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的一个会上，一位年纳税20亿元的企业家认真地问我们，那些巨头们在捐钱，他企业所在的当地，一些往日边缘的部门也来化缘，他们要不要也捐钱呢？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一原因，大可不必捐钱。我知道这家企业在做着一些慈善事业，一年有不少捐款。而且，由于充分竞争，利润很薄，每一个子儿来得并不容易。

如果已正常纳税，如果已尽了应尽的社会责任，如果也没欠薪什么的，企业利润应积极投入于扩大再生产之中。为促进当前正在回落的经济和投资增长，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这正是夯实共同富裕基础之必需。

当企业家们研究“要不要捐钱”的时间和精力，影响到了“要不要投资”的时间和精力，经济大概率将下行。这才是大问题。

隔了一天看CCTV午间新闻。乍一开始就出现了凝重声音，“八月份受到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疫情汛情冲击影响，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速有所回落”。当然总基调仍积极，“综合来看，经济运行还是延续了恢复态势……”。

8月份份经济指标在逻辑上似乎有一些问题。出口增长15.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仅增长5.3%，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仅2.5%，扣除物价因素只增长1%多，与出口和工业的增长速度不相称。也就是说，出口和工业增长，并未相应地传导至消费。

投资持续负增长，或许是其中的一个解释。但按统计局公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累计同比增长8.9%。

翻阅统计资料则问题比较严重。2019年1至8月累计，全国投资40.1万亿元；2021年1至8月，全国投资34.5万亿元。2021年8月累计，比2019年8月累计，名义下降13.4%。考虑到价格因素，实际下降更多。

这就是说，今年8月份，全国投资不仅未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而且比2019年同期大幅负增长。

这或许有口径等因素，但绝对数就是如此。

投资下降，导致就业减少，以及投资品增长放慢，消费回落在所难免。目前的问题是，不要让这种阶段性的回落长期化，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8月份，一些日用必需品仍有相当增长，说明城乡居民对于生活必需品，仍不乏购买力。增长10%以上的商品有，烟酒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石油及制品、饮料类等。大幅负增长的是通讯器材、汽车、餐饮等。

这一方面确是疫情影响，另一方面是在收入增长放慢或乃至收入减少的影响下，城乡居民尽量减少可买可不买商品的购买。

一个多月前去新设立的一个区参加一个会议。一路上塔吊林立，一连串非常繁忙的建筑工地。开会时，我跟领导说，那真是我们区的新气象啊。没想到领导回答，您看到的是最好的一个区域，投资增长实际较低。

投资增长是非常直接的一个信心指数。因为只有对未来具有信心，才有可能投资。

全国民间投资自2010年11月达到累计同比增长35.1%的最高增速以来，持续下滑。2019年10月，降到了正常情况下最低的累计同比增长4.4%，然后开始回升。不过疫情期间，又降至累计同比负增长24.5%的最低增速，好在迅即回升。近几个月，又以每月同比回落2个多百分点的速度在放慢。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投资？

低成本而又比较可行的，就是增强对于未来的信心。然而对于民企来说，如何增强对于未来的信心呢？最近一段时间来，伤民营企业心的事较多，增强民营企业信心的事却并不多。

不能以美好愿望去要求大众行为。党中央早在1984年就指出：

“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过。

一些美好愿望无异于地狱的入口处。“五月花”号来到北美大陆的头两年，那些“天路客”们也是集体耕作，集体分配，但年年挨饿。于是，1623年4月，他们决定“分地到户”，“各家种自己的那块地……，每家保留自己的收成”，从此再也不挨饿了。

——[美]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五月花号》新星出版社2006年P155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大致从1950年开始，就开始对私营工业实行改造的方针，1956年初达到高潮。1956年1月19日至22日，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金华和绍兴7个市，分别在4天内，全部实现了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省公私合营工厂，已占全省私营工业总户数的96％。

接下来开始了中国和浙江经济的不幸。1956至1978年，全国GDP年均增长仅5.4%，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6成；更为严重的是，全国全部职工平均工资，1956年610元，1978年亦仅615元，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准有所下降。

浙江同期GDP年均增长仅5.5%，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半。1978年全省农民人均从集体分得的收入90.5元，只有城里一个小青工2个多月的工资。

幸福生活一定是辛勤劳动创造的。我认识的一位企业家，当年他给自己配了两辆桑托纳，4位司机。司机轮班，车轱辘连着转；他四处奔走，就在车上眯一会儿，成就了一家业界列前位的大企业。

辛勤劳动背后一定是具有较强激励作用的体制机制。浙江外贸出口增长，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增长9.0倍，第2个10年增长8.9倍，第3个10年增长9.3倍。

2000年后，之所以能在已有较高基数下，浙江出口增长进一步加快，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加入WTO，另一方面是浙江乡镇集体企业普遍实现了产权明晰的改制，国有企业改制也基本完成。

中国经济又到了需要极大地增强企业信心的时候。关键还是要建构低成本的长期可预期环境。这包括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具体提法，以及对于企业“硬”支持等的长期稳定。

关于企业家捐款的事，或许就到此为止吧，此风不可长。

当前，积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建构民营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积极促进民间投资稳步增长，才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硬道理。