存状况虽已较大改变,但更好生存却仍有较多问题。

中国的现代转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问题严重性还在于中国现代化大厦的基础脆弱,可称为“沙滩上的高楼”,高估成就的做法或将使我们陷入困窘境地。

1、临汾比想象的好多了

三线建设已被证明是误判世界形势的错误决策,不过支援三线的一些第二代们已回不去了。

此行主要目的,是参加一位三线建设第三代的婚礼。这第三代也终于离开临汾,去英国读完研究生后在太原工作,新嫁娘是在读的博士生。

临汾印象大大好于运城与河津。到临汾也已傍晚,不过因与杭州有34分钟的时差,天色仍很亮。来山西两天后,第一次遇上大晴天。城市整洁,空气清爽,车水马龙,活力无穷。

我由衷地说,“临汾比想象的好多了”。来自杭州的长辈连忙纠正说,五六年前不是这样的,十多年前更差,又破又脏又乱。

这位长辈在家族中很有号召力凝聚力。他经常来临汾,目睹临汾变化。临汾长辈也连忙说,最近这一段抓得厉害,确实好多了。

新郎是临汾长辈的第三代。临汾长辈生长在杭州,在杭州工作并生儿育女,因为三线建设随先生举家北迁。如今她与儿媳住在南国,一个儿子在北国,另一儿子在长江中游的小县城创业,女儿扎根山西。

这是一个在祖国天南地北作出贡献,令人萧然起敬的大家庭,共和国理应记载他们的功绩。

婚礼隆重而热闹。世俗婚姻需要庄重的仪式感,以彰显男孩女孩结合的神圣和爱情的永恒。婚礼也是对出席者的感情激荡,一位表妹热泪盈眶,家族长者一脸庄重,动容者不在少数。

我那天在微博上写下这么一段话:“生活多半时候波澜不惊,但总是会周期性地像壶口瀑布一样充满激情。”

新郎新娘同学多年,如今修成正果。新郎第二天开车接我们去他们家道别,一眼就看到博士新娘穿着旧牛仔裤和家居衬衫,坐在小凳上剥豆,不由想起了“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的唐诗。

婚礼前一天去了壶口瀑布。同事微信我,有没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感觉?我说,当时只是由衷的赞叹和忙着拍照,什么都没想。

后来有点懊悔。至少应手扶栏杆作遐想状,哼几句:“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可惜了。

2、欠发达亦是转型期的一种地理现象

临汾,这座以煤炭为生命线的晋南经济重镇,城区的亮丽和活力,掩盖不了产业结构的单一与发展的滞后。煤和焦炭的销售收入占了全市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二分之一。

临汾城区被称为尧都区,近100万人口。全区2017年人均GDP不到浙江的三分之一;农民人均收入1.3万元,仅浙江二分之一强。深入了解后,觉得临汾发展水平之低,或情有可原。

临汾有17个县级行政区划,此系典型的地理现象。全市常住人口448万,仅杭州的一半;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是杭州的两倍。根据2010全国人口普查,临汾人口10万及其以下的县有7个,其中人口6万的县有2个。

这些县都在崇山峻岭之中,面积10002000平方公里之间。这些县基本不可能发展工业,农业较难产业化;政府的规模经济性较差,治理效率普遍较低,政治社会生态不佳。

到临汾的次日去壶口瀑布。车出城区,即开始攀援蜿蜒而上的山区高速公路。上行约一个小时,越过海拔1600多米后,车开始向下行驶。

又过了一二十分钟,一座城镇出现在右侧下方一二百米远的山沟里,亲戚说,这就是临汾下辖的吉县县城。回程时穿越这座县城,是典型的顺着山沟的长条形“一张皮”格局。

自然地理是临汾欠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位于黄河东岸吕梁山脉的永和县,是临汾人口最少县。2017常住人口6.6万,面积1219平方公里;全县地区生产总值8.3亿元,人均GDP1.3万元,仅浙江的1/7。县城是一条长近5公里的Y状山沟。

永和县的乡村居民3.7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3636元,甚至低于浙江的贫困线。永和县农民人均播种面积多达11.8亩,这再次表明,偏僻山区仅依靠农业不可能有较高发展水平,即便人均耕地较多亦是枉然。

转移支付高于当地GDP,是当地一道奇特风景。2017年,永和县转移支付按我的计算是10.2亿元,比GDP22.9%。人均转移支付1.5万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2倍。

巨额财政转移支付象吸食鸦片一样是要上瘾的。锁住穷窝,锁牢穷根,锁定穷态。就在浙江一些山区县常住人口减少情况下,永和县2017常住人口比2000增长3.4%

这么一个仅6万余人的小县,有一正八副的9位县长副县长。一份永和县“2018年专项事业费支出预算”透露,财政拨给专项事业费的有102个机构。这样的局面不改,只能是肥了少数人,瘦了多数人。

3、“跨越工业化,同步现代化”

山西产业结构“又黑又重”。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能源工业占58.4%,材料化学工业占24.5%,消费品工业仅占5.6%。从中已可见到山西经济的局限。

我在运城市中心的商场看到,专柜以南方品牌为主。运城市中心的南风广场的街头市场,都是价廉物美的日用工业品。我随手拿起一种夏天穿的网眼鞋说,“是广东的吧?”摊主连忙说,“是浙江的,广东的没这么好。”

山西国有工业几乎全国之最。2016年,山西规模以上国有工业销售收入占比47.6%,浙江同年这一占比13.7%2015年,山西国资委监管的省属企业营业总收入列全国第2位、资产总额排第5位,有5家企业进入《财富》杂志世界500强。这也证明了我的一项研究成果,各地欠发达程度大致与国企成正比

这也导致山西“官本位”十分强大。前不久一位从太原“出逃”至德清的山西企业家跟我说,政府原本就对民营企业缺少足够支持,加之主事的官员频繁出事或更换,更是使得企业无所适从。

重化工业化导致了对于消费品工业生产的挤出。根据浙江经验,消费品工业才真正是富民产业。然而山西消费品工业发展艰难,2017年,山西消费品工业仅比2016年增长0.1%

事实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内陆地区是不是也得跟浙江一样,需要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山西之行解决了我长期来的一个疑问,即在工业化之路缺少创新之前,这是不可能的。

一是受到沿海的剧烈竞争,内陆地区在现有条件下较难发展消费品工业;

二是如果大规模发展具有矿产资源优势的工业,不但将进一步恶化当地生态环境,且河津经济“硬着陆”案例(见前一期公号),业已表明这也是不可能的;

三是重化工业难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山西各地的人均煤炭产量与各地人均GDP高度相关,但人均煤炭产量与农民人均收入的相关要弱得多。

很令人沮丧吗?一点也不。关键是转变思路,切实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发达国家内陆地区的经济规模也不大,但人均水平却并未与沿海有巨大差距。

亦正因此,我10多年前提出山区发展思路,“跨越工业化,同步现代化”。内陆地区较难像沿海地区一样发展工业,但现代化绝不能让内陆地区落伍。

4、促进人口流动或是长期之策

这里的一个主要选择,就是人口流动。19102013年,美国人口增加1.7倍,但一些内陆州的人口甚至有所减少。美国沿海2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占全美的人口比重,从1900年的29.5%,上升至2013年的61.0%

在自然地理不可改造状况下,通过内陆地区人口的相对减少,相当程度地熨平了美国的区域发展差距。1997年,如果不包括华盛顿特区,美国人均GDP最高的3个州,仅为最低3个州的1.8倍。而中国2016年这一数据为3.8倍。

日本情况亦如此。东京至大阪直线500公里的沿海地带,尽管日本政府曾制订“反过密”政策遏止人口集中,人口集聚也确实一度缓慢乃至停滞,但又“死灰复燃”,集聚过程至今仍在进行。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人口集聚。1982年,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占全国36.0%2016年达到41.5%。当前问题是,无论流入地还是流出地政府,都对人口流动的重要性缺少足够认识,导致人口流动的无序和缓慢。

而且,中央政府也缺少明确的政策支持,经济指标排排座也不利于人口流入地政府,这就进一步挫伤流入地政府积极性。一些地方长官公然扬言,我们没有义务帮内陆地区人口致富,一些地方一度以把人口挡在本区域之外,甚至以赶出本区域为要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的部委们编制了大量规划,就是没有一部全国人口分布规划。而在缺少人口分布规划下,又如何从全国一盘棋出发,积极推进人口迁移呢?又如何坚实地缩小内陆与沿海的发展差距呢?

这一思路并不排斥内陆工业的发展。如相当一部分工业产品的“销地产”,又如在保护生态环境下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再如发展生态环境友好的加工组装和高科技工业等。

在此过程中,由于人口总量的相对减少,一个相对稍小的工业,再加上适当的转移支付,亦足以让内陆具有与沿海大致相仿的社会发展水平。

5、积极发展旅游业

四月末的临汾之晨,阳光明媚,惠风和畅,十分宜人。满大街是各色店铺,一些小学生坐在人行道上的小板凳上吃早点,商业生态非常活跃。

一家张亚军稷山麻花铺子,一对正专注于摆放摊位的小夫妻吸引了我。小铺子老板是稷山人,有5家这样的联锁店。历史和现实足以证明,晋人也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只要政府行为端庄而有效率,山西民间经济也能较快发展。

这对小夫妻俩承包这家店,说是一个月一人能有三四千元收入。两间店面房一年的房租3.5万元,一些麻花统一配送,也有一些大概就在店铺里加工。小伙子戴着眼镜,忠厚秀气,一点也不排斥我。

这又令我很感慨。我这一路上深深体会到了山西人的开朗和大气,如果没有他们对我的真诚帮助和毫不掩饰地回答我的问题,我很可能难以形成这些文字。

小伙儿问我,你们杭州有这样的店吗,我说没有。他看我背着相机,像一个典型的旅游者,建议我可以去边上的镇,热情地说,“很好玩的!”

山西旅游业是一座亟待开发的金矿。山西旅游业正处于“井喷”之中,2017年接待国内旅游者人次比上年增长26.5%,然而山西旅游业总收入只有浙江的57.5%

山西发展旅游必须吸引东南沿海地区巨额资金投入。建立高度诚信的对外形象和优化投资环境,是山西旅游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写完山西纪行的最后一篇,心情有点沉重。

非常诚挚感谢山西亲戚为我创造了山西之行,祝愿他们和所有的山西人,工作生活像临汾杜鹃一样,火红炽烈而又平实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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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勇良

卓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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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居于杭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2010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mail:zhuoyl@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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